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占东//长篇廉政文化历史传记小说《京兆苗朝阳》出版并序
河曲首部廉政文化历史传记小说《京兆苗朝阳》由三晋出版社出版
苗朝阳（1543.9—1629.3）字应葵，号慎斋，山西河曲人。万历丙子（1576年）举乡荐，次年中进士。初任河南新蔡县令，调杞县、兵科都给事中、礼部郎中、中宪大夫、侍经筵太仆寺少卿，迁应天府丞，改大京兆爵。
苗朝阳作为我国明代历史上的一介官宦，按照一个读书人最高的人生目标严格要求自己，为传统廉政文化树立了典范，得到了后人的认同和赞许。
长篇廉政文化历史传记小说《京兆苗朝阳》由苗长大著，岳占东编，近日由三晋出版社出版社发行。编著者通过查寻宗谱、县志、翻阅明史、核对碑文、收集考证资料和走访调查苗朝阳为官之地，积累了关于苗朝阳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全方位、全场景勾勒出了苗朝阳秉承“生为解民悬纾民困，死为完人格救父老”，立志做一名“清慎勤廉”干吏，替百姓谋福祉的好官清官，记述了苗朝阳为官勤政廉洁、多所革兴，丰裁凛凛；归田后修纂县志、修桥筑路、功在桑梓。它既是传承发扬苗朝阳公德的一部力作，又是教化启迪后代的教科书。
著者苗长大是苗朝阳第十五世嫡孙，经过十余年探寻苗氏迁徙繁衍足迹，编纂出版了《苗氏族谱》，现为河曲旧县苗氏联谊理事会会长、华夏苗氏理事会理事、中华训公文化研讨会会长。编者岳占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山西省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河曲县文联主席，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究研和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数部。
苗长大与岳占东商讨《京兆苗朝阳》文稿和资料
序
岳占东
廉政文化作为安邦治国的文化精髓，在我国灿若星河的传统文化中，永远像一颗璀璨的明星照耀着神州大地。
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民族就将清正廉洁作为为官之道的政治追求。我国最早的政治文化典籍《论语》，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读书人最高的人生追求目标。在我国历朝历代中，朝廷对官员的监督由此也十分重视，特别是在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我国古代监察体制已经发展到了较为完善的地步。在古代较多监察官员中，一大批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监察官员也随之涌现出来。
苗朝阳，字应葵，别号慎斋。明嘉靖二十二年，即公元1543年出生在山西省河曲县。万历五年，即1577年，考中进士。
万历八年，即1580年，苗朝阳因政绩突出，由河南杞县知县调任兵部，出任兵科给事中一职。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为了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在设立六部的同时，对应在六部设立六科。六科就是用来监督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给事中”就是负责监察的官员，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地地道道的纪检监察干部。
河曲是黄河九曲十八弯上的一个县份，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这里就以知书识礼民风淳朴而著称。由黄河岸边走出的苗朝阳，秉承了家乡深厚的文化积淀，立志要做一名廉吏干吏。在金榜题名的时候，他就对河曲的父老乡亲许下誓言：“我苗朝阳今生，无论穷富，一定要做一名替百姓谋福祉的好官清官。
苗朝阳走上监察官的岗位，也由此走上了他实现自己诺言的人生之路。
大明王朝，从朱元璋1368年建朝，到万历初年，已经走过了二百多个春秋。二百多年的日积月累，让大明王朝逐渐显示出由盛及衰的迹象，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出来。
苗朝阳身在兵科，担负着监督管理兵部官员的重要职责，而兵部又是一个执掌全国军队的重要机构，可以说一个监察官员的职责自然是千钧重担。
明朝时期，北部边疆是国家最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地带，其战略地位最为紧要的就是宣大一带的军事区域。为此，苗朝阳经常到宣大一带巡视军情，及早发现那里的问题和情况，以便建议朝廷及时整改。
万历九年，即1581年，苗朝阳在宣大军区巡视时，发现进入和平时期，这里的军队基本无事可干。出现了，一方面大批军人吃粮不干活，粮饷供应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宣大地区人口稀少，大量土地抛荒，无人耕种的局面。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苗朝阳及时上疏朝廷，建议在宣大一带实行寓兵于农的军垦制度。
苗朝阳的建议很快得到朝廷的支持。通过开发宣大地区的抛荒地，每年得到粮食万余担。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朝廷粮饷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军人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不好管理的问题。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宣化、大同一带多数村落以“屯”或“堡”命名，这正是当时军队屯田留下来的遗迹。
