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第一代炒股大户沉浮录
投资和人生，最怕的就是错把运气当能力。
作者 ✎ 点拾投资
来源：雪球
短期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两个因素：能力和运气。但是时间越长，能力因素变得越重要，运气因素的影响变得越忽略不计。有些人即使获得了短期的成功，但如果能力无法保持进化，最终还是会均值回归。这些上海滩曾经的股市大户们，一度是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人早在1994年就身价超过3000万，却在一个月内回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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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19日，上午9时正，随着时任上海市市长举起棒槌，一声沉重而清脆的锣声响彻大厅，绝迹了40余年的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交所宣告正式开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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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一晃28个半年头过去了。如今，时常会念及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的影踪：“他们在哪里？”“他们怎么样了？
上海的第一代炒股大户，如今公认的大约是十四五位，他们是：被称为“３只领头羊”的杨怀定，杨良正，杨卫国；“舰队司令”蔡铁阳；“小山东”李森发；“大老李”李双成；“哲学家”陈林坚、李志林；退休医生邬明扬；盲人吴继明；教师应建中；以及孙鼎、江震锦、余建强和许春华。
他们进入股市时的年龄，从30多岁到60多岁不等，他们的文化程度，除两位“哲学家”具有博士、教授文凭，个别人具有大学学历外，大多仅有中学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中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就有五六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当个体户的也曾有五六个，而毅然辞去公职走进股市的也有五、六个；他们在入市的时候，本钱都不大，多数才几千元，最多的也才几万元。经过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运作，他们都先后成了大户，身价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他们中经历了股市的风风雨雨，如今成为“被'消灭’的大户”的有五六位；其中杨卫国在3000万元刷光后，精神失常，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落魄街头，余建强则承包了一个家电门市部，做起了小本生意；而当年有上海大户室第一号大户之称的杨良正，则不仅欠下了一屁股债还卷进了一场旷日待久的官司不能自拔；孙鼎和江震锦则在从千万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之后，经过痛苦的反思，满怀“重上井冈山”的壮志，东借西凑了一些资金重返了股市，并决意向大户目标冲刺；他们中有的人采取了退隐江湖，淡泊人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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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少人依然在股市里叱咤风云。自然，他们当年的“风光”不再。如今大机构、大资金以10倍、百倍于大户的实力左右股市，“大户”的称号已不再属于他们；但是，他们依然是股民们崇敬和追逐的对象。毕竟，他们具有一般股民，特别是新股民所没有的经验和教训，有着对中国股市更透彻的了解。
被称为“杨百万”的杨怀定，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生活十分悠闲，老婆早已不再工作，专门在家操持家务。他自己则在每天收盘后四处走走，养养花鸟虫草，看看书，腰围是一圈圈大了起来。你要是问他有多少资金，他准保回答你：不是叫我杨百万吗？那就算一百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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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脱贫勇闯股海：
追寻上海滩第一代炒股大户的足迹，不难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以较早涉足股市，都是源于贫穷，希望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困境。这是新一代中国股民的共同命运，共同心态！
人称“小山东”的李森发，出生在典型的工人家庭。他是老大，下面还有６个弟妹。常年做炒货小生意的父亲，因为偷税漏税被判刑３年的时候，他才12岁。一家人仅靠母亲的40元收入，显然是无法生存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12岁的他就开始帮助母亲养家糊口，每天放学后，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到菜场里去拣菜皮……贫穷两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67年，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李森发就“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在那里一干就是10个年头。在1979年知青回城中，他顶替母亲回到了上海。一起回沪的还有同为上海知青的女朋友。可是，婚事吹了，恋人跑了。李森发又一次尝到了贫穷的滋味！
进入80年代后，广东得改革风气之起，率先打开了国门。一次，几个朋友相约南下广州去“呼吸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李森发怀揣工作多年的2000多元积蓄，企盼上天能赐给他一个发财的机会。一天，他好奇地走进火车站旁的一个宾馆，想歇歇脚，喝杯饮料。他一看价目表，吓了一大跳，一杯普普通通的饮料，竟要10元钱，这是他３天的工资啊！他不敢在广州久留，因为在那里，他辛苦了多少年才积攒起来的2000元钱，一天就能花个精光。回到上海，如何摆脱贫穷、走出困境成了他日思夜想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他咬咬牙辞去了每月仅拿70元工资的工作，当起了冬卖炒货，夏卖水果的个体户。80年代后期，上海最早的证券公司——静安申银，就在李森发家的对门开业了。公司门前天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天，李森发问到他摊位上买西瓜的炒股人：你们一天能赚多少钱？当他得知他们有的一天能赚几千元时，他简直目瞪口呆了。他大为感慨：我一天忙到晚，最多也只赚个几十元。“不行，我还得改行！”他又一次豁出去了。把几年来积蓄的5万元钱悉数买了“小飞乐”股票。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小飞乐”股票的价位整整翻了几个个儿，他不失时机地全部抛了出去，一下子就赚了7万多元。
