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六:《孟子•告子章句下》赏析（12.1—12.16）
【本篇引语】
本篇包括政治、战争、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治国问题，也包括教育、历史、个人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非常著名的一章。全篇原文共16章。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
【原文】
任①人有问屋庐子②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
“色与礼孰重？”曰：“礼重。”
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3），则不得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
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搂④。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5）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6）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7）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8），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
【注释】
①任：春秋时国名，故址在今山东济宁。②屋庐子：孟子的学生。③亲迎：古代婚姻制度，新郎亲迎新娘。这里代指按礼制娶亲。(4)岑楼：尖顶高楼。⑤钩：衣带钩。一钩金即一衣带钩那样一点点金。（6）翅：同“啻”，只，止，但。97）紾（zhen）：扭转。（8）处子：处女 。
【译文】
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食哪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
那人又问：“娶妻和礼哪样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
那人又问：“如果非要按照礼节才吃，就只有饿死；不按照礼节而吃，就可以得到吃的，那还是一定要按照礼节吗？如果非要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娶不到妻子；不按照'亲迎’的礼节娶妻，就可以娶到妻子，那还是一定要'亲迎’吗？”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就到邹国，把这话告诉了孟子。
孟子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比较基础的高低是否一致，只比较顶端，那么，一块一寸见方的木头可以使它高过尖顶高楼。我们说金属比羽毛重，难道是说一个衣带钩的金属比一车羽毛还重吗？拿吃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吃的重要？拿娶妻的重要方面和礼的细节相比较，何止于娶妻重要？你去这样答复他：'扭折哥哥的胳膊，抢夺他的食物，就可以得到吃的；不扭，便得不到吃的，那会去扭吗？爬过东边人家的墙壁去搂抱人家的处女 ，就可以得到妻子；不去搂抱，便得不到妻子，那会去搂抱吗？”’
【读解】 怎样比较？
以诡辩对诡辩，以极端对极端。这是孟子在这里所采用论辩方法。任国人采取诡辩的方式，把食与色的问题推到极端的地步来和礼的细节相比较，提出哪个重要的问题，企图迫使孟子的学生屋庐子回答食、色比礼更重要。屋庐子当然不会这样回答，但由于他落入了对方的圈套而不能够跳出来，所以就只好语塞而求助于老师了。孟子一听就识破了对方的诡辩手段，并且生动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接着从金属与羽毛的比重问题过渡到分析任国人诡辩的症结所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的方法问题。孟子的意思很明确，比较应该让以较的对象双方在同一水平线上，同一基准上，而不应该把一个对象推到极端来和另一个对象的细节相比较。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当然是错误而荒谬的了。所以，孟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给学生以诡辩对诡辩的说法，从而战胜论辩的对方。所以，这一章内容固然也是孟子对礼的维护和捍卫，但对我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却是他作为一个智者的思维方式和论辩艺术。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2】
【原文】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见于邹君，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
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注释】
1.曹交：人名，春秋战国时期曹国君主的弟弟。
2.乌获：人名，古代的大力士。
3.弟：即悌。《诗"齐风"载驱》：“鲁道有荡，齐子岂弟。”《诗"小雅"青蝇》：“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诗·大雅·卷阿》：“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礼记·曲礼上》：“僚友称其弟也。”《荀子·王制》：“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商君书·去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画，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这里用为敬爱兄长之意。
4.病：《老子·七十一章》：“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礼记·乐记》：“对曰：'病不得其众也。’”郑玄注：“病，犹忧也。以不得众心为忧。”《孟子·公孙丑上》：“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荀子·正论》：“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广韵·映韵》“病，忧也。”这里用为忧虑、担心之意。
【译文】
曹交问：“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有这样的说法吗？”孟子说：“是的。”
曹交说：“我听说周文王身高十尺，成汤王身高九尺，如今我曹交身高九尺四寸，同样是吃粮食而已，要怎样才能成为尧、舜呢？”
孟子说：“这和身高有什么关系呢？有所行为也就是了。这里有个人，力量不能提起一只小鸡，那他就是个没有力气的人；如今他说可以举起三千斤，那他就是个有力气的人。那么要是举得起乌获能举起的东西，那他就是乌获了。人难道以不胜任为忧患？只怕不去做罢了。缓慢地走在长者后面叫做悌，很快地走到长者前面的叫不悌。那么缓慢地行走，难道是人办不到的事吗？而是不做罢了。尧、舜的道路，是继承和敬爱而已。你穿尧的衣服，诵读尧说的话，行为尧的行为，就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诵读桀说的话，行为于桀的行为，那你就是桀了。”
曹交说：“我要去拜见邹君，可以借到一座客馆，愿意留下来在您门下学习。”
孟子说：“人生的道路就象这大路一样，难道很难了解吗？人们担忧的是不去求取。你回去寻求吧，老师有多的是。”
