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者华.黄帝王朝》:陶唐辉耀

皇皇者华 华夏文明史谈第六部 黄帝王朝

第八章  陶唐辉耀

文|黄饮冰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死,挚继承帝位。帝挚在位期间,天下治理不善,禅位给放勋,称帝尧,号陶唐氏。

陶唐立国于大夏,大夏即现在的汾水流域之临汾市尧都区。

大夏作为地名,一直保持到秦代。

一、陶唐的光辉

1、历法进步——四时和调历

黄帝时期的历法,根本原则就是“迎日推策”。尧的时候,为了自然年和日历年的一致性,出现了“四时”的观点,即以一年纪中的四个固定的时间节点,把一个年纪的时间固定下来,使年与季结合起来。

四时的观点,不是四季的观点,四时是一年之中的四个特殊的时间交节点,是古人长期观察的结果。

第一个时间节点:仲春。仲春这一天,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黄昏鸟星在天的正南方的上空出现。尧派遣羲仲在汤谷之地,恭敬地迎接太阳的升起。汤谷在郁夷之地。

第二个时间节点:仲夏。仲夏这一天,白天时间是一年之中最长的一天,黄昏时火星在天空的正南方出现。尧派遣羲叔预报仲夏,羲叔住在南交之地。

第三个时间节点,仲秋。夜晚的时间和白天一样长,黄昏时虚星在天空的正南方出现。仲秋由和仲负责预报,和仲居在昧谷。

第四个时间节点,仲冬。白天时间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黄昏时昴星在天空的正南方出现。仲冬由和叔预报。和叔居北方的幽都。

四个时间节点,参照的方向都是正南方,证明古人是以南方为贵的。古时候的地图,南方处于图的上位,图上为南,不是北,后人在读古地图时,南北是错位的。《山海经》中的北方,应该是古人地理中的南方。

四时的确立,是根据白天和黑夜的长短关系、结合南方的星象来确立。这是帝尧时期天文学最大的成就。尧时期,确立一年的时间为366日,比黄帝时期一年纪360日一样,可能是地球公转一年的时间的真实反映。但是,终归是跟我们现在知道的地球的公转一年365日十分之一小时有差距,日历年和自然年还需要不时调整才能保持一致性。尧找出了四个时间节点,把一年的时间系于四点之上,以一年纪中观察到的四时的实际天数间隔的总和确立一个日历年的时间,就是“四时正年”,用“润日来正四时”,确保四时的出现与天相相吻合,不吻合,就及时增减四时间的时间间距,这样就把一年准确的固定下来了。

这种历法,以日的变化为基础,以四星的运动为参照,反映了尧时期,人们对太阳的运动规律还没有完全把握,这种日历是一种应时日历,以主动调日来应对。

“调”的思想,是很光辉的技术思想。

四时,实际就是4个最基本的节气,是24节气的源头。

如其说尧的历法是日历,不如说是星历更恰当。

2、设立四岳

四岳的设立,是对黄帝设立“左右大监”的继承和发展。左、右就是东、西,目的在“迎日推策”上。

岳,我们现在理解成大山,但在行政管理机构上的位置,岳可能是“天子的靠山”,也可能是“国之支柱”,即“柱国”。

岳是一种官职,与黄帝之“监”是一样的。代表天子统领四方。所以,岳也是四方氏族国家联盟的首领。四岳的出现,预示东南西北中的观念的形成。国家的管理机构,以方位设立,以地域划分管理范围。管理的核心,就是氏族共和。

有人认为,四岳就是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位,分管四方诸侯。前面已经讲过,羲和四子,是尧设立的四个天文观测站的观测员,四站分别设立在肠谷、南交、昧谷、幽都,四点处于尧所知道的天下的四极,并非“四岳”。况且,尧有大事时常问计于四岳,可见尧能随时见到四岳,四岳也在尧的身边,是大臣的性质,而不是驻在远方。羲和四子作为天文观测员,应该长居在观测点履行职务,尧不可能经常与羲和四子见面。在天文知识并不普及的尧的年代,天文观测也难以托付给其他的人来代替,羲和四子也没有时间长期呆居在尧的身边。

羲和是颛顼时代天地二官重、黎的后人,作为天文观测一样技术性质的工作,要有所建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远古时代重要的技术活,都是家族性的,外人很难涉入其中。

