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谦一郎：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南诏在其后半期（九世纪后期），频频使用武力进攻周围地区。其主要对象，一是今缅甸北部的骠国；二是当时的中央王朝——唐朝。笔者认为，无论从南诏对唐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及其对唐末动乱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来看，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可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除了唐朝官吏的横暴引起南诏反叛的史料记载以及一些学者对整个事件作概述或介绍外，还没有人专门就南诏方面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1] 本文将对此发表自己一点粗浅看法，探求南诏后半期与唐王朝的关系。
（一）南诏的再归唐
（二）南诏的基本统治结构
（一）王嵯巔进攻成都
南诏再归唐的两个主要人物——韦皋和异牟寻分别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和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相继去世。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没有多大变化。但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却发生了南诏攻入成都、破其外郭而控制城内十日的事件。
在唐朝方面，由于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军事上无能，又靠压迫戍边士卒来中饱私囊，造成了戍卒的不满，他们甘愿充当向导，”[24]引诱南诏军进犯。这时，唐与南诏已恢复友好关系三十余年，边界的紧张关系早已消失。而警惕性的丧失却使作乱的人有机可乘。
在南诏方面，异牟寻子寻阁劝继立，但也许健康上的原因，仅一年就去世了。[25]其子劝龙盛继立，但又因“淫逆不道”而被弄栋节度使王嵯巅弑杀了。[26]王嵯巅拥立劝龙盛之弟劝利盛为王，因此掌握了南诏的实权。
在入侵成都之前六年，即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劝利盛的王位已传至其弟丰祐，但关于进犯成都一事，似乎还是由王嵯巅所主导的。如《通鉴》太和三年十一月所云：“南诏自嵯巅谋大举入寇。”并且各种史料也说南诏军是由王嵯巅所率领的。[27]
自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关于唐和南诏对吐蕃釆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记载。长此以往，南诏将难以获得其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大量人力资源。于是极力请求于唐朝共同讨伐吐蕃。正如《通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所载：“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可是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于吐蕃会盟，[28]当然不会答应这个要求。再从南诏军入侵成都回撤时掳掠数万人而归这一事件来看，[29]这次突袭成都同进攻吐蕃一样，以获得人口为目的，是很明显的。
主导进攻成都的不是南诏王而是王嵯巅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呢？当年，即使以获得人力资源的必要性和西川节度使的无道为理由而与唐朝为敌，对于蒙氏不能不说是一种暴举。从前节所述的南诏统治集团来看，蒙氏的权威与其说是由南诏王的地位或国家机构所赋予的，还不如说是依赖唐朝这样一个强大的外部势力所赋予的。而南诏王则以其对唐关系或其它对外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来提高自己的权威。在南诏所获得的那些利益中，还包括了通过与唐共同攻击吐蕃所获得的大量人口。但是，这时在位仅一年而卒的寻阁劝和“淫逆不道”的劝龙盛二代南诏王，却缺乏上述获得经济利益的能力；再说这时唐朝方面也因故不再继续对吐蕃用兵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才使南诏国内的实权落入王嵯巔的手中。而与用对唐关系来强化王权无关的王嵯巅，便毫无顾忌地对成都发动进攻。
可是，以此而认为蒙氏权威扫地的看法却是错误的。的确，王嵯巅在废立南诏王和进犯成都等大事上都起了主导作用，但丰祐则通过对东南亚的远征等行动发挥了自己固有的力量（关于丰祐，史书上有“勇敢，善用其众”的评价）[30]以后，南诏王的权威好象重新恢复了。丰祐为南诏王主政长达三十年之久，而进犯成都以后的王嵯巅及其子孙却没有在有关南诏的唐宋史料中再出现过。另外，南诏对唐朝贡活动也仍然继续到丰祐去世.这也证明了蒙氏的权威并未扫地。
（二）册封——朝贡体制的崩溃