【读解】 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当然是植根于“性善论”而鼓励人人向善，个个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命题了。其关键还是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也就是《梁惠王上》里面所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的问题。只不过从与梁惠王讨论的政治问题过渡到与一般人讨论个人修养问题罢了。所以，无论是君王从政治国还是个人立身处世都有一个“不为”与“不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可以树立起我们每个人立志向善的信心，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不断完善自己，最终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说到底，还是反对人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求自尊自贵。这大概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积极意义所在吧。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3】
【原文】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biàn），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译文】
公孙丑说：“高先生说：《小弁》，是小人写的诗。”孟子说：“怎么能这样说呢？”
公孙丑说：“诗中多怨。”孟子说：“真是固执啊，高老先生这样解诗。假如有个人在此，越国人弯弓张箭射人，他自己可以谈笑风生地讲述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跟越国人关系疏远。如果是自己的兄长弯弓张箭而射人，那么自己就会落下眼泪来讲述这件事；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兄长是自己的亲戚。《小弁》诗中的忧怨，正是亲近亲人。亲近亲人，就是相互亲爱。真是固执啊，高老先生这样解诗。”
公孙丑说：“《凯风》这首诗为什么不忧怨呢？”孟子说：“《凯风》这首诗，是因为父母过错较小，《小弁》这首诗，是因为父母过错较大。亲人的过错较大而不怨恨，是更加疏远关系。亲人的过错较小而怨恨，是不可激怒的。更加疏远，是不孝顺；激怒了，也是不孝顺。孔子说：'舜是非常孝顺的人，五十岁了还爱慕父母。”
【注释】
1.高子：与孟子同时代但年长于孟子的一位学者。
2.《小弁》：《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
3.《凯风》：《诗经·邶风》中的一篇诗。
4.矶：《集韵·微韵》：“矶，感激也。”本义为大石激水，水冲击岩石。引申为激怒、触犯之意。
【解读】 《小弁》“大”《凯风》“小”（大错与小错）
孝顺父母，是社会行为规范中的基本内容，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也是社会行为规范中的基本内容，以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是本章的重点。父母过错较大而忧怨，这就是因为父母是自己的亲人，如果换个不认识的人犯了过错，怎么会去忧怨呢？如果父母过错较小而去忧怨，那就犯不着了。人谁不犯错误？父母有了小过错，改了就是，做儿女的一天到晚在忧怨、在诉说，还叫不叫人活下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迁怒”于别人的。晴了好几天，我们就会骂老天爷，天天都是这样明晃晃的太阳；好不容易下雨了，我们又会骂老天爷，下个雨，弄得道路泥泞，不好走路。学生学习不好，怪学生太笨或怪书本太差；饭没煮好，怪火不肯燃；事情出了错，犯错误的都是别人。所以《凯风》诗中父母过错较小而没有忧怨之情，这就是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4】
【原文】
宋牼①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②，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③，我将见楚王说④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⑤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6）。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7）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末之有也。何必曰利？”
【注释】
①宋牼（keng）：战国时宋国著名学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②石丘：地名，其址不详。③构兵：交 战。④说（Shui）：劝说。⑤遇：说而相合。（6）指：同“旨”，大概，大意。（7）号：提法。
【译文】
宋牼准备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遇上了他。孟子问：“先生准备到哪里去？”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交战，我准备去见楚王，劝说他罢兵。如果楚王不听，我准备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在两个国王中，我总会劝说通一个。”
孟子说：“我不想问得太详细，只想知道你的大意，你准备怎样去劝说他们呢？”宋牼说：“我将告诉他们，交战是很不利的。”
孟子说：“先生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为有利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高兴，于是乐于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 '利’呢？”
【读解】 仁义是和平的前提
孟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几乎就是他第一次见梁惠王时所说的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那时主要是针对从政治国问题，这一次却是谈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在孟子看来，和平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非常支持宋牼维护和平的行为。但是，和平的前提是仁义，而不是利害关系。如果用利害关系去换得一时的和平，早晚也会失去和平，不仅失去和平，还会失去国家，失去天下。因为，基于利害关系的和平，实际上隐伏着很多不和平的因素，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以利害关系相互对待，一旦利害关系发生冲突，必然导致争斗，失去稳定与和平。相反，如果以仁义为前提赢得和平，则会保持长久的稳定与发展，不仅不会失去和平，而且还会使天下人心归服，安定统一。这是因为，基于仁义的和平，使人与人之间都以仁义道德相互对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人忠诚谦让，仁爱正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让世界充满爱”，哪里还有什么战争的危机呢？
