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特殊的黄埔六分校十五期毕业纪念章 | 静思斋

今日借着上架一件藏品之机，搬运一篇旧文。此文发表于《黄埔》杂志2017年第3期，本次略作修改。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毕业证章多采用统一的制式。即一枚圆形的铜章，正面漆珐琅，蓝色的外圈中载明期别和总队，中间白底衬托校旗图案。而章的背面，多是刻有“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这十二字训词和徽章的编号。由于各分校、总队的毕业章是由不同的作坊制作，其外观、材质、字体上也存在一些不同。整体来说，这种徽章样式美观，影响也非常深远，不但为同一时期很多军事院校或军事训练机构效仿，在黄埔军校迁台后也依然沿用了一段时间。因此，市面所能见者为数并不少。

 

 图1：常见黄埔军校毕业章

我收藏有十余枚抗战时期的黄埔毕业章，大多数即上文所述的样式，只有一枚“别出心裁”的，最得我之青睐（此际也要讲byebye了

愿识者宝之）。这是一枚长方形的铜章，尺寸约4.4*1.8cm，与军衔领章大小相近，其质地密实，做工精致，包浆温润，保存良好。纪念章正面有“中央军校第十五期第六总队同学毕业纪念”字样和两个戎装士兵加瞄准镜的图案，背面则是编号，还有明确的制作地点“桂林天成造”。通过对史料的研读，可以确定此章的制作时间是在1939年。此纪念章当时应是能佩戴的，然而背面却已没有明显的别针痕迹留下，这让我多少有些困惑。

 图2：我收藏的第六分校15期6总队毕业纪念章

15期6总队是由第六分校训练的。说到第六分校的前身，可追溯到1926年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其后校名历经变迁，至1937年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1938年3月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详细经过本文不再赘述）。抗战爆发以前，该分校虽名属中央，实际上则完全由桂系主导，有自己的校歌、校训，地方色彩浓厚，截止到1937年10月，共毕业8期学生，毕业学生大多充任桂系部队的基层军官。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全国军事政治由中央统筹，南宁分校/第六分校才开始中央化，正式纳入本校编制，学生期别也与本校对应一致。这一时期分校训练的第一批学生，是原南宁分校招考的第9期学生，番号后由中央统一核列为第14期第9总队。而到了本文要说的第15期，招生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这其中有从沦陷区招考的爱国青年，有归国投身抗战的华侨，另外由于白崇禧的推动影响，分校还在全国范围招收回族青年从军报国，成立了回民大队（15期第6总队第二大队），这在当时全国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本期中广西籍的学生反倒是很少了。

关于15期6总队的历史，如今世人已知之甚少，官方文献中也仅有大略的记载。所幸该总队毕业生陈家懋老先生曾写有一篇回忆文章，篇名《投笔从戎》，其中详细记载了他自投考军校至毕业的全过程，将这段历史鲜活的呈现出来，极具参考价值。

1937年年底，分校在华北、华中地区发布招生启示（招收回族青年应该是由各省的宗教协会推进的，另成一个系统，归国华侨这一部分则是后来直接在柳州会合），并于汉口设立了招生办事处，各地投考的汉族回族青年前往汉口汇集。经过入学考试后，大约在1938年2月底，被录取的同学乘火车前往衡阳，军列到达长沙时，因为调度的原因停在站台等了很长时间，焦躁的同学与车站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一言不合打将起来，结果有人开了枪，一名马姓回族青年中弹倒地，真是“壮志未筹身先死”！愤怒的学生要与宪兵拼命，经长官们多方协调劝阻，才把事情平息下来。当晚，火车继续开往衡阳，翌晨到达，队伍在衡阳休整了四五天，1938年3月1日，开始延公路长途行军380公里，一路走了十几天，经永州、全州后到达桂林。

由于当时南宁的校舍已毁于日机空袭，而桂林李家村的新校舍又尚未建好，队伍在桂林休息了几天，又奉命前往柳州正式编队，安舜任总队长（不久之后周嘉彬接任总队长），3月下旬开始入伍生教育。按照规定，军校入伍期应该是三个月，不知是何原因，15期6总队的入伍期一直延续到年底，才接到校方通知参加升学、分科考试。这些学生因此在柳州呆了近一年的时光，除了日常操课，同学们也有着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武汉保卫战爆发后，学校组织同学成立剧团义演宣传，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不过也发生了一件乐极生悲的事，由于柳州天气炎热，许多同学休息的时候喜欢去柳江游泳纳凉，一位回族同学不幸溺亡，经学校把事故调查清楚后，为该生举办了追悼会，并按照教规安葬在回族公墓。

 

 

图3：15期6总队前后两任总队长安舜、周嘉彬

1939年春节后，总队动身前往桂林，约在3月初到达桂林东南的李家村新校区，不久之后，炮科、工科、通信科的同学，分别前往贵州都匀的陆军炮兵学校、湖南零陵的陆军工兵学校、贵州麻江的陆军通信兵学校接受专科教育。相思江畔，同学们挥汗如雨，苦练杀敌本领。

 

 图4：桂林李家村第六分校要图

政治教育是军校教育的重要一环，校部设有政治部，各队配有指导员，借此加强主义的灌输，监控学生的思想。然而毕竟是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各队的图书馆中，难免有些宣传国共合作抗战和共产党理念的书籍报刊。有一次陈诚来视察，看见这些书刊就很不高兴，把全校师生痛批一顿，回去还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后来大家就学“乖”了，每次听说陈诚要来，赶紧先把书藏进山洞里。白崇禧则不同，他对此不但不予批评，反而鼓励大家多方涉猎，自由吸收，活跃思想，还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推荐给大家学习。另外，时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也曾与汤恩伯一起来校讲话。

八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1939年年底，学校组织了野外实战演习和毕业考试，军训部派员陪同苏联顾问前来参观演习，他们对学生们认真的态度、英勇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到了12月底，学校公布了分配名单，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不想就在分发的前一天，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第六分校的主任是黄维，他做事认真严谨，兵练得很好，但是性格严肃刻板，学生们从来就见他笑过。黄维不但与广西地方派系相处不融洽，和分校副主任兼15期6总队总队长的周嘉彬更是闹得势同水火。1939年12月31日清晨，黄维不知动了什么想法，竟派出军校练习营包围了总队部，把周嘉彬控制起来，消息传来，学生们大光其火，全部站在总队长这边，纷纷拿起武器去保卫总队部，要缴练习营的械，双方对峙起来。练习营的大头兵看到学生们来真的，心里也确实虚了，毕竟人家个个是干部，谁都惹不起，僵持了一会就乖乖撤了。事后，学生们决定去桂林行营找白崇禧反映情况，希望调解二人的矛盾，一千多号人浩浩荡荡的跑步穿过桂林城，来到行营门外请愿。行营一位中将高参出来接待，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汇报，还招待同学们吃了午饭。果然在15期6总队毕业后不久，黄维和周嘉彬就都调离了，这是后话不提。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元旦，总队同学就陆续前往部队报道了，从此投入抗战的洪流。

（本文写作中承单补生先生提供宝贵资料，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