王嵯巅的进犯成都表明，在八世纪末缔结的唐——南诏关系逐渐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了。两者间的关系，在基于传统册封关系的基础上，同时还存在为共同对付吐蕃而结为“同盟”的原因。南诏军从成都撤回后，唐朝起用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再次建立了四川南部的防卫体制。[31]他们从军中那些精通当地情况的人那里汇集情报，绘制成联结云南各地的交通图，而开始采取彻底防卫的措施。由此，四川南部边境暂时恢复了安定。这种措施本身意味着唐朝对作为同盟国的南诏加强了防卫，双方的关系开始了明显的质变。
虽然南诏在入侵成都以后还继续对唐朝贡，但其离心倾向却不可避免地逐渐表面化了。如《通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载：
初，韦皋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廩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以傔人浸多，杜悰原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祐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上以酋龙不遣使告哀，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
唐王朝这时完全放弃了原来韦皋制定的对南诏的基本路线。到此时，成都官员感到原来对南诏的优待未免过分，从而上报朝廷，请求削减，并得到朝廷的认可。
唐朝对南诏态度的变化，与其说是南诏自身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唐朝和吐蕃关系的好转所引起的。正如佐藤长氏所述：李泌所釆取的对吐蕃进行封锁的策略的确奏效，进入九世纪以后，吐蕃陷入了对外孤立的状态；至长庆元、二年（公元821—822年），唐蕃终于举行了会盟。[32]这是唐蕃之间多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而由这次会盟结成的亲善关系一直保持到吐蕃灭亡。因与吐蕃关系的改善，杜元颖也能够削减军需储蓄。这样以来，却招至南诏进攻成都·虽然朝廷归罪于杜，但从时间上看，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唐和吐蕃的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缓和时期。长庆会盟以后，吐蕃内部因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发生混乱，势力日趋衰落。到九世纪中叶，这个西藏古代王朝实际上崩溃了。这也就是说：如上引《通鉴》记载所反映的唐王朝不得不重视南诏的前提条件已经消除了。
在上引史料的后段说，唐朝拒绝册封丰祐的继承人世隆（酋龙）为南诏王，所举的理由是世隆的名字犯了玄宗（李隆基）的讳。但实际上是，唐王朝这时各种内部矛盾激化，自顾不暇，除了放弃对自己已无多大用处的南诏以外别无他法。
而南诏对此的反应是，世隆自立帝号和建元。南诏王虽然从寻阁劝时期开始自称“骠信”，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与此时自称“皇帝”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在称帝以后，威通七年发生了赴成都的南诏清平官董成向唐西川节度使要求分庭抗礼而被囚禁的事件。[33]而南诏王却在连连对唐发动军事进攻以后，坚决拒绝对唐称臣。[34]所以南诏王的称帝也并非暂时的现象，而应看作是，这时南诏的对唐方针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如上述史料云，是南诏国，或者准确地说是世隆想断绝原来受唐册封并朝贡的臣属关系，而想把这种关系提高到国与国之间相互对等的立场上来。
从史料上可以看出：在对唐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以后，南诏对其国内的各种制度作了较大的变更，[35]而南诏王的地位和王权特征也无可争辩地发生变化。
学者们早就指出过，在南诏的后半期，王权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通常认为，与蒙氏军事支配能力优越的前半期相比，在其后半期蒙氏的绝对支配权削弱了，代之而起的是白蛮系强大部族势力的抬头，在日本，研究南诏历史的开拓者藤泽义美氏最先谈到这一点。但他未对南诏后半期作过论证：仅是从各种史料中搜集南诏的官名、人名；从南诏的官制和统治集团构成的研究来作推论。[36]
近年来，日本武内刚氏对南诏的后半期和大理国时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后半期的南诏王只是身负宗教的（佛教的）权威，并无行政上的实权，只起一种“统一的象征”的作用，[37]或者说，是由白蛮系有力贵族把南诏王与周围部族的私人主从关系应用到军事行动时的兵员征发等具体事务上。（38）
很明显，两位学者对白蛮有力贵族抬头的论述，是以王嵯巅弑杀劝龙盛一事及有关南诏后期的史料中白蛮系重臣的人名增多为依据的。关于王嵯巅，确实有一段时间他掌握了南诏中央政府的实权，但如上所述，这不一定意味着蒙氏王权的衰退倾向。而关于白蛮系重臣，从史料上对南诏武力侵犯唐以及由此增加对南诏直接交涉等事的郑重记载中，只不过能把握一个个使者的姓名罢了，不能由此证明白蛮贵族在后期更加强了南诏中央行政上的实权。