所以,四岳并非羲和四子。

古戎人的一支为姜姓,称为姜戎氏,原先居住在甘肃敦煌附近,后渐次东移,公元前789年曾败周军于千亩,后从晋。据《春秋》记载:鲁襄公14年,戎子驹支说:惜秦人负持其众,食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就是说诸戎是四岳的后裔,戎子驹支是姜戎氏,是炎帝姜姓留于西北的后裔,据此推论,四岳应该是炎帝的后裔。

《新唐书.宰相世系》说:炎帝本姜姓,生于姜水,因此为姓,其后代子孙变异他姓。尧遭洪水,共工之从孙佐禺治水,为四岳,复赐其祖姓曰“姜”,以招炎帝之后。青孙太公望。《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者,东海上人,其先尝为四岳佐禺平水土甚有功。在《史记.陈杞世家》中说: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表明太公望是伯夷的后裔,佐大禹治水的炎帝后裔,是伯夷,伯夷,又是共工的侄孙,伯夷做过四岳之官,都是炎帝一脉。

但是《史记》也明确表明,大禹、皋陶、伯夷、契、后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皆举用,未有分职。这12人尽管得到举用,但没有安排具体的职务,而四岳是尧经常询问的对象,是尧倚重的大臣,所以伯夷不可能担任四岳之职。

由以上的记载,四岳和炎帝的后裔,肯定有关联,即是四岳的任职者是炎帝的后裔,只是被后人遗忘了,加上伯夷的知名度,就把四岳戴在了伯夷的头上。

伯夷与祭祀发生联系,是在舜时。舜登帝位后,举行了封赏大会,在大会上对12人的职务进行了安排。对于伯夷的安排,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 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伯夷的职务安排,舜也征求四岳的意见,可见,四岳的职务从帝尧到帝舜时期,都不是由伯夷担任的。

伯夷为什么对“秩宗”即礼仪熟悉呢?因为四岳本来就是负责祭祀大山,四岳与伯夷同为炎帝后裔,当然对祭祀之礼仪很熟悉,“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就是对伯夷主礼的肯定,伯夷能够在主礼上有建树,得益的是家族教化。从伯夷主礼,也可以肯定四岳的原始功能,就是主持大山的祭祀。这四座大山,就应该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中的四座具有代表性的大山,泰山是天鼋黄帝崛起之地,所以泰山,肯定是四岳之首,太岳就应该是泰岳——天下第一岳。其他的不能明断。

据此推论,四岳是共工的从侄,伯夷又是四岳的后辈。

四岳从主持祭祀四大名山之官演变成“天子的依靠”,是必然的。一是“国之大事,唯祀唯戎”,祭祀职权很重要。二是在主持四座大山的祭祀时,四方诸侯要到场参加祭祀,东南西北的四座山,就成为了东南西北四方诸侯定时聚会的地方,四座大山逐步就发展成为四个核心,四岳也就有了四方诸侯之首的权力。在权力格局中,四岳就发展成为了仅次于帝的二级实权职位,演变成“四监”,成为帝倚重的重臣。

在尧时期和舜初期,四岳应该是四个人,分别主持东、西、南、北四山的祭祀,也代管四方诸侯,四人各司一方,但以泰岳为首。

从这里可以分析,炎黄两族共和的基础,是帝权和神权分离,神权为帝权服务。神权和帝权两维格局,是华夏远古的特征,先有神权,后有帝权。帝权处于神权之上。后来又有军权的出现,都统一于君权(帝权)。黄帝王朝的基本格局,是炎帝交出本族的帝权、神权和军权之后,归并于黄帝,天下权力归于黄帝。为维系两族共和,黄帝赋予炎帝一族以“祭祀代理权”,负责代表黄帝祭祀山川。炎帝后裔官水也好,官山也好,官矿产业好,官礼也好,都是祭祀山川职权的演变,祭祀职权最后演变成“主礼”。后来舜举荐大禹继承帝位、大禹举荐皋陶和益继承帝位,都没有再征询四岳的意见,因为具体负责祭祀的四岳在帝舜的后期就消亡了,主礼之权统一归于伯夷。

能够安心于“主礼”的炎帝后裔,很好地生存下来,不满足于“主礼”的其他炎帝后裔,如共工氏族,一直觊觎帝权,所以累累遭到打击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3、用禹治水

