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主要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与接受,尽管围绕着它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止。少数持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思想对立观点的人,一直以自然辩证法为“关键证据”,认为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僭越”。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立“新唯物主义”之初,即已看到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给自然界带来的巨大变革,主张必须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与最新成果,从而“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就是他们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共同初衷。尔后,恩格斯完成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系统建构。他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充分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丰富资料,描绘了整个自然界发展的辩证图景,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鉴于当前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的研究颇丰,系统阐释《反杜林论》中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成果较少,本文专门以此为主题展开论述。

  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的必然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各种思维形式中,辩证法无疑是最高的一种,它是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则为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了揭示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实质从而辨明它们之间的优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了简要的思想史回溯。

  当人们运用思维能力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进行考察时,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切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交织场景,其中的任何东西都在运动和变化、产生和消失。恩格斯认为,这种原始的和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原始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固然揭示出万事万物所构成的整体联系的现象及其一般性质,却没有对具体事物加以详细说明。把具体事物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分别研究它们的特性、原因和结果等,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任务。

  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肇始于15世纪中叶,其巨大进步意义在于,将自然界的有机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对各种自然对象和自然过程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但与此同时,这种做法也带来了过犹不及的后果:从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观点,去考察各个自然物和自然过程。随着这种考察方式被移植到哲学而转变为经验论方法,就形成了影响欧洲思想界数世纪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为非此即彼,换句话说,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更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表面看来,这种思维方式非常符合常识因而极具可信性,并且可以适用于相当广泛的、大小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它一旦超过适用范围就会变得片面、狭隘、抽象,乃至陷入不能解决的矛盾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只见到区别、存在、静止、局部,而不见联系、变化、运动、整体。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充分佐证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辩证地发生的。为了精确地描述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获得相关的正确认识,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必然的趋势,其主要产物即为德国古典哲学。在恩格斯看来,康德所提出的星云假说中对斥力与引力之间相互作用的描述,实属辩证法的典型表现;黑格尔哲学的最大遗产则在于辩证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将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然而,黑格尔哲学却由于颠倒了观念与现实的关系而陷入自相矛盾,最终成为哲学体系建构的一次巨大的、最后的流产。

  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上述根本缺陷的深刻认识,产生了现代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和自然观上无不显现出辩证的本质。一方面,它彻底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扬弃了用“天真的革命精神”否定全部人类历史的做法,在把历史归结为人类发展过程的前提下,以探索历史运动规律为任务。另一方面,与18世纪法国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将自然界理解为永恒不变的循环运动的整体相反,现代唯物主义主张自然界也具有历史性,其一切皆为有生有灭的过程。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意味着以往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那种哲学的终结,因为它要求每门科学都弄清楚自己在事物及其相关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这样,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能够独存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的一切皆可纳入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的范围。

  批判复苏旧自然哲学的幻想

  与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相伴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对传统自然哲学的扬弃。这里的传统自然哲学,是指用逻辑思维来解释自然界诸象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以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无法占有充足的科学材料,转而通过抽象原则来推导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在17世纪和18世纪,自然哲学因推测出一些自然规律而大为流行,但是也提出了许多荒谬的见解。随着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人类进化理论等重大发现,使得从整体上考察自然界各领域间的联系成为可能。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运用辩证法即自然界自身的联系,来考察自然研究的结果,从而宣告了以观念来代替现实的自然哲学的终结。

  在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传统自然哲学的必然趋势下,杜林在《哲学教程》中所构建的自然哲学,看似强烈批判了以谢林为代表的传统自然哲学,实则仍旧幻想着复苏这样的自然哲学:“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种自相矛盾的逆历史潮流的幻想,势必受到恩格斯的严厉有力反驳。

  根据杜林本人的解释,自然哲学应以把握研究现状、厘清核心概念和重释基本原则为起点,揭示宇宙的基本规律和有机物的发展规律。其主要观点有:克服传统自然哲学的无知与混乱的状态,弥补纯实证主义在哲学知识方面的缺陷,将自然界解释为“整个现实的完整内容,即一切可能性的承担者”;区分纯数学(包括数量、时间、空间等)和机械(包括物质和机械力)这两种认识自然的基本概念,明确定数律和它所产生的自然观;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界限;纯数学概念唯有在表达物质的机械关系时方具有真正意义,换言之,物质和机械力是时间和空间的实际承担者;物质的量具有不变性,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是宇宙从不变到运动的中介;从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即简单的机械运动和有生命的思维活动的联系,是量的积累而非质的飞跃。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依据物质运动形式的发展顺序,即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围绕时间和空间的真正意义、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从无机界向有机界的转化、生命的本质和起源等问题,展开了与杜林之间的思想论战。他具体分析说,现实世界中的时间永恒性和空间无限性,与数学中为了便于计算而设定的有开端的无限数列,绝非同一回事。杜林所谓的定数律,不过是对康德的首个二律背反定律的照搬照抄。无限的内在矛盾即它是由许多有限组成的,使得无限性成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止境过程。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同物质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且并无先后之别的。解答物质世界产生之谜的关键,在于对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的把握。杜林把不变和运动分别解释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对立,究其实为黑格尔的“自在”“自为”概念的“变种”。唯有探究生命从最低级向最高级发展的全部形式,揭示在这个过程中所实现的质的飞跃,方可谓对自然界的真正理解。

  自然辩证法的科学阐释

  单纯反驳杜林的自然哲学并非恩格斯的理论诉求,正面阐释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观点与基本规律,使人们得以较为系统地把握它,更好地用于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方为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的最终目标之一。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运动作为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涵盖从简单的机械运动到人脑的思维活动的全部变化过程。恩格斯指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等各种形式之间,是相互区别的又相互转化的。任何的静止和平衡,只有相对于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才具有意义。当然,一切物质运动形式均可不同程度地转化为简单的机械运动,绝不意味着机械运动是物质运动的全部。抹杀运动形式的特殊性,等于否定不同物质形态即具体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别,从而无法认识物质世界。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物质运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所谓有限性,是指具体物质的运动,它们在时间上有生灭,在空间上有方位。具体物质的消亡并不代表着它们的凭空消失,而只是其运动形式的变化。正是各种相互联系的具体物质的不断产生和消亡,也就是运动形式的变化多样,构成了整个物质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性。

  既然连最简单的机械位移中已存在矛盾,而全部的运动形式本身都包含着简单机械位移,那么,矛盾客观地存在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恩格斯认为,矛盾规律作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探究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方法之一。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质量互变则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或状态。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贯通。量变引起质变,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质量互变规律,反映着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从水的聚集状态变化到碳化物的同系列,皆可证明质量互变规律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在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双方的转化引起了否定之否定。在恩格斯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包含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其中,肯定是事物原初的存在状态,否定则是对肯定的限制或规定而非消灭。否定之否定同时取决于过程的普遍性质和特殊性质,它不仅包括对事物原初存在状态的否定,还有对这个否定的扬弃。否定之否定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还是自然界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它本身不是神秘的公式,而是通过考察整个自然界及其各种事物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比较视野下的《反杜林论》思想研究”(2020YQNQD0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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