而包括这两位在内，作为南诏史料而经常引用的《南诏野史》本身也是有一些疑问的。由于南诏后期缺少前期的《南诏德化碑》这种反映云南方面的同时期史料，学者们一般用《南诏野史》来论述南诏国后期云南方面的情况。但《南诏野史》只是一本明清时期的编纂物，以南诏的史料价值而言，远不如《蛮书》《南蛮传》等。该书中关于南诏的记述，由于成书时间经过了大理国和元代段氏总管两个历史阶段，这两个时期的烙印在书中随处可见；而且该书各种版本的差异也比较大。由于成书时间间隔南诏灭亡已数百年，史事传述发生了相当大的混乱。要想使用《南诏野史》所提供的材料来论证白蛮系有力贵族的勃兴，特别是要论证南诏后继政权杨氏、段氏的勃兴，是相当困难的。
如“前文”所述，在南诏建立初期，白蛮系有力贵族的地位已是非常高了。但如果认为他们的实力在南诏后期，特别是在丰祐、世隆时期已凌驾于蒙氏之上，还是很有疑问的。况且以往的研究，对世隆自立帝号和南诏对唐军事远征这两大事件的探讨，还是很不够的。
世隆在称帝后不久就开始进攻播州（贵州遵义），以后在他执政期间不断致力于对唐进行军事远征。这些军事行动虽然不是全部由他直接指挥，但如《南蛮传下》所云：“酋龙年少嗜杀戮，亲戚异己者皆斩，兵出无宁岁，诸国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从总体上来看，正是世隆自己压制了反对势力，坚决推行这种军事行动。
而与唐王朝关系的恶化，却有可能动摇蒙氏南诏王的地位。因为被唐朝拒绝册封，意味着强化蒙氏权威的一个重要因素消失了，使其抑制有力贵族在云南各地割据的力量受到削弱；而且由于朝贡活动的停止，蒙氏像以往那样用朝贡所取得经济利益的分配来提高自己的权威，也变得不可能了。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蒙氏放弃了与唐朝的君臣关系，便可无拘无束地从唐朝领域夺取人力资源。从南诏向安南都护府方面掠取大量俘虏一事来看，以后他对唐朝发动的军事远征肯定也包含着这种意图。远征时对云南各地居民的征发，关系到南诏王对各部族支配权的确认。而在获得俘虏时，南诏王还可通过对这种利益的分配来加强自己的权威。所以就南诏情况而言，对外远征的作用，完全能够取代从前对唐朝贡所起的作用。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诏发动这些远征显然为了有利地对唐进行交涉。从以往的历史进程和云南的地理位置来看，南诏要想与唐朝断绝一切关系，或者只把唐朝当做一个掠夺对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世隆被拒绝册封后，南诏便大力谋求以对等的地位同唐朝进行交往。为了实现这种意图，南诏从吐蕃与唐交往的历史吸取了经验，认为自己应该与当年的吐蕃一样，以显示武力来对唐王朝构成巨大的威慑。[40]进攻成都，就是南诏要实现上述战略意图的一种“示威行动”。
如果把拒绝册封、世隆自立帝号和对唐发动军事远征三件事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在世隆时期南诏王还掌握着一定的实权，并不处于“统合的象征”那种处境。但到世隆的下一代——隆舜（法）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南诏的对外远征到底是否成功？因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扩大领土，对此我们不能作太简单的判断。而在事实上，南诏由于进行远征，也确实大大消耗了自己的实力。如上引史料所云，当时南诏也有很多人反对断绝与唐册封、朝贡关系，反对相继实行的对外远征政策。在世隆时期，南诏王还具有压制反对意见，坚决贯彻远征政策的力量。但世隆去世，年少的隆舜继立以后，正如唐宋史料所载，南诏的国政为权臣所左右。[41]此间，曾有高骈以“其俗尚浮屠法”而送佛僧赴南诏一事，反映出南诏王对佛教的倾心。而且，在作于南诏末期的《南诏图卷》[42]中也明确描绘出集佛教权威于一身的南诏隆舜的形象。
[1] 关于概述的专著如：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台北各大书局，1981，1984年；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美〕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此外，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南诏社会形态属于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讨论中，对于南诏攻唐的大概情况多有涉及。
[2] 拙作《南诏国的成立》，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1号，1990年。以下所引简称“前文”。
[3] 《金石萃编》卷160。以下简称《德化碑》。
[4] 《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传》中(以下简称《南蛮传》)；《资治通鉴·唐纪》贞元三年五月、贞元四年五月。
[5][6][7][8][18][21][22][24][25][26][30][31][33][34]《通鉴》贞元三年闰五月；贞元十年正月、六月；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参看“前文”；大中十三年十二月，参见第二节；永隆元年七月；太和三年八月；咸通四年正月；太和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元和四年十一月；元和十一年二月；长庆三年七月；太和四年十月、五年八月；咸通十年十月；乾府五年四月、六年十二月。
