米芾为什么写不好草书？

我们都知道米芾的行书水平不是一般地高，但米芾草书成就却很低。对米芾的草书，历来就有诸多评论。

与米芾同时代的黄伯思评论他“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明代孙鑛对米芾草书九帖评曰：“第是行家、非利家，使付之不知书人，恐未有赞其佳者”；如果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米芾在草书上基本无所作为”。

元丰五年，年仅三十二岁的米芾怀抱大卷书法作品千里迢迢来到黄州，拜访了倾慕已久的苏东坡。苏轼对这位青年才俊甚是欣赏，不但授以竹石画法，连示范作品也送给他。对米芾的书法作品更是赞赏有加“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仅是这一评语，足以让年轻的米芾对苏轼有知遇之恩而终生难忘。苏东坡对米芾的评语不乏夸张的成分，但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米芾当时已写草书作品，并且水平相对不错。

元祐三年，即在黄州拜谒东坡后第六年，米芾见到了李玮家藏晋贤十四帖，帖中洋溢出的古意与其求古的审美心理不谋而合，他大受震动，感叹道：“（武帝书）气象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质，张长史怀素岂能臻其藩篱……”。于是，从草书上找到精神皈依的米芾不久便提出了著名的草书宣言：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光尤可憎恶也。

哪想到，宣言般的《草书帖》一经问世，米芾便陷入了草书创作的尴尬境地。

如果说米芾行书壮岁“集古字”，老则“成家”，他在草书上则终生“集古字”而未能成家。从米芾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小草作品大致集中在三个阶段：

一是元祐年间见到晋贤十四帖后，作有《好事家》、《晋武帝书》和《草书帖》等；二是绍圣、元符年间在涟水任时，作有《中秋登海岱楼诗》、《焚香帖》和《元日帖》等；三是崇宁年间得《王略帖》后，作有《临王略帖》等。

这些小草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小心谨慎，畏手畏脚，对晋人法帖亦步亦趋，惟恐越雷池半步。米芾的个性是“跅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这种个性并不适宜去写平实古雅、字字独立的小草。何况“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书法特征，正如董其昌所说：“宋人以书取意，自以其意为书，非能有古意。”

米芾对小草的无奈也曾做过多次叹，在《中秋登海岱楼诗》帖中他写道“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好字，信书亦一难事”，在《元日帖》中道“信真者在前，气焰慑人也”。不难看出，他对待小草是如何力不从心。

米芾三十二岁前所作草书，无所挂碍，任情而为。后来因避讳自己曾学过周越“俗”书及受苏东坡影响，认为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唐代大草入“俗格”。他开始一意书写着“古意”的晋人小草。但唐代大草更适宜去表现他“颠狂”的性格，在温雅的晋人小草面前，他只能多次发出力不从心的感叹。所以，我认为米芾不胜草书的根本原因，不是取法的狭隘，也不是技法的欠缺，而是因为其一意“求古避俗”的观念约束了自禁用词语情的真正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