应该认为，从理论上说，孟子的学说是很有道理的，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也依然呼唤“让世界充满爱”，呼唤世界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吗？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来看，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既然有军事行动发生，就不可能没有利害关系在内，也不可能有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战的战争和纯粹为抽象的仁义道德而罢兵停战的和平出现，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尤其没有这种可能。所以，以仁义为前提的和平，在孟子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正如以仁义为前提的战争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样。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5】
【原文】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屋庐子喜曰：“连得闲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
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
【译文】
孟子住在家乡邹国，季任留守任国代理国政，送厚礼想接交孟子，孟子收了礼而不回报于礼物。后来孟子住在齐国的平陆城，当时储子担任齐国的卿相，也送厚礼想接交孟子，孟子也是收了礼而不回报于礼物。有一天，孟子从邹国到任国去，拜见了季任；而从平陆到齐国，孟子却不去拜见储子。
屋庐子高兴地说：“我可找到孟子的漏洞了。”于是便问孟子：“先生到任国，拜见了季任；到齐国，却不去拜见储子，就是因为他是卿相吗？”
孟子说：“不是的。《尚书》里说：'享献之礼多仪节，仪节不够，礼物再多也只能认为没有贡献，因为进献的人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进献上。’就因为储子不成享献的规矩。”屋庐子很愉快。有人问他，他说：“季任不能擅自到邹国，储子可以随便到平陆去。”
【解读】
季任和储子都派人送礼物给孟子，借以沟通和交往。而孟子到任国去拜见了季任回礼，到齐国却不去拜见储子回礼，这是为什么呢？屋庐子弄不明白，还自以为是找到了孟子的漏洞了，这其实是屋庐子不懂得社会行为规范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孟子举了《尚书》的例子，借以说明，享献仪式是以礼仪为主，而不是以礼物为主，虽然礼物够多够丰厚，但没有了仪式，这享献还有什么意义呢？储子所犯的就是这个错误。屋庐子最后弄明白了，原来季任为国君，镇守一方，有保民守土之责，不能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因此他派人送礼是可以的。而储子是臣，可以因为国事而去任何地方，但储子也是派人送礼，而不亲自去送礼，这就缺乏相交往的诚意。既然他缺乏诚意，也就没有必要回报于他了。这就是孟子以社会行为规范为标准而选择的行为方式。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6】
【原文】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脱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译文】
淳于髡说：“首先注重名位实质的，是为了治理人民；尔后注重名位实质的，是为了自己。先生你在三卿位上，名位实质还没有贡献于上下就离去，仁者都是这样的吗？”
孟子说：“居在较低的职位，不以贤能侍奉不成器的人，是伯夷这类人。五次服务于商汤，五次服务于夏桀，是伊尹这类人。不厌恶昏庸的君主，不推辞小官之位，是柳下惠这类人。这三个人人生道路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这一样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君子做到与人相互亲爱而已，何必要走同样的道路？”
淳于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执政，子柳、子思做大臣。可是鲁国日渐削弱很严重。象这样的情况贤能者对于国家没有什么益处。”
孟子说：“虞国当年不用百里奚后来就灭亡了，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后就成了霸主。不用贤能就灭亡，就是想日渐削弱也能得到吗？”
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水附近，而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而齐国的西部都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因为善于哀哭她们的丈夫，从而使国家的风俗改变。内在有什么内容，外在就会表现出来。行为于某件事情而没有功效，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说齐国没有贤能的人，如果有，我必然认识。”
孟子说：“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不被重用，跟随国君去祭祀，祭祀的肉也没有得到，于是不脱帽子就离开了。不知者以为孔子是为了一块祭祀的肉，知道内情的人则认为这祭祀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而孔子本人想以承担轻微的罪而离开，不愿意随便离去。君子的所作所为，本来一般人就很难认识到。”
【注释】
1.淳于髡（kun昆）：人名，战国时期齐国学者，以博学著称。
2.三卿：指上卿、亚卿、下卿。卿是古代高级官员或爵位的称谓。
3.公仪子：人名，鲁国博士。
4.子柳：人名，即泄柳。
5.王豹：人名，卫国人，著名歌唱家。
6.绵驹：人名，齐国人，著名歌唱家。
7.华周：人名，齐国大夫。
8.杞梁：人名，齐国大夫。此二人在齐国和莒国的战争中死亡。
9.税：通“脱”。《左传·成公九年》：“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墨子·三辩》：“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吕氏春秋·慎大》：“乃税马于华山，说收于桃林。”《史记·李斯列传》：“吾未知所税驾也。”这里用为“脱”，也有解脱之意。
【解读】 为官不为 懒政庸政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当不当官，当官干不干事，有没有贡献的问题。按照社会行为规范，既然要当官，不论是为民还是为己，都应该干事，都应该有贡献。然而，孟子认为，虽然都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但人生有不同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不同。不能因为有相同的社会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必须一致。虽然，王豹住在淇水附近，而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而齐国西部的人都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因为善于哀哭她们的丈夫，从而使国家的风俗改变。内在有什么内容，外在就会表现出来。但这里面有个同类不同类的问题，不能仅以表面现象来看待内在的实质。一个社会，有邪恶与贤能两种势力，当邪恶势力占上风时，贤能的势力表现不出来，但这并不代表这个社会环境中没有贤能势力，没有贤能的人。同理，当贤能势力占上风时，也会有邪恶势力存在。从表面现象看，孔子似乎是为了一块祭祀的肉，但实质上这是孔子对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祭祀仪式的一种反对。由于一般人不懂得祭祀仪式的规范，所以就会欣欣然接受祭肉而兴高采烈，或者得不到祭肉而破口大骂。孟子在前面就多次说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如果人人都为所欲为，置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不顾，岂不乱套了吗？所以，人们应该在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下，选择出最适合于自己的，又于国于民有利的行为方式才对。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7】
