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北海币考证之一
北海银行民国二十九年山东红五元考证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东民国二十九年（1940） 红五元券北海币在莱芜首次面世， 到目前为止， 约有十枚。由于之前许多泉友对该币种是否存在提出种种质疑， 笔者经过苦苦追寻， 终于发现了关于该券的直接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证明了当时笔者判断的正确， 还提供了新线索。
2013 年夏季， 为配合山东省钱币学会在临沂举办纪念北海银行成立七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 临沂市钱币学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先期准备工作。在查阅早期的《大众日报》时， 刊载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版的一则告示引起了笔者的主意。告示摘要如下：“省战工会规定查禁伪造北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省战工会顷为巩固北海币信用， 查禁伪造北币， 特规定下列办法：
……（4） 由北海银行即日公告停止使用红色的及胶东版蓝色带“繁” 字的两种伍元票， 以后再由银行公告定期全部收回， 其兑换基金可暂由各地政府收入项下暂借， 由银行拨款偿还。此外并指明如红色崭新面码号超过040000 号以上的五元北币， 即系伪造， 因此票系去年春天一次发行二十万， 总数四万张， 号码止至040000 号， 以后即未续发。”
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 年， “去年春天”， 就是1941 年春天。山东民国二十九年红五元券系总行约在1940 年底至1941 年春之间发行。那个时期， 除一纵和胶东的北海银行曾经印过无地名北海币外， 北海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 发行的北海币印“山东” 字样， 其他战略区发行的北海币印战略区区名。从“办法” 的叙述逻辑看， 红色五元就是指山东红色五元。如蓝五元“繁” 字版就注明了胶东。“办法” 透露出两条信息： 一是红五元发行于民国三十年春天， 二是红五元发行总量20 万元。
笔者在山东省档案馆查阅北海银行档案时发现两份相关重要资料。一份是1942 年12月11 日省战工会关于查禁伪造北海币的指示（山东省档案馆资料， 索引号是G004-01-007-015， 以下简称“指示”）。另一份是1946 年10 月15 日总行关于收回几种本币的通函（发字第六号， 山东省档案馆资料， 索引号是G013-01-0007-009， 以下简称“通函”）。“指示” 说， “最近在鲁中沂蒙山等地发现奸人伪造北海五元本币， 计有红色的， 第一次发行套版蓝色的及胶东版蓝色正面盖有‘繁’ 字的三种。” 其中“套版蓝色的” 是指民国三十年山东天坛五元券。该券系总行第一次采用套色印刷技术印制的北海币。“指示” 后面介绍了三种假币的特点。关于红五元假币特点的描述与“办法” 的描述相同。对另外两种假币的描述则十分详细具体。“通函” 说， “三、五元券两种： A 正面红色， 反面淡枣色， 山东字三十九年印， 正面主要参考为左面山景， （印刷不好且假票过多故收回）。” 其中， “三十九年”实为“二十九” 年之误。因为在《渤海分行出纳发行工作总结》（1947 年1 月， 山东省档案馆资料， 索引号G040-01-0005-001） 中， 亦有总行的回收通知， 同一票子的年份写作“二十九年”。这些史料对解开民国二十九年山东红色五元券（以下简称“山东红五元”） 之谜大有裨益。
尽管“通函” 描述的红色五元与目前面世的山东红五元左边图景有差异， 笔者仍然认为二者为同一币种。理由如下：
1. 从纸质看， 确系那个时代产物。从印刷工艺看， 属于石印。如果这些红五元不是总行印制， 则必定是日伪所为。日伪仿制北海币破坏根据地金融秩序， 抢购根据地物资， 必须以当时流通的北海币为造假对象。故， 总行当年确实印发过这种版别的红五元。
2. “通函” 对红五元正背面颜色的描述与面世的山东红五元正背面颜色相符， 对印刷质量的描述亦相符。“通函” 说红色五元左边是山景， 而面世的山东红五元左边是寺庙山景，且以寺庙为主图， 山景为虚景， 二者虽有差异， 但均有山景。差异可能是由叙述偏差导致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如“通函” 在回收民国三十一年山东十元券一款中就描述该券正反面色同。其实， 该券正面是草绿色， 背面为蓝色， 差异甚大。再如， “通函” 在回收民国三十年山东五元一款中描述该券主图右边图圈， 圈内亭子， 而“指示” 将该币的主图描述为楼景。其实圈内是天坛， 等等。
3. 除民国二十九年二角外， 从1940 年到1942 年， 一纵供给部（总行筹建机构） 或总行发行的北海币， 同年份同面值仅有一种版别。民国二十九年二角券所以有两种版别， 是由济南大中印刷局和一纵供给部分别独立印刷造成的。总行发展初期， 制版能力极为有限，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
“办法” 说红五元系1941 年发行。但直到今天尚未发现这种北海币。年份为民国三十年的山东五元券仅见到前面所说的“套版蓝色券”。笔者认为不存在民国三十年山东红色五元券。“办法” 所说的红色五元券， 就是“通函” 中的民国二十九年山东红五元（以下简称“通函红五元”）。原因有三：