[9]《德化碑》。
[10][19] 《蛮书》卷4。
[11] 《蛮书》卷9、《南蛮传》上。《蛮书》与《南蛮传》所载官制及其它制度的不同，如“六賧”与“十賧”，六节度名称不同等，是不同时期成书的原始史料的反映。
[12] 参见[2]第92—100页。
[13] 《蛮书》卷6：“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引自向达：《蛮书校注》）
[14] 《蛮书》卷9：“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
[15] 据《蛮书》卷5载，蒙氏皮罗阁把大本营移往太和城并开始对洱海西岸进行控制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据《通鉴》所载，迁都至阳苴哶城是在大历十四年(779年)。
[16] 《蛮书》卷9：“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南蛮传》上：“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劫，副曰慕览，府有陀酋，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
[17]《蛮书》卷4、《南蛮传》上。
[20] 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之研究》，日本大安出版社，1969年，第453—464页。
[23] 《蛮书》卷10。
[27] 《通鉴》太和三年十二月：“嵯巅自邛州引兵径抵成都。”《南蛮传中》：“嵯巅乃悉众掩邛、戎、嶲三州，陷之。”
[28]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日本东洋史研究会，1959年，第686—699页。
[29] 《通鉴》太和三年十二月：“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白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
[32]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686-699页·
[35] 《蛮书》卷9：“近年已来，南蛮更添职名不少。”
[36] 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之研究》，第433—435页。
[37] 武内刚：《云南社会的统一与宗教》，《行动与文化》第11期，1987年，第45-47页.
[38] 武内刚：《关于南诏、大理国国家机构的一点考释》，第90-97页。
[39] 《南诏野史》原本为明代倪辂所集，现在一般使用的是明代杨慎辑、清代胡蔚订正的《增订南诏野史》(乾隆四十年石印本)。但方国瑜先生曾对杨慎与该书的关系提出了一些质疑。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378-379页。以下，本文把胡蔚增订本简称为《南诏野史》。
[40] 这是世隆死后的事，但据《通鉴》中和二年七月、中和三年七月所载，南诏与唐讲和以后，求娶唐公主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即使从这一点来看，南诏以吐蕃为先例的意识是较为明显的。
[41] 《南蛮传》中：“法年少，好畋猎酣逸，衣绛紫罽，缕金带。国事颛决大臣。”
[42]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九，1967年。
林谦一郎，历史学博士、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准教授。1986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1989年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完成硕士课程（东洋史学専攻），1992年6月在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完成博士後期课程（东洋史学専攻），1992年10月获得日本政府留学奖学金到中国云南大学歴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留学，1995年6月完成博士论文《论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并通过答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位获得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也是日本国第一个在中国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1996年在日本大谷大学文学部国际文化学科任特别研修员。1997年在岛根大学法文学部任讲师、助教授。2000年到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任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