他尝到了炒股票的甜头后，立即结束了卖炒货和水果的个体户生涯，开始当起了炒股专业户。也该李森发要发财，那年头，股票的价格都是只有朝上没有朝下的单边走势，几年里上海的股市一直见涨，李森发自然实实在在地赚了一大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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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19日，当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申银证券公司开设了上海第一个大户室的时候，“小山东”以百万元身价，与“杨百万”等十数人一起昂首走了进去，成为了中国第一代个人证券投资大户。
再让我们来看看盲人大户吴继明：吴继明不是先天的盲人，小时候他的视力很好。他从小喜欢足球，进入中学后，他成了校足球队队员。一次踢球时，一只球飞过来，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他的眼睛，教师和同学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在给他治疗中，不慎引发了严重的感染，他的双眼从此失去了光明。
一个在色彩斑斓的世界里生活了17个年头的人突然失去了双眼，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吴继明想到了死。但死既容易又不容易。于是他又想到了活，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死了就意味着失去了任何机会。双眼失明了，书自然是不能再读了，于是他进了一家专门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低压电器开关厂，从冲床干到车床，又从车床干到刨床。福利工厂工作，收入是很低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已。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吴继明的耳朵里开始不断地传来别人如何发财致富的消息，他按捺不住了。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去冒险拼一拼。
于是，他果断地辞去了公职。先在公园门口摆摊卖气球。因为是一个人干，没有帮手，他常常整天不吃也不喝，怕的是上厕所。因为一上厕所，摊位没人看，气球被人顺手牵羊了怎么办？
后来，他又到新疆贩过哈蜜瓜，在上海倒过钢材。可是，几年下来，吃的苦３天３夜讲不完，可赚的钱却有限。但公职已经辞去，脚下的路在何方？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股市在上海滩上悄悄兴起了。1989年6月，股票价格直线下跌。吴继明带了300元钱来到证券公司，左打听，右打听，花了150元买了二股“豫园商场”。第二年年底，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又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豫园商场”的股价扶摇直上，每股一直炒到10040元，吴继明在8500元时抛了出去，大大地赚了一笔。
正是赚的这第一笔钱，促使吴继明从此一头扎进了股市。当然，在他的股票生涯中，有输也有赢，但总体上是赢多输少。一个每走一步路都十分小心的盲人，自然会在操作中提防来自各个方面的陷阱。同正常人那样，整天在证券市场里跑出跑进。但他发挥自己听觉、嗅觉和触觉格外灵敏的优势，加上恰当的定位，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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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哲学博士李志林是怎样走进股市的：李志林是个躲过“上山下乡”运动的幸运儿，他当过工人、干部、记者、编辑，考上哲学研究生之后，他还是走马灯似地换着职业。熟悉他的人都说，李志林是个天性不安份、既好动，又好斗的人，他思维活泼，行动果断。在哲学最吃香的时候，他迷上了哲学，写出了题为《言论与传统思维方式》的长达30万字的论文，博得哲学大师们的一片喝彩；在读书最吃香的时候，他又考上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博士生，并且深得冯老的赏识；在人民币最吃香的时候，他自然也绝不会无动于衷……李志林的投入股市，自然也是源于贫穷。当知识分子，做一个教书匠，在任何国家都是清苦的，何况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大家都清苦自然是无所谓的，问题是自从改革开放后，随着分配距离的拉开，出现了有人清苦有人不清苦的情况，这就难免让一些处于同一阶层，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动心了。
一次，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界的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知名者济济一堂。中午休会是，主持人宣布，会议期间午餐一律自理，但中国大陆的学者请到门口领午餐费。当李志林与那些满头银丝，著作等身的国内哲学界泰斗，在一起排队，领取那一份少得可怜的午餐费时，内心悲怆不已。尽管这是主办者的好心，但他的心却在流血，他觉得这简直就像日伪时期领户口米，他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再不能等国家来帮助知识分子！
于是，李志林一手拿着哲学辩证法这个法宝，一手拿着家里的存款走进了股市。并且，很快便成了上海股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不过，他的大户称号不仅仅是在资金上，而主要在他用哲学的头脑、哲学思维作出的服评上。
当然，现在的李志林已经摆脱了贫困，他再也无须为一顿午餐去领受别人的白眼，但他能否成为上海知识分子的首富，是有待时间来证明的。
杨百万说：“一个职业的股市投资者，不能心太黑，心太黑了就会去做赌博行情，一赌就会有风险，你赢10次，100次，但只要输1次，就会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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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来，社会上关于杨百万的传言四起，其实杨百万还是杨百万，只是近年来他更务实，更谨慎了。这几年，由于股市不断扩容，大机构、大资金的不断进入，像杨百万这样的昔日股市大户，已不可能再在股市呼风唤雨，更不可能再操纵股市了。于是，他采取了慢慢淡出的处事方式。