世界很多民族都有洪水的神话,中国也一样,洪水对中国的影响,集中的是两次,一次距今6300年以前,是女娲伏羲的年代。第二次是距今4200年以前,是帝尧的时代。

《圣经》的诺亚方舟故事说:神为了惩罚人的罪恶,准备发出洪水淹没整个世界。敬神的诺亚事先得到了神的启示,造了一条木船。发洪水之前,诺亚把一家8口人和世界上的各种动物装入木船。诺亚很细心,动物中都是一公一母的装船。洪水泛滥了150天,除方舟中的动物外,其他生命都被洪水淹没死亡,无一幸免。洪水逐渐退却时,诺亚放出一只鸽子去打探消息,鸽子返回时,嘴里叼着翠绿的橄榄枝,诺亚知道洪水退了,放出船里的所有生命,世界得以延续。

故事很美,但除了神,人是被动地接受洪水。

中国的洪水传说,人是主角,人和洪水做斗争,战胜了洪水。如女娲补天。

帝尧的时候,洪水再次泛滥,围住高山、漫过丘陵,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尧面对洪水局面,十分忧虑,向天下招募能治水的人才。四岳和群臣推荐鲧,尧认为鲧“刚愎自用、不听命令”,和族人的关系紧张,不适合干大事。但四岳坚持用鲧,尧只得用鲧治水。鲧治水9年功不成,被摄政王舜处死于羽山。

传说鲧治水的时候,到天上偷了天帝的“息壤”到下界,“息壤”可以生长,哪里被水淹没,鲧就在哪里放一点,哪里就会长出平地。天帝发现息壤被盗,大怒,下令处死鲧于羽山,鲧化作黄熊,入于羽渊。鲧治水的时候,还听从底龟的话,使人相曳、坝相联的办法抵挡洪水,因而遭到失败。鲧在羽山的尸体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大禹降生。

鲧被杀后,舜举大禹治水。大禹受命后,与伯夷、后稷等人遍喻天下,发动大家一起治水。禹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吸取了鲧的教训,采用疏导的办法掘地而注之入海,开辟引水河,把水引入大海。洪水消退后,他让伯夷发种子给大家,让民众在渒湿的地方播种,后稷发给民众食物,食物不够,就在诸侯之间调剂,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作《禹贡》,规定各方的土贡。

中国尧时候的洪水记忆,从传说上可以看到其真实存在性:一是鲧治水的办法符合人们对洪水的第一反映,水来土掩,见水就自然要堵截。二是息壤是能够生长的土地,是古人看到的真实存在。因为用堵的办法对付洪水,就要在河谷之口或湖泊之口建筑大坝,由于洪水的冲刷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浑水在河谷和湖泊被停留,经过较长时间的沉积,洪水消退后,就会形成冲击平原,洪水消退后人们看到的就是新的平地的出现,先民们只见其功,不知其效,自然就把新冲击平原的出现归结于“息壤”。三是鲧破腹生禹,是父系社会“生命来自父亲”的普遍认识的真实反映。

所以大禹治水,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如同距今6300年前的洪水产生伏羲女娲兄妹传人的传说一样,都反映了上古时期洪水的真实存在。

用鲧治水,是尧最大的失误,尧本身不想犯这个错误,但是四岳坚持,说明在尧的时代,贵族长老会议有绝对的权威,处于的历史时代是“贵族共和”——百姓长老会议,长老会议可以否决帝王的决策。

