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因在《奇葩说》担任导师而被人认识的刘擎教授，便是想在公共领域中带入关于崇高价值的讨论的人。
在娱乐的时代，如何阅读？如何保持独立思考？刘擎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思考。
2021年4月23日，后疫情时期的第一个世界读书日。新周刊硬核读书会联合华为阅读，邀请五位文化界的大咖，以“吾论阅读”为主题，聊一聊他们的读书“方法论”。
在担任《奇葩说》导师之前，刘擎教授每年撰写的“西方思想界年度述评”系列，已经在知识界为人熟知。连续十七年撰写的“西方思想界年度述评”里，刘擎教授有许多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论述，它既是一份对当下世界的素描，也是一份对未来可能性的探索。在《奇葩说》里，刘擎教授也保持了这份敏锐。他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对年轻人困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更崇高的价值”的坚持，让他迅速“出圈”。在讲台和公共舞台之间，在综艺剧本和学术论文之间，他是如何保持平衡的？他如何通过阅读摄取信息？关于读书的“目的性”他是怎么看的？哪些书深刻地塑造了他？A：最近几天是围绕自己的备课、讲座在看一些文献材料。我最近主要关心的主题是“自我”，一方面是哲学上自我的构成，另一方面是在思想史的脉络上，现代的“自我”是怎么形成的，一种个人本位的“自我理解”是怎么生成的。最近在读的书，一本是《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作者是德国的哲学家理查德·普莱希特。另一本是《我是谁，或什么》，是侯世达和丹尼尔·丹尼特编的。这本书有一些专业的哲学讨论，关于人的意识、灵魂、自我的感觉等等。A：最近读到的一本让我眼前一亮的书，就是刚才讲的普莱希特的哲学史，是四卷本，现在只翻译出来了第一本，叫《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这本哲学史的写法非常有意思，非常新颖。我之前给这本书写了推荐语，这里摘录一下：在难以计数的哲学史著作中，普莱希特的写作不是“又一部”而是“另一种”。它像是一部“连载小说”：在故事与反思交织的线索中，将哲学先贤的思想置于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那些永恒的大问题贯穿始终，在不同时代呈现出特有的面貌，最终沉积于当代的视野。这是一部精彩生动的哲学故事，延续在我们对世界与自我的关切与追问之中。还有一本特别值得一提的书是张笑宇的《技术与文明》，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青年政治学者，这是他三部曲著作的第一部。他在跨学科“汇流”视野，来探究技术发展与社会演化的互动过程，这本书更有意义的尝试在于，它不是去发现历史规律，而是探索物种规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规律，这超出了历史学家们熟悉的帝王将相史、文明史或思想史。最终，这是关于我们时代和未来的故事。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3Q：您平时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每天是否有固定的阅读时间？A：至于我平时的读书习惯，主要是围绕着最近研究或者备课的主题来读书。一般来说，相关相近的主题大概会找两三本、三四本书和一大堆论文一起来阅读。我没有特别固定的读书时间，不过大致还是晚上比较多。我的作息是晚上三点睡上午九点起来，一般晚上十二点到三点之间的时间是比较能够保证用来读书的，也是我觉得读书感受比较好的时间。大部分情况下，这时读书能让我平静地专注于一条线索，不会胡思乱想，看很多信息。Q：您很多次提到八十年代的氛围塑造了你，那时候也是图书市场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您还记得在您念大学时，哪几本书对您的影响最大吗？或者说，您是否有很深刻的，关于在年轻时读书的某一个时刻的记忆？A：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非经典阅读》，里面提到过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两本书，虽然这两本书现在看都不是特别经典或者特别重要的著作。一本是BBC出的《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我在很多地方都提过，是BBC一个哲学家访谈节目的文本。接受采访的有包括伯林、马尔库赛、艾耶尔、奎因、乔姆斯基和普特南在内的15位思想家和学者，他们以较为通俗的语言讨论了各自的研究及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思想家》中，十五位现代思想家用通俗的语言讨论了各自的研究及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另一本书是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宾克莱（Luther J. Binkley）教授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介绍讨论了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蒂利希等西方思想家的学说，当时有挺大的影响。