苗朝阳在兵科给事的监察岗位上，任劳任怨实现着自己的人生抱负，同时，他也十分关心民间疾苦。
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苗朝阳奉差路过家乡河曲县。当时，河曲黄河鲤鱼的美名在朝廷很有影响，于是，朝廷每年要求河曲上贡黄河鲤鱼。然而，在黄河上捕鱼，绝非易事。特别是黄河鲤鱼以每年冬春交季开河时最为珍贵。沿河百姓为了捕鱼被逼的苦不堪言。乡亲们听说苗朝阳路过家门，便拦住轿反映。听到这些反映后，苗朝阳当场向大家解释：“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皇帝不知下面的情况，我马上代大家向上反映，请大家稍等几日！”回京后，他专门就这件事情向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等朝廷大员反映，最后，使得朝廷取消了“鱼贡”这一弊政，消除了沿河居民的鱼贡之苦，为家乡的百姓办了件好事。这件事在当时有影响甚广，时任河曲参将林桐就此事专门撰写《禁鱼苏民碑记》一文，并立碑予以记载，以便万世颂扬。
在朝廷担任监察官十年时光，苗朝阳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百姓解困，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自己的诺言，履行这一位监察官的神圣职责。
在“黄门给事”任职十年中，苗朝阳始终以“解民悬，苏民困”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正是有了这种价值追求，苗朝阳在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为官，还是返乡为民，他都努力践行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年仅五十岁的苗朝阳面对明朝宦官专权，官员腐败的政治局面，愤然辞官返乡。
回乡的苗朝阳并没有因此闲居下来，他返回河曲办理的第一件就是改善县城人居环境，修固河曲县城，调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用青砖包裹城墙。在他的努力下，朝廷拨付七千两白银，同时调集平潞二州兵丁一万余名，支援包城。将河曲县城修筑成一座“金汤要径”的凤凰城。
第二件事是修订县志。苗朝阳选拔知识通达，文雅醇厚，写作精练的老秀才、举人二十多人，开始修纂河曲县志。自万历二十五（1597）开始搜集资料，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望日（即正月十五）动笔写作，至三月二日完稿。历经两年多的整理编撰，万历版河曲县志完成了四卷，序言由苗朝阳亲自撰写。遗憾的是，崇祯三年（1631年），陕西的农民起义军王嘉胤部踞城肆掠河曲县的时候，将梓版烧毁。现在我们仍旧从清朝顺治七年马云举编写的《河曲县志》中能看到苗朝阳撰写的序言。
第三件事是修筑路桥。河曲位于晋、陕、蒙三省区交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十年九旱，县治凤凰城，南达保德州，北达偏头关，西与陕西省府谷县隔黄河相望，丘陵起伏，沟壑纵横，黄河峭壁险峻巍峨，蜿蜒曲折，通行困难。晴天尘土飞扬、雨后泥泞难行，每到雨季，沥涝成灾。唯有一座横跨大涧河的涧虹桥，方可道路畅通。
苗朝阳回到河曲后，看到通往外界唯一出路的涧虹桥破损不堪，忧心忡忡。当即提出架桥修路，尽快改变落后的交通，实现道路通村，通行无阻。并决定首先着手修补涧虹桥，并亲任总指挥。整整三年，全县父老乡亲在苗朝阳感召下，修桥凿路的热情空前高涨。共补修新建大小桥梁九座，同时凿通两处山崖险径，一是凿通石梯险径，二是楼子营悬河通道。为河曲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苗朝阳返乡后，虽然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却结识了当时驻守长城各营堡一批文臣武将，现在可考的有河曲参将林桐，岢岚兵备参政李从心等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林桐着手修葺娘娘庙，苗朝阳撰写《重修汉后庙碑记》。李从心善政，地方为其立生祠，苗朝阳撰写《岢岚道右方伯李公生祠碑记》。从这些碑文中可见苗朝阳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君子，是一位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的仕绅。
明崇祯二年，即1629年三月二十一日苗朝阳在家乡河曲县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苗朝阳逝世的第二年，时任兵部尚书的高第为其撰写碑文，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对他任“黄门给事”的十年，誉美之词，赞不绝口。
苗朝阳作为我国明朝历史上的一介官宦，按照一个读书人最高的人生目标要求自己，为传统廉政文化树立了典范，也得到了后世人民的认可。
苗长大先生作为苗朝阳后代，一直致力于苗氏族谱的挖掘整理工作，通过收集资料和走访苗朝阳为官之地，积累了关于苗朝阳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编完族谱后意犹未尽，遂着手勾勒苗朝阳的人生轨迹，欣然作文铭记，先有传记《苗朝阳传》，总觉场子太小，无法舞枪弄棒，于是潜心创作《京兆苗朝阳》，遂演绎出20多万字传记小说，可谓劳苦功高。作为后生晚辈，在苗长大先生成书之际能参予该书的最终完成工作，我感到莫大的荣耀。而且通过整理书稿将河曲传统文化融入其中，是我的职责所在。愿这部作品对推动河曲传统文化传承起到一定作用。
是为序。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日于河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