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偏见与硬伤
近期因涉猎一些史料，忽生重读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想法。这一读，居然读出不少“刺”。有“刺”在喉，索性一吐了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老师讲中国通史，赞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政治改革家”。由是便对王安石激发出浓厚的好奇心，很想以他为中心人物，写一部历史小说。
课余搜罗王安石的史料，最主要的是读了北大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以及涉及宋代生活习俗的书籍，摘录了数百张卡片。由于多种因素，小说未写，但对王安石变法有了初步的了解。
再后来读到了林语堂版《苏东坡传》。该著简体字版在中国大陆刚面世时，是一部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书中有大量文字涉及王安石变法及王安石的人格形象，基本皆为负面评述，指责变法存在的问题，暴露王安石人格中堪称极其“丑陋”的一面，使王安石的形象在愚夫心中产生了严重扭曲，起码我不再认为王安石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变革家和治世能臣，写小说的激情也荡然寂灭。
林语堂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历来也被文学界推崇为人物传记写作的典范性作品，激情澎湃，文字优雅，对传主的刻画精致入微，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林语堂是何等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无法与鲁迅等量齐观，但也是排在前十位的大师级文学家。他学贯中西，面对东方说西方，面对西方说东方，尤为世人所称道。但这次重读他的《苏东坡传》，却屡屡如梁启超读《宋史》般“未尝不废书而恸也”。该著最大的问题，在误征某些不实史料，在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褒贬失当。东坡是天才级的大文豪，这固然是文学史家之共识，但不等于东坡先生是一块无瑕之白璧，更不是一尊神。完全不必要为了把东坡描述成“完人”，不惜过度贬抑另一位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东坡更伟大的历史先贤。
详论王安石变法成败得失非本文主旨，且已有大量著作和学术文章做过研究分析。先来看看林版《苏东坡传》在贬抑王安石时的几处“硬伤”。
林语堂先生为了证明王安石变法存在的问题，列出“变法派”（当权派）与“反对派”两大阵容的名单（“变法派”12人，“反对派”26人），以此说明，拥护、推行变法者除王安石和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外，皆是一批“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的小人”；而“反对派”阵容中，则有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一批巨公重臣、君子、伟人。（林语堂《苏东坡传》第94-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且不论以拥护和反对人数的多寡来说明变法的合理或谬误是否允当（名单只是列出朝廷官员，并无更有说服力的民意数据或社会调查作支撑），也不论简单地将“变法派”官员一概斥为“小人”，将“反对派”皆视作“君子”，以此来论证王安石的孤立无援，是否具有说服力，仅就“反对派”阵营中的伟人、重臣、文学家范仲淹来看，林语堂先生显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愚夫查阅多种范仲淹的传记，确知范仲淹的生卒年月皆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至皇佑四年（1052），享年64岁。而王安石正式推行变法在熙宁二年（1068），此时范仲淹辞世已经16年。即使往前推，39岁的王安石上呈的那道阐述变革图强理念的万言书《上仁宗皇帝书》时（1059年），范仲淹也已辞世7年。（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之二第472页，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无论如何推算，范仲淹早已是作古之人，怎么可能从墓地里复活，成为熙宁变法的“反对派”？愚夫怀疑这是否简体字版翻译出版有误，便又找来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的繁体版对照，发现范仲淹的大名也赫然列在“反对派”阵营。（林语堂《苏东坡传》第107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2月版）
愚夫百思不得其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怎会犯如此低级的常识性错误？难道是在英译汉的过程中，翻译者犯下的技术性差错？那么，两家出版社那么多编审人员怎么会没有看出来？
另外，从政治理念上考量，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尽管庆历新政如同中医的那根针，尚未扎入穴位就夭折了，但他针对宋王朝各种弊政提出的变革举措，为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精神所一脉相承；或者换一种表述，也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就算范仲淹能活到王安石变法时，他也不可能成为变法的“反对派”吧？
此其一。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评价王安石是个“怪人”：“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然后笔锋一转，批评王安石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指的是不注意自己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愚夫感到奇怪的是，林语堂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将理想主义与不注意饮食和仪表勾连起来的？林语堂继续描述：“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辨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林语堂《苏东坡传》第72页，湖南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且不论林语堂通过不讲卫生等生活琐事，来丑化王安石形象，进而否定他的变法理念，是否具备基本的内在逻辑，愚夫想进而指出的是，林语堂先生多处引用苏洵文章《辨奸论》，来丑诋王安石的人格形象，是《苏东坡传》的又一“硬伤”。
苏东坡画像