【原文】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译文】
孟子说：“所谓的五霸，是三个圣王的罪人。如今的诸侯，亦是五霸的罪人。如今的大夫，是如今诸侯的罪人。天子出来到各诸侯国，称为巡狩。诸侯君主去朝见天子，称为述职。春天视察春耕补助困难的人，秋季视察收藏情况而帮助不够的人。进入到诸侯封地，如果土地是开辟的，田野是治理的，人民养老尊贤，有才能的人在位，就奖励，奖励其以土地。进入到诸侯封地，如果土地是荒芜的，遗弃老人失去贤才，搜括掠夺的人在位，就责备。第一次不朝觐，就贬损其爵位，第二次不朝觐就削减其土地，第三次不朝觐就派六师兵力移到他的封地上。所以天子声讨他而不征伐他，诸侯则是征伐而不声讨。所谓的五霸，是拉拢一部分诸侯去征伐另一部分诸侯。所以说，五霸者，是三个圣王的罪人。五霸中齐桓公势力最大，在葵丘盟会诸侯，捆束牲畜，文字为盟书而不用牲畜血。第一次盟会，就共同宣称：'诛杀不孝，不轻易改变太子，不以妾为正妻。’第二次盟会就共同宣称：'尊敬贤能，培育贤才，表彰有道德的人。’第三次盟会就共同宣称：'尊敬老人，慈爱儿童，不轻慢宾客旅人。’第四次盟会就共同宣称：'读书人的官职不世袭，公职不兼摄，选拔读书人要合格，不要专横杀戳大夫官员。’第五次盟会就共同宣称：'不随意修筑堤防，不制止互购粮食，不能有封爵而不报告。’还宣誓：'凡是一起参加盟誓的，既然签了盟约之后，恢复平常的和平友好。’如今的诸侯都违反了这五条盟誓。所以说，如今的诸侯，都是五霸的罪人。助长国君的恶行，其罪还小；迎合国君的恶行，罪就大了。如今的大夫，都是在迎合国君的恶行，所以说，如今的大夫，都是如今诸侯的罪人。”
【注释】
1.五霸：指春秋时期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2.三王：指先周时期称王的三个王，即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
3.掊：（paou投）《说文》：“掊，杷也。今盐官入水取盐为掊。”《汉书·郊祀志上》：“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宋王安石《兼并》：“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本义为五指扒土，后引伸为聚敛，搜括之意。
4.让：《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且让之。”《国语·周语》：“让不贡。”《小尔雅》：“诘责以辞谓之让。”《史记·齐世家》：“鲁人以为让。”《说文》：“让，相责让也。”《广雅》：“让,责也。”这里用为责备之意。
5.搂：（lou髅）《说文·手部》：“搂，曳聚也。”《广韵·侯韵》：“搂，曳也。”这里用为拉拢之意。
6.葵丘：春秋时宋国地名，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内。齐桓公于公元前年在葵丘邀集鲁、宋、卫、许、曹等国代表结成同盟，从而确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7.载书：《左传·昭公十五年》：“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萧统《文选序》：“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载书即盟书，是记载盟约的文件。
8.歃（sha霎）血：《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古人盟会时，微饮牲血，或含于口中，或涂于口旁，以示信守誓言的诚意。葵丘之盟不杀牲口，不用牲畜血，而是用书写的文字表示诚意。
【解读】
孟子回顾了三王时期，即周朝以前的三个圣王，认为他们是遵守社会行为规范而有最佳行为方式的君王。而春秋时期的五霸，虽提倡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不好，是霸道政治，因此是三王的罪人。到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的诸侯，既不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又不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故而更坏，因此是五霸的罪人。而现在诸侯们手下的官员比诸侯们更坏，因此是现在的诸侯的罪人。
孟子这其实是针对诸侯国君和士大夫阶级而言的，不仅是平民百姓，或是读书人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是大夫级官员、诸侯君主，也要而且更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春秋时各诸侯国虽然都在争霸称霸，但毕竟还奉着一个周王——当时的中央政府，承认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等于还承认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五霸以后，东迁后的周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虢等国所占据，周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疆域的缩小，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少。周王经常向诸侯求车、求赙、求金，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已和一般小国无别。这就是说，整个周朝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已彻底崩溃。各诸侯国不再承认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这种状况发展到孔子死后就更为严重了。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鲁、宋、郑、齐、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到战国时期，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
由于“礼”的破坏，各诸侯国不得不强调“法”制，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公布范鞅所作的刑书。公元前501年，郑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在此以前，所谓“议事以制”，就是判决者往往临事作出惩罚标准，缺乏成文性材料的依据。而在刑法条文公布之后，官吏或贵族的专横独断受到抑制，这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对以后战国时期刑法条文的完善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周王朝初期也有法制，但那时的法制只是为了惩治有罪的人，整个社会秩序还是依靠社会行为规范而维系着的。
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为了私有利益，无视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致使君权削弱，“权去公室，政在家门”。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引起内乱频繁发生。这就是无视于周王朝的社会行为规范而造成的后果，所以孟子称他们是三王的罪人。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8】
