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讲的生僻方言，或许正是我们已经陌生的雅言

听孙中山、蒋介石，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原声录音，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虽然各有方言特点，但他们的讲话并不难懂。

孙中山演讲后合影

难道当时有“普通话”？当然，只是那时的普通话叫“官话”。

最早的“官话”叫雅言，在先秦基本是西周方言。因为雅与夏、夏与西、雅与西都可以互训。孔子是鲁五代，平时当然讲鲁语，但在诵读诗书、执礼之时，是用雅言的。因为他的弟子来自各诸侯国，最远的恐怕是穰驷赤、秦祖等秦人。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第七》

孔子与七十二贤图

先秦雅言作为书面语，与当时的关中口语互应应该很密切，不像清末文言文与口语已严重脱节。那关东人怎么讲雅言呢？肯定是尽量少用本地生僻方言，拿个达官贵人的腔调，并且多向朝廷官方文件读音靠拢。

语音总是不断变化的，几十年后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一现象。解放战争中新华电台的声音，与今央视主持人的发音大为不同；方言也如此。再说几千年中作为雅言风向标的“天子”不断在变。但先秦雅言作为中原语言的基础是不会变的，语音发展总是求同存异、求最大公约数的。至今《诗》《书》中的“我”“女”仍在使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有趣的是，您发现没有，我们很多生僻的方言，其实是过去的雅言！我们就以西南官话方言区的武汉话、襄阳话作为分析对象，举几个例子。

武汉方言

武汉话把“体育”说成什么呢？“生日”呢？晓得的都会笑，武汉人把“体育”说“体游”，“生日”念“生儿”（非儿化音）。西南官话把“日头”叫“儿头”，“生日”念“生儿”好理解，但“体育”为什么念“体游”呢？

其实在先秦雅言中，“于”“由”同声。比如《尚书·康浩》：“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由”就是“于”字。我国最早的辞书《尔雅》也有“繇（古由字），於也”之说。

襄阳市区餐馆方言墙

再举个襄阳方言的例子。一个袋子和一床被褥，袋子略小，要装进去，怎么办呢？就要填塞。这个动词，您用方言怎么说呢？

襄阳叫zhu，四声，与筑同声。我们知道，在《说文解字》中“筑”为名词，竹弦乐器，就是渑池之会赵王所击之乐器，以及易水送别高渐离伴秦之物。其同声动词为“築”。《说文解字》云：“築，擣也”，“擣，手推也。一曰築也”。而推意为排（即挤），用手挤塞，就是zhu了。但没有语言材料，难以印证。

文字简化后，擣及其宋初以后出现的两个异体字搗等（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所修《宋本玉篇》还未见异体），都作捣，本义为“砸，舂，捶打”。而築呢？已经简化成筑了，都再无填塞之义。

直到有一天读到《尚书·金縢》的末尾：“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築之。”我惊叫：築不就是襄阳方言zhu吗？后来读到《仪礼·既夕记》郑玄注：“築，实士其中，坚之”。我确定了！

而且发现《尔雅·释诂》“筑，拾也”，本于《金縢》马融注：“起其木，拾其禾”。因为《尔雅·释诂》此条若先出，马融依之解《金縢》文，则《说文解字》不应与之相左。很显然，以襄阳方言考之，马注非，郑注是，《尔雅·释诂》上文必出自马注后。关于《尔雅》成书年代，向为史界公案，郑玄谓出自孔子门人，魏张揖、晋郭璞、唐陆德明等谓出自周公。要之，周祖谟先生所断：“大约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以解释先秦至秦汉文献的，非常正确。郑玄病逝于曹操征袁绍之军旅，马融为其业师，则至少汉未《尔雅》仍在累积之中——这就是方言研究的意义之一。

築，我在云南、贵州多地经常听到这个词，可见先秦雅言在西南方言区流传甚广。築被简化成筑，zhu这个汉语高频动词就成了生僻方言。可惜！再用築字，就有人会讥讽复古，提倡恢复繁体字了，呵呵。

方言分区地理图

有一天，我们几个好友一起吹牛：“普通话凭啥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呢？”民国的北京语音，绝不是明朝的北京语音。一个是江淮官话，与全国最多人口的西南官话、关银官话同源；一个是以“八旗胡音”为主，儿话音全国说的很少。

《楚辞》用雅言写成，但名物多荆声。我想，让央视当家花旦去朗读，恐怕还不及襄阳市宜城、南漳大山里会唱楚丧调的整的对味儿。没办法，东汉宜城王逸的注解，从来就是屈骚的最佳注本。

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街”都念“该”，响亮上口，为什么要憋个京片子腔念“皆”呢？哈哈，牢骚归牢骚，就是个语音标准问题，有利于国家文化统一，咱们就相忍为国吧！

所以，国家语言文字法既推广普通话，也强调保护方言。方言毕竟是民族历史文化、人囗迁移的活化石！

您的家乡话，真的生僻吗？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