同样的,尧的失误,为舜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4、用舜摄政

舜在20岁的时候,因为孝道闻名于世,30岁的时候,时值尧在位70年,尧寻找接替自己的人。尧召开贵族会议说“我在位70年了,四岳,你们哪一位能够按照天命行事接替我的职位呢?”。尧不可能转位给自己的儿子丹朱,因为大家均认为丹朱“不肖”。四岳说“我们的德行卑下,不玷污帝位”,尧说“如果你们没有德行的话,只要是真正贤能的人,无论是贵戚还是疏远的隐匿者,全部要向我推荐”,大家齐声说“在民间有一位还没有成亲的人,叫虞舜”,尧说“是的,我听说了这个人,但是究竟怎么样呢?”,四岳说“虞舜是盲人的儿子,父亲心底阴险,母亲愚悍奸诈,弟弟骄纵不法,舜能用孝行与他们和睦相处,使他们良心向善免于邪恶”。尧坚持要试一试虞舜的德行到底怎样,于是牺牲自己的2个女儿,把2个女儿作为试金石嫁给了虞舜,来考察虞舜的德行。舜把妻子们安置在妫水之转弯处,教导她们遵守做媳妇的礼节,尧对此十分满意,便让虞舜负责推行五教,使百姓按照五教行事,虞舜“乃遍喻百官,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皆敬”。尧使舜入山川湖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舜是圣人,召见舜,于正月初一,在文庙授权,让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当然,舜的确不同,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诛杀鲧,用鲧的儿子大禹治水,前后22年的洪水之患,终于平息。

二、陶唐的德行

陶唐以前,中国在组织形态上是个国家。从陶唐开始,中国在组织结构上成为了一个国家。陶唐以前,实行的是军政,陶唐开始,推行的是德政。儒家以陶唐为君王的楷模,原因多半在如此。

尧的德行,记载在《尧典》里。

1、聪明文思,光宅天下

后代君主,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跟尧一样。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亲九族,使九族和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遵纪守法。

尧的品德,是儒家推崇备至的典范,也是儒家要求后代君主仿效和学习的为君之道。所以,尧,能承载天地之德,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能够推行的基础。

后代之所以未见王道实现,只见霸道横行,是因为儒家没有遇到尧。

2、建章立制,推行民主和法治

尧亲自实施禅让制,还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为禅让制做出了牺牲。建立君王的选拨制度和储君制度。建立了考核制度,把候选人荐之与天,接受天意的考验;荐之与民,接受民意的考验。建立了百官的选贤任能制度,公开议定百官。制定历法。建立议事制度,经常召开百姓联席会议,遇事与四岳、十贤人和十二牧商议。按照民主合议的决定执行,自己有个人想法也不强加给合议庭,如对鯀的任用,明知不行,但没有否定合议。自觉执行回避制度,如对自己的儿子丹朱的使用,知道不行,就坚决回避使用。

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始自陶唐。陶唐是中国民主和宪政的开始者。

中国历史上,独裁的帝王实在是少数,要感谢陶唐。君王的权力在大多数时间内是受朝议的限制的。后世的三省六部制,实在是最早的民主政治。在明代还出现连续几代皇帝不上朝的局面,国家也能正常运转。只要这个运行机制遭到破坏,无论是皇帝或权臣来破坏,国家就解体了。

三、《尧典》《虞书》《皋陶谟》是重要的法律文书,是成文法,不是散文

《尧典》《虞书》《皋陶谟》是中国国家历史上处于开山鼻祖位置的文献。这三个文献,除了掩盖了舜篡尧权、禹篡舜权的实质外,其他情况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最重要的是,《尧典》《虞书》《皋陶谟》提出了中国最早的行政理念和为君做臣规范,具有最早的宪法和行政法地位。

四、民主和法治,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5000年国家文明延续的支柱

民主的内涵,是广泛的。民主具有科学精神、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是制度化和程序化的体现,是和谐、妥协和共和的全部。法治则是政权运行的规范,承载的是宪政,表达的是规矩和秩序。

5000年的中国国家历史,因为民主和法治而兴,也因为破坏和践踏了民主和法治而亡。总之,兴是它,亡也是它。所谓的天命,就在民主和法治之中。

秦之所以兴,是因为用法治把全民捆绑在了战车上,秦所以亡,在于行法治而废民主。

近代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引进了民主和科学,所谓德先生和塞先生。但社会秩序就是混乱不堪,原因就是民主和科学实际是一家,我们只请了一位先生,把法治的先生遗留在国外了。

民主是不断前进的,他在不断的打破旧常态。法治是维护稳定的,随时致力于维护一个新平衡。在近代,中国人不断地打破旧常态,却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一个新平衡,原因就是忽视了法治的存在。

黄饮冰2013年7月13日首发于本人网易博客chutianguke的博客。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世界文明的起源中心和传播中心》、《华夏江汉形成说》(题目待定)。黄饮冰在网易、凤凰、新浪均开有博客,在大同思想网、博客中国和一点资信开设黄饮冰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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