【原文】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
【译文】
鲁国国君想让慎子做将军。孟子说：“没有教育人民就使用他们，这叫坑害百姓。坑害百姓的人，在尧舜时代是不允许存在的。一仗能打败齐国，占领齐国的南阳，虽胜利然而却是不可以的。”慎子突然发怒不高兴地说：“这话我慎滑厘听不懂。”
孟子说：“我明明白白告诉你，天子的土地纵横千里；不够一千里，就不够接待诸侯。诸侯的土地纵横百里，不够一百里，就不够奉守宗庙的礼制。当年周公被封在鲁地，方圆百里；当时土地不是不够，而封地是俭约百里。太公被封在齐地，也是方圆百里。土地不是不够，而封地是俭约百里。如今鲁国已经有五个方圆百里了，你以为有王者兴起，是使鲁国的封地有所减损呢？还是会使其更增加？不用战争而把彼国的土地拿给此国，仁者都不愿有所为，何况是用战争屠杀去求取得到呢？君子之侍奉君主，就是要努力把君主引向正道，立志于爱民而已。”
【注释】
慎子：名滑釐，鲁国的一名大臣，善于用兵。
【解读】
孟子所说的土地方圆百里，“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就是西周时期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这个意思是说，并非没有土地，也不是土地不够分封，之所以一个诸侯只分封百里之地，其目的就是要使诸侯们不能够拥有太多的土地和人民。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诸侯们不要有太多的权力。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私有欲的提高，至春秋时期，诸侯们已不满足于方圆百里的国土了。所以他们趁着周王室的日益衰微，拼命扩张自己的国土，做强做大。然而仁者为什么不为呢？象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这三王如果不为，能统一天下吗？这似乎有些矛盾，这也是当年诸侯们没有弄懂的地方。其实，孟子的意思是，想要做强做大，并不是坏事，但不能靠侵略、掠夺和剥削来使自己富强。而是要依靠“仁、义、礼、智、信”的原则，爱民、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用智慧、用诚信，那么，人民就会主动来依附你，整个天下的人民都依附你了，土地难道还不是你的吗？管仲当年亦如是说，《管子·重令》：“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这其实就是举例：“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9】
【原文】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①，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②，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注释】
①乡道：向往道德。乡，同“向”，向往。②与国：盟国。
【译文】
孟子说：“如今服事国君的人都说：'我能为国君开拓土地，充实府库。’如今所说的好臣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爱民，却去想法求取富贵，这就等于是富有的夏桀王。又说：'我能够替国君邀约盟国，每战一定胜利。’如今所说的好巨子，正是古代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向往道德，不立志行仁爱民，却去想法让他武力强大，这等于是是辅助君主当夏桀王。按照如今这样的道路走下去，而不改变如今的恶风劣俗，即便把整个天下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稳的。”
【读解】 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
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黩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0】
【原文】
白圭①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②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③，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④，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释】
①白圭：名丹，曾做过魏国的宰相．筑堤治水很有名。②貉（mo）：又作“貊”，古代北方的一个小国。③饔（yōng）：早餐。飧（sūn）：晚餐。这里以饔飧代指请客吃饭的礼节。④去人伦，无君子：去人伦指无君臣、祭祀、交 际的礼节；无君子指无百官有司。
【译文】
白圭说：“我想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孟子说：“你的办法是貉国的办法。一个有一万户人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怎么样？”
白圭说：“不可以，因为陶器会不够用。”孟子说：“貉国，五谷不能生长，只能长黍子；没有城墙、宫廷、祖庙和祭祖的礼节，没有诸侯之间的往来送礼和宴饮，也没有各种衙署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便够了。如今在中原国家，取消社会伦常，不要各种官吏，那怎么能行呢？做陶器的人太少，尚且不能够使一个国家搞好，何况没有官吏呢？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轻的，是大貉小貉；想要比尧舜十分抽一的税率更重的，是大桀小桀。”
【读解】 无过无不及原则的运用
那就只能十分抽一，完全合于尧舜之道了。白圭知道孟子主张薄赋税，所以故意来问他，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殊不知，孟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奉行的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在这里展开了一次中庸的现实运用。既回答了白圭的问题，又表明了自己无过无不及的主张。
财政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财政税收多少合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老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从实际出发，指出，如果按照白圭所提出的税率，二十抽一，赋税倒是薄了，老百姓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国家怎么运转呢？除非像那边远落后的貉国那样，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机构，没有靠财政负担的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文明进化的中原国家既然已不可能回到像貉国那样的原始状态，怎能实现像貉国那样的税收制度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收得多越好，像暴虐的夏桀那样，模征暴敛，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儒者的追求。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1】
【原文】
