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包干”让小岗人不再外出讨饭！
“生死状”的内容如下：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随后，严宏昌、关延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在这张破损褶皱的薄纸上，按上了18枚充满悲壮意味的鲜红手印（私章）。
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
一、分田到户；
二、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
三、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人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我们来看看小岗村当时的“生产队”吧：
1976年时，小岗村的土地有800多亩，111口人。每人每天只有6两3钱的口粮；一个壮劳力辛苦一个月挣不到3块钱；很多人连可以换洗的衣服、裤子都没有；生病没钱看病抓药；过年都吃不上饺子，更别说肉了；全村都是茅草房……
严立华曾经流着眼泪回忆说：“当时生产队饿死了60多个人，饿绝了6户，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
1978年时，全村只剩下20户人家，“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以逃荒要饭“闻名”。
凤阳花鼓词形象地唱出了当时的“生产队”：“泥巴房、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 “凤阳地多不打粮，磙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
当时，小岗村除了两个单身汉流浪在外，在家的18户农民秘密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自己去耕种，各家保证完成上缴国家和集体的任务。18户的户主在“生死状”上签字画押，保证对外保密，完成上缴任务，共同承担风险。
当年“大包干”18户带头人之一、当了小岗村近20年的村干部关友江回忆说：“当时签字画押，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为表决心，还在自己起草的“生死状”上连摁了两次。”
“生死状”签订后，连夜把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种子等等生产资料按人头悄悄地分到各户，实行“大包干”。
“分”，分出了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比如，严金昌家里，分到了30多亩地。从此以后，他们一家人白天头顶烈日，晚上披星戴月，忙的时候一天有两顿饭都在田里吃，生怕耽误了劳动的宝贵时间。
和大集体的劳动态度有着天壤之别！明显把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田地里的庄稼的长势是不用说的，猜都猜得到的。
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小岗队就迎来了大丰收：
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之前20年的产量；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75万公斤增加到6.62万公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人均口粮由93公斤增至350公斤；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年；人均收入由22元增至350元，村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归还贷款800元，这也是小岗村历史上第一次归还国家的贷款。
严金昌曾经这样说：“1979年庄稼大丰收，干了1年够吃5年！”
曾经远近闻名的“讨饭队”一下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冒尖队”。但是，这种“大包干”在社会上引起了各方的激烈争论，有夸赞的，有怒斥的，有兴高采烈的，有痛心疾首的，给小岗人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
就在小岗村“大包干”生死存亡的关头，邓小平同志表态了：“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速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2年1月，中央印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
小岗村被誉为“改革第一村”！小岗人是农村改革的先锋，是破旧立新的英雄！
附：
1、严宏昌：男，汉族，1949年9月出生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个贫苦农家，初中文化，曾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队长，小岗村民委员会主任。“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
2、“生死状”上写的日期是12月，这不是实际日期。当时因为村民常年外出讨饭，买不起也用不着月份牌，没人知道当天是几月几日，因此日期是猜着写的。后来队长去镇上办事，看到供销社的月份牌才知道那天的正确日期。
如今这份“生死状”已经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珍贵文物，是它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