现留存于世的苏洵文章《辨奸论》，文中虽未指名道姓骂王安石，但其中文字，读过之人皆认为影射的是王安石，文中还说：“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招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为苏轼、苏辙之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此文将王安石的名字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同列，用语刻毒，流传甚广，影响甚巨。从文章本身看，并无坚实的事实依据作支撑，仅从衣冠不整之类生活细节上升到“大奸慝”“阴贼险狠”的人格高度来攻讦，并不令人信服。但因相传为苏洵文章，几乎成为千古名篇。这一盆污水泼了近千年。在今人收集的苏洵文集中，仍能读到此文。（《苏洵集》第12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
对苏洵文章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李绂、蔡上翔就已提出强有力的质疑，主要论点为：《辨奸论》始见于南宋绍兴初年守旧派活跃人物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闻见录》，书中诋毁王安石文字甚多，显然是借苏洵之名夹带“私货”。马端临《文献通考》载苏洵《嘉佑集》为十五卷，明嘉靖张镗刻本亦为十五卷，其中并无《辨奸论》。而《辨奸论》实见于《老苏文集》二十卷，应为后人补入。欧阳修为苏洵写的墓志、曾巩写的哀辞，以及二人全集中，均未议及《辨奸论》。最重要的是该文所诋毁王安石的骂语，与实际情形不符：欧阳修于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荐王安石于朝，王安石也同时得到曾巩、文彦博等众多老臣激赏，所谓“囚首丧面”状让人莫名其妙。王安石自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至嘉佑年间结交皆贤士，何来文中所谓“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苏洵卒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而王安石推行新法于熙宁二年（1070），其时苏洵已离世四年。生前他只在餐桌上见过王安石一面，连语言交流都没有，凭什么就作出如此多的恶毒攻讦？从文本分析，该文“支离不成文理”“乱杂无章”，根本不似出自大文豪苏洵之手。（［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第151页—1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版。参见王昊《近五十年来〈辨奸论〉真伪问题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1期第261页）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则用犀利言辞批评邵氏《闻见录》：“邵氏之流，以诬荆公（王安石）并诬陷明允（苏洵），其鬼蜮之丑态，吾实无以测之，独恨后之编史者，悉奉此等谰言以为实录，而沈沈冤狱，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梁启超《王安石传》第93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版）尽管史学界围绕苏洵《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争论了数十年，南北两位重量级的学者邓广铭与章培恒为此打过笔仗，但有一点显而易见：甭管《辨奸论》是邵氏伪作，还是邵氏收录他人伪作，甚或确证为苏洵之作，文章本身都是脱离基本历史事实，不足采信的。愚夫在考研争议各方观点时发现，有些学人在所谓“版本学”中考证来考证去，在“草蛇灰线”中索引来索引去，却偏偏在“常识”中迷失。苏洵不是神仙，不可能在熙宁变法四年前就预测变法存在“问题”；即使他再多活四年以上，这样一位大文豪如此丧失理智地辱骂王安石为“大奸慝”“阴贼险狠”，也是不可想象的。
但林语堂先生却不厌其烦地对《辨奸论》加以征引，用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形象，实在是有失一位大师级作家和学者的水准。好端端的一部《苏东坡传》，因掺入了大量类似《宋史》《邵氏闻见录》这类秽史史料，散发出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每读至此，愚夫总忍不住又一次“废书而恸也”。
王安石在神宗皇帝支持下推行变法，激起的滔天巨浪可谓前朝未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议，双方都表现出真理在握、气势如虹的状态，都高举忧国忧民的旗号。对争论的详情，有多种论著可以阅览，不必在此赘言。
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显然站在“反对派”一边，对新法加以冷嘲热讽。尤为林语堂所不能容忍的，是“变法派”对御史台谏官的贬黜（林语堂谓之“清除异己”）：先后被外放、降职的官员达到十四人，有的是意见不被采纳主动请辞；其中，“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
司马光是“反对派”的旗帜性人物，苏东坡是司马光的同道，是反变法最为激进的人物之一。他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最为林语堂所赞赏，评之曰：“其个人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而易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东坡文章豪情万丈，瑰丽飞扬，那是没说的；但苏东坡与司马光反变法的核心理念显然是错的，其源头来自《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所说：“使彼诚君子，则不能言利；诚彼小人耶，则困民财是尽”，“盖善恶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实义、利而已”。对于司马光的指责，王安石四两拨千斤，轻轻就将其挡回去了：“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反变法派”完全混淆了君子之“利”与小人之“利”的区别。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离不开“利”，否则，国家如何富国强兵，百姓如何丰衣足食？关键在如何对待“利”。“小人”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特别是为解决宋王朝冗兵、冗官、财竭的困境而为“天下理财”。这正体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忧患天下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最高人格境界。