白圭曰：“丹之治水①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②。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付谓之泽③水。降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①丹之治水：白圭治水的方法，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主要在于筑堤塞穴，所以孟子要指责他“以邻国为壑”。②壑（he）：本义为沟壑，这里扩大指受水处。③洚（jiang）：大水泛滥。
【译文】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的水平，要超过禹。”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大禹以四海为畜水的沟壑（使谁流入大海）。如今先生你却把邻国当做畜水的沟壑（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洚水。所谓洚水就是洪水，是仁慈的人所厌恶的。你搞错了。”
【读解】 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现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了。比如说，一个普遍现象是，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自己家里的花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纯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洁，却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门外楼道上摆展览，让上上下下的邻居都在鞋阵中捂鼻而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当然，你知道“以邻为壑”，人家也同样知道“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都成了“邻”，成了“壑”’，到时候，也就没有一处干净，没有一处不受灾害了。由此看来，“以邻为壑”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还是收起这种“仁人所恶”的“以邻为壑”手段，“以邻为友”，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好。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2】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恶乎执？”
【注释】
①亮；同“谅”，诚信。
【译文】
孟子说：“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够有操守呢？”
【读解】 君子不亮，恶乎执？
关于“信”的问题，孔子、孟子都有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说法：
孔子一方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另一方面却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kēng）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孟子一方面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另一方面却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这种自相矛盾，正如我们已多次说过的那样，其实正是原则与变通二者的对立统一。在孔子、孟子看来，一方面，“信”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小节小信。所以，应该以“义”来进行调节变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惟义所在。”其实，二者的辩证统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也已经说到过，这就是“君子贞而不谅。”贞是大信，谅是小信（与孟子本章的“亮”（谅）泛指一般的信不一样）。一句话，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则问题上讲信用，不要拘泥固守于小节上的一成不变。这就是孔子、孟子关于“信”的辩证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免引起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不解乃至于混乱。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3】
【原文】
鲁欲使乐正子①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
“有知虑乎？”曰：“否。”
“多闻识乎？”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②。”
“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③，而况鲁国平？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④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也也（6），予既（5）已知之矣。’也也之声音颜色距（7）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8）之人至矣。与谗诌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①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②好善：这里特指喜欢听取善言。③优于天下：优于治天下的意思。优，充足。④轻：易，容易，不以为难。⑤也也（yi）：自满的样子。(6)既；尽，都。(7)距：同“拒”。（8）谗：说陷害人的坏话。馅：巴结，奉承。谀：讨好逢迎。
【译文】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欢喜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能力吗？”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有智慧有远见吗？”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见多识广吗？”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孟子回答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听取善言就够了吗？”孟子说：“喜欢听取善言足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鲁国呢？假如喜欢听取善言，四面八方的人从千里之外都会赶来把善言告诉他；假如不喜欢听取善言，那别人就会摹仿他说：'呵呵，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的声音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不来，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就会来到。与那些进谗言的阿谀奉承之人住在一起，要想治理好国家，办得到吗？”
【读解】 好善足以治天下
