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辨伪浅析

洛阳拓真堂裴建平
碑刻文化作为金石文化里的一个重要分支，自古就是人们感兴趣的热点，在浩瀚纷繁的金石著作中人们把碑刻拓帖类出，去咀嚼、品评、摹临、赏玩。古往今来，人们出于各种目的，或因原石佚毁且意义重大而重刻，或因玩好及传播而翻刻，或因经济的贪利而翻刻做伪，其翻刻和做伪的手段花样繁多，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对碑刻的追逐势利现象致使真假难辨、良莠误识，给学界研究者和碑帖爱好者带来诸多困惑和尴尬。因此，碑刻的辨真识伪就成为石刻文献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为此，本文仅就现今流行的墓志翻刻做伪手段及其工艺方面的辨伪方法，结合浅薄的心得进行试析，以求教于方家。
历史上的碑刻做伪，分重刻、翻刻、伪刻三种方式。重刻、翻刻，就原石而言均属做伪的范畴，然而二者却有着质的不同。
一、重刻
重刻，多用于较大的名碑名石，在原石佚毁，漫漶不清，或原石尙好，且具有某种重大意义的情况下，因为宣示和传播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完全师尊原石的形制，并依早期拓本补遗拾缺，舍其糟粕，尽可能再现原碑初始风貌的精工再镌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在一种组织力量的作用之下，公开而隆重地进行，然后树之于公众视野供人们瞻仰。古代名碑重刻的例子甚多，如《峄山刻石》、《西岳华山庙碑》、《孔子庙堂碑》、《缙云县城隍庙记》、《干禄字书碑》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篇碑文由一位以上书家书丹的一文多书式的重刻，及一篇碑文多刻式的重刻，如唐《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偃师圣教序》[1]，宋《大观圣作碑》[2]等。时至今日，重刻之风又起，近年来重刻的名碑如江苏溧水《校官碑》、陕西渭南《西岳华山庙碑》、浙江诸暨《会稽刻石碑》、河北石家庄《集王圣教序碑》、四川绵阳《干禄字书碑》、河南洛阳《辟雍碑》等。近年来，日本重刻中国名碑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
二、翻刻
翻刻，则是把碑刻某一时期的拓本局部地或全部地抑或改变原有布局地转刻到或木或石上，新石则伪以旧色，然后进入商业行为，以新代旧，以假充真，或传拓牟利，或卖石赚钱，这种翻刻行为在进行时往往具有一定的隐密性，待拓片流出被识者所鉴后，才逐步趋于公开或半公开。古代碑刻翻刻的例子很多，马子云、施安昌先生所著《碑刻鉴定》[3]一书所记碑志翻刻的数量就达百种之多，赵振华先生《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4]对近代洛阳地区翻刻的碑志也有论述。
近年来，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加之碑石开采及加工工具的技术进步使得碑版的镌造变得容易，碑刻的做伪之风便悄然重起。就洛阳地区而言，翻刻及利用现代工艺翻模复制的做伪手段之多令人瞠目，其种类不但涵盖了碑志帖摩崖四石，假的画像石、画像砖也有所见。
从当今洛阳地区碑刻做伪的途径分析，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官方的，二是民间的。文博单位翻刻版如：《范仲淹神道碑》、《王拱臣墓志》、《琅华馆帖》、《常氏墓园石刻》等。民间翻刻碑志如：《龙门二十品》、汉《袁安碑》、汉《肥致碑》、魏《元苌墓志》、魏《元寿妃墓志》、魏《元囧墓志》、隋《高善德墓志》、唐《张说墓志》、唐《武承嗣墓志》、唐《升仙太子碑》、唐《萧元祚墓志》、唐《王琳墓志》、唐《元次山碑》、唐《郭虚己墓志》、唐《严仁墓志》、唐《颜家庙碑》、《琅华馆帖》、《拟山园帖》等。
民间的翻刻，大致可分四种情况：一是古玩字画商的翻刻。多依名碑名志早期拓本或馆藏碑志的拓本，高价精工翻刻，传拓牟利，致使有的名碑存在多个翻刻本；二是不法商贩的翻刻，以墓志居多。不法商贩悉知所经手倒卖的碑刻的去向，他们通常请有做旧经验的石工翻刻后，真假两卖。不法商贩与盗墓者联系紧密，他们从盗墓者手中购得墓志后，大量拓印拓片，然后把原志卖到异地，通过兜售拓片再大赚一笔，翻刻志则卖与本地或另一地，购得假志者，窃喜为宝物珍藏，密不示人，等知道上当时已晚矣；三是盗墓者的翻刻,盗墓者掘得名志后深藏不露，翻刻一方以售；四是深谙此道的石工所为，以卖石赚钱为目的。
碑志的翻刻做伪手段颇多，因当今碑材的取石加工方便，木版的翻刻多以不用。就整石翻刻的工序而言，一般是先行翻刻，然后再行做旧。翻刻时，先把原拓的复印件平覆在石上，用胶带把复印件的一边与碑版粘牢，复印件下面衬垫誊印纸，然后用较细的铁笔沿字口和石花边缘双勾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