其实，史家简单地将东坡归之于“反变法派”，并不尽之合理。东坡先生一生都是一个独立不羁、敢于直言、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在熙宁变法时，他反对变法，放言无忌；在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的元佑更化时期，他照样反对司马光不顾实际意气用事。对司马光尽废免役法，他讥刺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鳖相互踢）。”司马光不解何意：“鳖安能厮踢？”东坡说：“是之谓鳖厮踢。”司马光明白是讽谑自己，阻止东坡再议。东坡曰：“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不悦，仍坚持彻底废除免役法。东坡回到学士院，连骂司马光：“司马牛、司马牛。”（江永红《司马光传》第381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版）
苏东坡的伟大，不仅在于其独立敢言的人格魅力，才华横溢的诗文成就，还在于他始终有着一种反思和自省的精神。林语堂先生大概还忽略了苏东坡在熙宁变法之后，对推行新法的态度变化。他在给同样曾反对新法的友人滕达道的一封信中说：“某欲面见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文集》卷51《与滕达道书》，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对“新法之初，辄守偏见”“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已有自省。林语堂先生试图将东坡描画成所言皆真理的“完人”，恐怕反倒是拉低了东坡的人格境界吧？
王安石画像
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中国士人中罕有的君子、圣人，虽曾因政见不同而有过冲突，但相互包容，成为历史佳话。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写讥切时弊的诗文，遭人构陷，被逮捕入狱，处于随时可能被送上断头台的危险境地，史称“乌台诗案”。有不少官员上疏营救。已退隐金陵的老宰相王安石发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虽已退隐，但在神宗心中仍有极大分量。此案“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东坡免予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见《诗谳》，转引自曾枣庄《论乌台诗案》）
元丰七年（1084），王安石退居金陵，时年64岁，老病缠身。东坡“自黄（州）往北”，特地拜访王安石，“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位伟人名贤，“相逢胜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照耀千古，则江山亦为之壮色”。苏东坡甚至欲在金陵买田造屋，与王安石为邻，“老于钟山之下”。（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之六，第2149—2153页，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对这两位名震朝野的巨公名贤的相逢，正史野史均有大量记载，既显示出他们超越庸常之辈的才情，也向世人呈现出博大的胸襟。
林语堂先生何以为了凸现苏东坡的“完美”，总要时时扭曲王安石的人格形象，把二人描述成耿耿于往事恩怨的“敌人”？在征引史料时，林语堂先生对真伪不加甄别，凡诋毁王安石的记载，不惜笔墨采录并加以发挥，使得这部传记在史实与史识方面，皆充满谬误与偏见。也可见，林语堂先生的人格思想境界，与他笔下的传主相比，不知要相差多少个量级！
林版《苏东坡传》对“变法派”（包含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排斥、贬逐持异议的御史台谏官和重臣，是持批判态度的。初读此传，愚夫也十分认同。但在旁涉其他相关史料和学人的研究著作——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等后，觉得林语堂的观点仍有失偏颇。
林语堂先生认为，宋代御史台的监督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御史台本质上仍是皇权、人治的工具。对御史台官员的任用，对其谏议是采纳还是拒绝，全在皇上的耳朵是张开的还是闭着的，全在皇上喜欢谁或厌烦谁，对皇权并不起任何制衡作用。皇上要用谁，即使你弹劾该人的奏章击中要害，也可以充耳不闻；皇上不想用谁，即使你的弹劾奏章“风闻言事”、无中生有，也照样借“刀”将某官员搞掉。宋王朝皇帝蓄意采用“异论相搅”的策略，使政见相左乃至怀有敌意的大臣共处一朝，相互牵制，以此消除重臣权力对专制君主集权的潜在威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第７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而宋代御史台官员的病态人格，也使御史台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怪胎”：官员“必以诋讦而去以为贤，习以成风”，为达此目的，常常用语刻毒而无事生非，甚或编造谎言进行人身攻击，将对方置于死地。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攻讦。宋神宗、王安石主政时，因为每有新政出台即朝议汹汹，但又不见有人提出消除弊政的具体措施，只得调整、贬逐御史台官员，使得新政得以贯彻，在当时情势下并无不妥。
对御史台官员的更换、调整、贬黜，成为北宋朋党之争的一个普遍手段，既非从王安石任相开始，也未因王安石的离去而终止。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实行“元佑更化”时，同样也是任用一批拥护废除新法的官员，使得“更化”畅通无阻。
在梁启超眼中，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执政能力都是超凡的：“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如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若乃于三代之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王安石传》第5页，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版）王安石是不是梁启超所说的那样的“完人”，且容再议。但梁启超著《王安石传》，并未如林语堂那样，用同为伟人的苏东坡来做“垫脚石”，无疑要比林版《苏东坡传》高明多了。
王安石辞世后，苏东坡在为皇上起草的《赠王安石太傅敕》中，高度赞扬王安石：“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苏东坡文集》第221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林语堂先生不会认为，东坡笔下皆违心之语吧？
“在朝不蓄势，在野不蓄财”，这是流行于民间的对王安石的赞誉，可谓点睛之语，精彩至极。
林版《苏东坡传》可以不看了。期待新的史学、文学大家，重写一部高品质的苏东坡传。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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