在孟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于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相反，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馅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一来，想治理好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而问题则在于对这“善言”的理解上。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当然不都是“逆耳”的，正如良药不一定都是苦口的一样。但却的确有那么些忠言是“逆耳”的，甚至是非常不中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看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销掉。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也是“好善”的典范之一，但他不也多次想杀掉那一再进“逆耳”之言的魏徽吗？由此看来，如果乐正子真是“好善”的人，那就的确非常不简单。孟子一听说他将执政于鲁国就高兴得睡不着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4】
【原文】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译文】
陈子问：“古时候的君子在什么情况下才做官？”孟子说：“有三种情况可以做官，有三种情况可以辞官。迎接时恭敬而且有礼貌、合礼仪，表示将要实行他的主张，就可以去就职。礼貌、礼仪虽然没有减退，但所说的没有实行，那就辞去。其次，虽然没有说要实行自己的主张，但迎接时恭敬而且有礼貌合礼仪，就可以去就职。如果他的礼貌、礼仪减退了，那就离去。最坏的情况是，早晚两顿饭都没有了，饿得出不了门，君主知道了，说：'我大的方面不能推行他的主张，又不能听从他的话。却让他在我的国土上挨饿，我觉得是耻辱。’君主的周济，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是免于饿死罢了。”
【注释】
陈子：人名，即陈臻，孟子的学生。
【解读】
本章讲了两种情况，一是国君的行为方式，而且要看其行为方式是否符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另一种就是君子当官的行为方式，要不要当这个官，首先要看是否符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然后再选择行为方式。不要糊里糊涂去当官，也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而当官。在《万章下》第四章里孟子就说过：“孔子有时见到道可行而可以出来当官，有时可以会合时可以当官，有时因国君养贤而当官。对季桓子，是道可行才当官；对卫灵公，是为了会合其意才当官；对卫孝公，是因为国君养贤才当官。”有所为，帮助兆民足以有所行为；有所不为，即不参与诸侯们的侵略、掠夺和剥削的行为。这就是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认为的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5】
【原文】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①之中，傅说②举于版筑③之间，胶鬲（4）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⑤，孙叔敖举于海（6），百里奚举于市（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8）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9）于虑，而后作；征（10）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11），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①畎（quan）亩：田间，田地。②傅说（yuo）：殷武丁时人，曾为刑徒，在傅险筑墙，后被武丁发现，举用为相。③版筑：一种筑墙工作，在两块墙版中，填人泥土夯实。④胶鬲（ge）：殷纣王时人，曾以贩卖鱼、盐为生，周文王把他举荐给纣，后辅佐周武王。⑤管夷吾：管仲。士：此处指狱囚管理者。当年齐桓公和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纠失败后，管仲随他一起逃到鲁国，齐桓公知道他贤能，所以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而把管仲押回自己处理。鲁君于是派狱囚管理者押管仲回国，结果齐桓公用管仲为宰相。（6）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的隐士，隐居海边，被楚王发现后任为令尹（宰相）。（7）百里奚举于市：春秋时的贤人百里奚，流落在楚国，秦穆公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他买回，任为宰相，所以说“举于市”。（8）曾：同“增”。（9）衡：通“横”，指横塞。（10）征：表征，表现。（11）法家拂士：法家，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为“弼”，辅佐；拂士即辅佐的贤士。
【译文】
孟子说：“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读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人。其实，为人所熟知的，还有姜子牙的故事。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借用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是要求我们“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乐的科学》）因为，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史公说得好：周文王被拘美里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而编《春秋》，屈原遭流放而赋《离騷》，左丘明失明而写《国语》，孙胺脚残而著《兵法》，吕不韦迁蜀地而出《吕览》，韩非子被秦国囚有《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都是发愤所作。（《史记·太史公自序》）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婬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一切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来了１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什么磨难，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因而也有价值得多呢？
【评析】 选贤任能 历经磨难
自周文王以来，就逐渐形成一种选贤任能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不再完全是贵族世袭了。这样一种选贤任能的社会行为规范，使很多普通人走上统治阶层，但是，孟子认为，真正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统治者必须经过一定的磨难，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生活经历，才能懂得民心。而只有懂得民心，才能治理国家，只有经过穷困挫折，才能坚定人的意志，激励人的奋斗精神。而世袭的贵族子弟，从未领略过人间冷暖，而贪图闲适安逸，则会日渐平庸而怠惰，以至亡家亡国。所以孟子在这里肯定的是选贤任能的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人在历经磨难时怎样选择行为方式的问题。