他把自己的资产分成3份：一份买房子、一份买国债，一份投资股票。在投资股票的那部分中，他又一分为三：一份看准绩优股买入后长期持有；一份做短线，炒黑马；另一份机动。他选择股票也与众不同。他的首选标准不是这个股票的上升空间有多大，而是下跌空间有多大。他一般选择没有下跌空间的股票，然后再在下跌空间较小的品种中选择上升空间较大的品种。他的哲学是：做股票首先是不输，然后再去赢。1996年，他一直在买卖“成都工益”。他从3.50元做起，待上升到８元的时候，就全部抛出了。
他说，我既然已经是职业投资者，就得从股市中去拿“工资”。他的那一份炒短线股的钱就是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赚一点差价，一个月有几千元，可以维持家庭开支便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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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医生认为：炒股票其实与战争一样，要运筹帷幄。资金就是你的部队；选择股票就是选择攻击目标；购买时间就是捕捉战机；使用资金就是布阵，不仅要有一梯队，二梯队，还要有预备队。
邬医生跨入股市后买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当时每股535到200多元。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采用了“平摊法”，在低价位又补进了一批，经过两次分摊，终于把手中的股价降了下来。后来，“电真空”反弹，一直涨到700多元，于是他赚到了入市后的第一笔钱。他说，赚钱当然是高兴的，但我更高兴的是懂得了一个基本道理：知识投资一定要先于资金投资。
操作炒“金桥”是他的得意之作。1993年3月底，上海股市从1530点急剧下挫，直跌到930点附近。一时间，市场人气涣散，“空头”们断言大盘非跌进700点不可。邬医生虽未被套，但对大盘的这种跌势深感不安，同时又觉得有机可乘。他认为，“金桥”股份公司地处浦东开发区，外资以每月一亿美元的数额进入，前景看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金桥”的上市开盘才9元多。
于是，他决定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组织联合兵团进击。经过他的四处游说，一个“联合兵团”终于组织起来，将“金桥”一直炒到16元。“金桥”一上去，带动了整个浦东板块一起跟进，随后其他股也开始上涨，从而使颓跌的大势翻转，上证指数回升到1380点，并且在千点以上坚持了近一个月，给众多理智的投资者提供了从容撤退的机会。
这次炒“金桥”后，邬医生想想也有几分后怕，他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全部出动，一旦失误，等待他的是“全军覆没”。好在他知己知彼，把握准了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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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吴继明的策略是以做波段行情为主，选择股票也以选择绩优股为主，而极少涉足劣质股的赌博行情。他说，做赌博行情的输赢往往在几分钟之内，而自己双目失明，不可能随时随地从电脑上获取信息。于是，他将自己定位在一个以做中长线为主的投资者位置上，而不去做一个职业炒手。这正是一个盲人成为大户的全部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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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字害了“老前辈”：
在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中，跌得最惨的要算是“青皮蛋”（脸上有一块青记）杨卫国了。
当年，杨卫国是上海滩上出了名的“打桩模子”，即整天站在马路拐角上，贩卖国库券和外币；再后来，他又倒起了邮票、钱币之类的。几年下来，他发了一笔不小的财。股市开始后，他便顺理成章地进了股市。
进入1994年后，“青皮蛋”的身价达到了3000万。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3000万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用这些钱来过日子，一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光。可是杨卫国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亿万富翁。俗话说，人是世界上最贪婪的动物。何况，杨卫国觉得这3000万来得太容易了，简直同吹泡泡没什么两样，越吹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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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期货市场也开张了。杨卫国听说做期货赚钱更容易。于是，他立刻转向，把3000万资金全部投入了期货之中。他第一笔做的就是319国债，而319国债的“空头”是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杨卫国以148元的价格买多，“中经开”便往下打压；杨卫国见价格下跌，便再买；“中经开”一路打压，杨卫国死不悔改，一路买多。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价格下跌8元，滑到了140元，杨卫国的3000万输得一干二净，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
后来，有人在为他总结教训时指出：首先，你杨卫国不应该选择“中经开”做对手；其次，你不应该用炒股票的经验来做期货，股票可以越跌越买，而期货则完全看实力。有实力，你可以把价格抬到离谱，也可以压到让人看不懂。何况，炒期货付的是保证金，如果没有能力买下合同，保证金就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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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杨卫国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即使在有了3000万身价后，也是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从不“打的”；中午吃饭时，总是一碗咸菜面打发。有人劝他吃得好点，他回答说：“吃好的有什么意思，拉出来还不都是屎”。对他这样一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来说，一个月输掉3000万，自然无法承受。