这里摘录一段《我的非经典阅读》中的段落：这是第一部我读懂了的“学术性”著作，在当时为我提供了一张有用的关于西方思想的“知识地图”，而且让我懂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困境，人们信奉不同的多元价值，各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与冲突，难以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被调和化解。[美] L. J. 宾克莱 著，马元德 / 陈白澄 / 王太庆 / 吴永泉 等 译Q：您后来出国留学了，能否简单地从某些细节说一说，在国外“象牙塔”里的学术训练和你在国内受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关于“阅读”和“摄取信息”的训练，有怎样的不同？A：这个大概很难比较，因为我在国内学的是理工科，在国外是读的文科，是政治学，训练是非常不一样的。国外的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阅读的要求非常高，博士生大概一个星期是700页到1000页的阅读任务，每门课大概有两三百页的阅读。老实说我也完成不了老师的要求，我大概能读四五百页，其他美国的同学也不一定都能完成。硕士生少一些，硕士生大概一门课一周的阅读任务是一两百页，但也很繁重了。像这样，有大量的阅读，然后有小论文、大论文、课堂讨论等等。这样的生活表面上看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进入书的脉络，找到它内在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关联起来，你会发现非常有趣。就像考古学家、探险家那样，你会在里面找到非常令人兴奋的有趣的东西。国外的训练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帮助是学会怎么样写研究性的论文。学校有很多这样的训练方式，比如有很多相关的workshop来帮助学生。通常是读一些学科历史上重要的、有影响力的经典研究论文，不仅是读它们的内容，而且要看这些论文是怎么写的：如何界定问题，怎么样选择文献……包括对于读者的设想——你的专业同行是谁，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知识；包括自己要给出非常清楚的定义，对于哪些已有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商榷或者挑战。还有要会辨别。一篇论文如果有很强的创新，提出了很强的观点，那就需要非常强、非常扎实的论据；如果只是一个稍微弱一点的论点，对已有的观点做一点小的改变，而不是完全挑战或者推翻，那么论据就容易一点，这些都属于专业训练的内容。Q：现在很多人用电子阅读器和软件来读书，您现在行程似乎比较忙，您现在会更倾向于阅读电子书吗？A：我现在读的英文资料和论文中，电子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过读中文书还是以纸质的为主。我对于阅读电子书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做得好的电子文本、电子书，我是蛮适应的，而且做笔记、做书签，以及事后查阅也比较容易，我可能会更倾向于读电子书。Q：您有很多次提到了对“工具理性”的反思，可能这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现在越来越多人将知识、阅读作为一种“工具”，思索着如何“变现”。关于这种带有极强功利性的阅读，您是如何看待的？A：我觉得读书有它的工具性，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很多人读书是为了帮助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包括我们学者，大多数情况下读书也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任务导向的阅读，因为你为了研究课题、写论文去读书，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工具性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说谋事和做人，这两件事是相关的。读书能够对你谋事提供帮助，如果最后养成一种阅读的习惯，你有可能会去读一些“闲书”，表面上和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那么直接相关的内容，但它们最后会滋养你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读书不仅帮助你谋事，也会帮助你做人。如果在工作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注意力离开工作和专业，好像给自己的精神放一个假。在那时可能会阅读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是没有功利目标的阅读，这种阅读是一种滋养，或者是精神生活的享受。很可惜，我自己现在也很少有这样的时间，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我现在读文学作品非常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读文学作品，但现在读的小说或者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是屈指可数，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吧。