【孟子·告子章句下》卷12·16】
【原文】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
【读解】 教亦多术：不屑之教，是亦教之
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这里着重谈到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过，孔子正是采取这种“不屑之教”的老手。除了《论语·陽货》所记载他对孺悲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屑之教”而外，他教育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想来宰予是羞愧而奋发向上了的，后来还做了齐国的临淄大夫。看来，儒家先贤教学很是注意教育心理学原理的运用，虽然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概括出了这些原理。
【评析】
教育，教育过程，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那么，在遵守这个社会行为规范时，要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呢？孟子认为，给予教诲，是一种行为方式；不给予教诲，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关键是要看具体情况。这与孔子的教育态度是一样的。《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这段记载是说，孔子不上课了，并由此而有点灰心丧气，用我者，即是需要我，不仅是国家用我，学生对学习的需要也是用我，那么，学生要用我即是需要我，需要我我就言说起来，我上课，不需要我、舍弃我，我就将知识收藏起来，不怨天尤人。这一点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学生有了逃避学习的想法，不仅仅是害怕学习，而是当时的社会影响。私有制的发展，使人们热衷于名誉利禄地位，拼命扩张土地，捞取财富，榨取人民的血汗，以至于根本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品行，只讲现实，只讲财富。而所学的知识也是只供自己的需求而不管别人，甚至根本不想学习，尤其是对“仁、义、礼、智、信”的学习。在面对春秋时期这样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孔子只好将自己的知识收藏起来。而将知识收藏起来，即是不能去为人师表了，也不能去当官为政了，也就只好安贫乐道了。因为要为人师表，要当官从政，必须要将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而真正要做到安贫乐道，不被名誉利禄地位所诱惑，则是很难的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孔子认为只有自己和颜渊能做到。
在《述而》中还有一段记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没有欲望、兴趣学习的学生，是不再重复给予教诲了。古人发表意见和写文章与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现代的文人学到一点知识就想要赶快发表出来，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捞取名誉地位，而不论以前是否有人讲过，小小年纪便是长篇大论，懂的与不懂的都要发表意见，写到后来，全靠挤牙膏式的拼命挤出一点东西，然后宣布“江郎才尽”。而古人对于“立言、立德”是非常慎重的，不到充盈旺盛的程度不会发表意见，不到欲望快要喷发出来也不会发表意见。后来有句话：“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意思，不到愤怒到极点的时候，这个诗是写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心中的思想满盈了，想要喷发出来，才谨言慎行地发表意见。因为不慎重的言行会影响、遗误别人，或者是误人误己、误人子弟。而学生学习的欲望不充盈旺盛的话，孔子也不再重复给予教诲。为什么呢？学生若是对学习没有欲望，没有兴趣，必然也就学不到知识，而填鸭式的教育是孔子所不愿的。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愤”了，“悱”了，能举一反三了，孔子才愿意继续教下去。这不是孔子挑剔，这是孔子的一种很科学的教育方式，是孔子在教育过程中采取的一种最佳行为方式，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体现。孟子亦是如此。
为什么要用这一段来作《告子》的结尾？从把人性比做杞柳，把人生规律比作杯盘，认为人性可以纳入道德规范中来，如同人们可以用杞柳来制作杯盘一样，行不行呢？一开始，告子说：“人性就好比是水势急速的水流，在东边冲开缺口就向东流，在西边冲开缺口就向西流。所以人性没有善不善之分，就好比水没有流向东西方之分。”而孟子说：“水流确实没有东流西流之分，但是没有上流下流之分吗？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好比是向下流淌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水的本性没有不向下流淌的。如今的水，被击打就可以溅得很高，可以使它高过额头；堵塞水道使它倒行，就可以使它流上山岗。难道这是水的本性吗？是形势使它这样的。人之所以可以使他不善良，其本性的变化也是一样的。”师生两人从多方面探讨了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才会去做什么；心里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内容，而知道了这个人的心理内容，也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恶了。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始终认为行为方式是外在的，不关内心的事情。而孟子则认为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思维、意识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如果是“性本善”的，其行为方式也就趋向于善。如果是“性本恶”的，其行为方式也就趋向于恶。然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以，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孟子认为，人的本心、本性是善良的。而不是“圣王兴，则民好善”。在人类进化为人之前，善恶观念就存在于动物之中。人类进化为人之后，善恶观念更得到加强，随着人类识别能力的提高，是非曲直观念、羞耻观念、恭敬观念、恻隐观念都一步步产生，尔后圣王兴，则人民更趋向于为善！至私有制产生，并且畸形发展，人性才逐渐趋向恶的方面。虽然，私有制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但在这其中，如果多提倡恻隐、羞耻、恭敬、是非之心，使人们趋善避恶，那么人类社会就会稳定发展。正因为人类本性当中有善的因素，人们才会彼此相互亲爱，人们才会有团结的思想，人类才会组成社会。如果没有，人类也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而依然还和其它动物一样，是猩猩猿猴。所以，后天的教育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不给予教育，是针对某一个人，是要让他羞愧自惭而愤发。这就是孟子在教育问题上的最佳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