于是，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据说不久前有人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自言自语。
再说孙鼎，这个曾经有“上海滩第一炒股人”之称的“老三届”，在成为大户以后，他不仅买了私家车，而且买了4套房子，这就可见他的身份和实力了。
然而，因为有实力，他便开始做庄。一次，几个人与他商量，联手炒一只股票，他答应了。可是，当他按协定大批吃进的时候，别人却将筹码全部抛给了他。当他醒悟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为之输掉了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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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了钱就想翻本，于是他便大量透支，谁知股市开始“走熊”，他的股票悉数被套，帐面上已是“白板”。证券公司看在他是大户份上，提出将他的筹码锁定，待股价上升时再抛。然而，他不死心，又转到另一家证券公司做，谁知没多久又全部被套住。这家证券公司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在抛光他的股票后，因不能抵偿，便又将他被锁定在原先公司的股票抛了出去。结果，两家公司闹了起来，并一直闹到了公安局。公安局收缴了孙鼎的汽车和房产以抵债，他就此破产，从一个千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老婆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潮起潮落道心声：
中国股市经历了10年风风雨雨之后，已经为所有的人所接受。由于股市的日趋规范化，第一代大户的素质显然已无法与之匹配。但是，他们的经历、经验和教训，却是很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蔡铁阳：股市对人的考验真是太残酷了。面对瞬间的金钱得失，有的人挺着胸，有的人跑下来，这一幕幕我都看到过。
在股市投资，应该从“人民公社”回到“单干”。因为，股市最能体现的是个人意志，个人爱好。在股市想操胜券，还得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当年，我们这些炒股大户圈子中的人，文化素质不是很高，没有远见，这时候如有高文化的加盟，我在上海股市的命运也许会改变……
李森发：过去的股市，齐涨共跌，好做得很，而如今的股市，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懂。那些庄家的手法越来越诡秘，简直让人无所适从。我只读了一年初中就上山下乡，回上海后又没有好好读书，如何从报纸上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透过企业财务报表上的蛛丝马迹判别一个企业的业绩优劣，真是让人伤透脑筋。
邬医生：炒股票和打仗一样，是一门指挥艺术。艺术是要不断创新而且不进则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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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震锦：没有经过大起大落的股票投资者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杨百万：证券交易是一门学问，是一种高级生意，靠的是知识和信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不是在牌价上做文章，而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摸清国家的“大行情”和企业的“小行情”，这样才能稳操胜券。
我们的兴趣现在并不主要是在赚钱上，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这种综合智慧的竞技场上，中国人并不平庸。我现在依然十分俭朴，我有我的精神寄托。
李志林：股市作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质的规律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
中国股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物，它除了带有股市的一般规律外，更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中国股市比之认识一般国家的股市，难度会更高一些和复杂一些。
在股市中的多空搏杀，说到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较量。人们要警惕和克服贪婪、恐惧和从众这人性中的3大弱点，在操纵股票过程中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争取人性的真善美。
“在股市里输掉的是钱，赢得的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生经验和经得起大起大落的精神财富！”这是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的共同心声。
后记
记得李黑皮、杨百万、青皮蛋他们一开始是在黄浦万国做的，所以跟他们有点头之交，当然他们几个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只知道“老甲”、“老乙”。要是把在华侨商店门口收侨汇券、四川路桥桥脚底下收国库券、在太原路炒邮票也算上，可能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要早些。有一次亲眼目睹一位老教师，小学老师，也贩起了国库券，被工商拉网逮个正着。几万元券全部没收不算，还要跟他们的单位汇报。那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他，跪在地下苦苦哀求，老泪纵横，唯一的要求只是千万不可让他们学校知道。直到今天想起这幕还止不住唏嘘不已。
等我到黄万国“炒”股票时，他们几个早已炒得很热闹了。不过那时的“立升”还不够，进不了大户室，小小的散户厅里人挤人，所以只能站在大门外，站着“炒”。家在西区，到黄万国要穿越整个市区，那时的公交挤死人，所以中午饭总在外面吃。黄万国旁边开了一家黄宫海鲜酒楼，就成了我们几个每天必去的场所，而那些“大户”们也是在此“用膳”，因为除了这家，别的都是个体户开的小吃店，档次太低，他们不会去。
不进大户室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只能用自己的银子炒，不可“透支”。这个缺点后来才证明是大大的优点，因为很多人透支操作，92年就“打爆”了，从此就被废了武功。而我们几个没一个打爆的，一直过得很好。看不见行情，有人神通就是广大，索性从隔壁拉一根专线过来，往电脑上一装，照样看行情！买进卖出就用电话委托，也很方便。
有一个下岗女工模样的女人，不炒股票，专门在门口卖证券报、周刊，夏天还卖冰棍，听说她后来也发了一笔小财，后来做小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