Q：您经常提到马克斯·韦伯，您说他代表了“现代思想的成年”。他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很强调在专业化的条件下，实现学术作为教养而保持实践性格的理想。这也能解释他为何一直活跃在公共舞台上。您作为《奇葩说》的导师，也被推到了大众目光下。您觉得这段时间受到的关注，是否让你与韦伯的状态有些接近？活跃在公共舞台上，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吗？A：韦伯作为学者和作为知识分子都是我非常敬仰的楷模。韦伯的公共写作是涉及了他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那些问题。而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不同，主要是自己学识和能力的限制，我的公共参与与韦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但他的精神对我有启发的作用。我能够做的，更像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大家一起探索更好的公共讨论方式：有更平和的态度、更理性的精神，在说话的时候更讲逻辑、更有依据，也更具反思性。我自己未必做得有多好，但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接近这个目标。实际上我是发出一种邀请，鼓励大家对公共事务、身边的事务进行更加理性的、更有深度的、有知识的讨论，希望能够克服或缓解公共言说中一些“戾气”，比如把讨论变成“互怼”或者“掐架”这样的现象。当然，这不是凭一己之力能做到的，但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往更好的方向推动。《学术与政治》一书收录马克斯·韦伯脍炙人口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Q：您使用微博、参加节目、制作公开课程……它们都是一种交流，无论何时，交流都非常重要，但是在社交网络时代，人似乎变得越来越极端，言论会在公共领域发生扭曲，这种交流也会伴随着一种风险。您是怎样处理这种矛盾的？A：这和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所有这些在公共领域的发言，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某种言语的方式带着走，但就我自己而言，我是非常小心地来避免这种倾向。受到严厉的抨击或者恶意的攻击，人本能地可能会去还击，但还击的代价就是陷入对方的话术和套路，结果是污染了公共讨论的环境。所以一般对于有诚意的、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我会有选择地回应；但是对于那种无端的指责、攻击，我基本是避开，置之不理。应该说我现在只是在警惕这个问题。我现在面对的评论中，像那样的攻击非常的少，我基本上选择忽视。有的批评很严重，但它并不是恶意的，有的可能是出于误解，有的是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之中，或者有某些价值上的分歧。我认为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哪怕我不回应，我对此也是保持尊重的，所以这件事目前对我来说还没有构成特别大的困扰。Q：您的“西方知识界回顾”中，提到了大量的文献，不仅包括学术的，还包括像《名利场》、Vox、edge等比较年轻化、时尚化的（线上）杂志。这样大量的信息摄入，靠图书馆资源库、Newsletter等方式似乎并不能满足，能否具体说一说，您是如何筛选信息的？A：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文献的搜索方面，当然是依赖搜索引擎，比如谷歌，特别是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这样的搜索引擎。同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网站上，讨论者也经常会引述到其他的刊物、著作。信息是很多的，问题不是找不到信息，而是怎么样来处理和辨别这样的信息。我有很好的图书馆资源和电子资源，对于从哪些重要的刊物上发现重要的文章也有一些经验，但具体而言，每年《西方思想年度述评》选题的确立需要在一整年中持续关注各个重要的刊物和媒体，主要是英语世界一些知识分子的主要刊物。这些刊物有的偏学术一点，有的则更偏向于所谓“公共思想界”一点。掌握了这一点以后，阅读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哪些“选题”是重要的，然后围绕着选题再去做有针对性的搜索。搜索的时候，不只是学术刊物，其他有公共影响力的思想类刊物也在我的搜索范围之内。至于筛选，当然是要先搜集。我有经验之后就知道，搜集太多是处理不了的。我每年写《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平均下来每年存到文件夹的文章大概是200到300篇（这是搜集时经过过滤之后留下的），然后浏览这两三百篇文章，最后实际选用的大概是七八十篇文章，对这七八十篇文章，我在述评中会引出它们的观点。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个工作是一个蛮艰苦的、特别耗费体力的工作，所以我经常在想哪一年应该停下来了。而且也会想，应该有年轻的学者，他们阅读更快，写作也更快，体力也更好，如果有人能接过这样的工作就好了。这样的话，我在某一年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停下来，现在好像还能继续再做一两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