1. 据当年曾经参与印钞和发行工作的贾洪（之前参与过打号码， 1941 年任营业科兼出纳科科长）、任志明（负责印钞、发行） 等人回忆， 1941 年以前， 总行仅印过一角、二角、五角券， 1941 年才开始印一元、五元券。1941 年以前， 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巩固法币， 支持法币的货币市场地位， 发行的北海币仅是作为法币的辅币参与流通。1941 年起，货币政策才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逐步提升北海币的地位。1942 年的排法（币） 斗争后推行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货币政策。综合这两条， 笔者认为“通函红五元” 不是1940 年印制的。
2. 任志明曾提到， “银行发行的票子， 印刷的时间都比发行时间提前， 是一种惯例， 记得是辛葭舟同志提意见这样打印的”。虽然这段话是任志明针对1940 年《大众日报》一则公告所说。但是， 确实许多北海币票面印的时间比实际发行时间早， 提前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民国三十年山东蓝五元发行于1941 年10 月18 日， 所以“通函红五元” 应当发行于1941 年1 月以后10 月之前。
3. 前面说过， 一纵及总行前期发行的北海币， 一般情况下同年份同面值仅有一种版别。既然已经有了民国三十年山东蓝五元， 故不大可能再有民国三十年山东红五元券。无论《大众日报》还是“指示”， 在言及红五元时， 均没有叙述其特征， 说明1941 年总行只发行了一种红色五元北海币。
“办法” 与“指示” 均言明， 红五元仅发行了20 万元， 即4 万枚， 4 万号以上的五元券即系假币。以往公布某种北海币发现假票时， 会同时公布真假票特征， 以便广大群众识别。而“办法” 与“指示” 均仅仅以4 万号为界判定红五元真假， 且“指示” 对另外两种北海币的真假特征却介绍得十分详细， 很不合常理。难道制假者只印制4 万号以上的红五元？
笔者查阅了《大众日报》、总行档案、《临沂地区金融志》、《沂南县志》、《莒南县金融志》等史料， 发现1940 年至1943 年间， 能判定行使山东地名假五元北海币的案例有4 例，这四例分别载于1942 年12 月23 日、25 日、27 日的《大众日报》及《莒南县金融志》。根据这些报道对假币特征的描述， 均可断定为民国三十年山东天坛五元券， 无一例是山东红五元。假币数量方面， 27 日的《大众日报》报道， “其中一百万元即系近日发现之伪造蓝色五元北海币”， 莒南县志记载的数量次之， 是10 余万元。其余两条报道无具体数目， 一说大批， 一说数起。从现有资料看， 并不支持山东红五元假票过多这一说法。到目前为止， 已面世的山东红五元号码有1 万多号， 3 万多号（如036522） ，
4 万多号（如047059）、6 万多号（如069913） 和8 万多号，
分布区域较广。除036522 印刷较粗糙外， 其余的印刷工艺水平基本一致。若按“办法” 所说， 仅两枚可能是真， 其余为假票。但是， 基于以下理由， 可以认定多数面世的红五元系总行印制：
1. 从印刷工艺上讲， 多数面世的山东红五元与同时期总行发行的其它北海币印刷工艺相当。以082868 为例， 与稍后印刷的民国三十年山东一元券印刷工艺水平基本一致（见二者局部放大图）， 与当年10 月印发的套版天坛五元 券比， 印刷工艺水平是差点。符合“通函” 所说“印刷不好” 这一特征。总体看， 这些山东红五元的印刷水平符合总行印钞厂早期的印刷水平。
2. 不论北海币还是其他纸币， 除了新假， 面世的纸币基本上是真票远多于假票。仅就总行1941 年前后发行且目前存世较少的北海币来说， 笔者见过几十枚民国二十九年“鲁南” 字二角票， 数枚一角票、五角票， 无一假票； 数十枚民国三十年“山东” 字五角、一元、五元券， 仅发现一例五元假票； 十余枚民国三十一年五分券， 仅发现一例五分假票。其中五元券假票是依据“指示” 及《大众日报》披露的真假币特点判断的。虽然“通函”说山东红五元“假票过多”， 但是在此“通函” 回收的其他北海币中， 多数也是说“假票过多”， 甚至说民国三十二年鲁中五十元是“假票太多”。笔者见过数枚鲁中五十元券， 和山东钱币博物馆藏的票样对照， 无一是假票。曾经明确记载有110 万元以上假票的民国三十年山东五元券， 今天才见一假票， 所见票中， 假真比率小于三十分之一。一种发行不久就停发的票子， 其流通范围肯定不广， 影响力也不大， 甚至根据地都很少人知道有此种票子，假票自然也不会很多。
3. 面世的4 万号以上的票子无一被加盖“假票” 字样或是剪角（部分根据地曾以在票子上剪去一角作为假票标记）。这一现象说明4 万号以上票子和以下票子可能无法仅从图案细节和纸张上识别。
笔者不否认山东红五元存在假票。在对比两券图案时发现， 图案中大雁的两翅夹角有所不同， 其中一券可能有问题。相邻时期有大雁图案的还有一纵发行的民国二十九年北海银行“鲁南” 字一角、二角、五角券。这些纸币上的近景大雁也都较肥大， 所有的大雁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两翅之间的夹角都不是很陡， 显得较平缓。而036522 号券左边三只大雁两翅膀夹角明显较陡。
不仅如此， 036522 号券的印刷明显较其他山东红五元粗糙， 与民国三十年“山东” 字五角、一元、五元券比， 印刷工艺水平也差之甚远。与山东红五元背图基本相同的是民国二十九年北海银行蓝石坊五元券， 该券为胶东分行1941 年9 月发行， 钞版可能系总行代制。胶东分行印制的北海币大多较总行精致， 但是差别不是很大。我们对比036522 号券、“蓝石坊五元券” （山东钱币博物馆藏票样） 及082868 号券背图相同位置的局部放大图明显看出， 082868 号券的印刷工艺比较接近“蓝石坊五元券”， 而036522 号券差之甚远。
石坊五元票样背图局部082868 背图局部
根据任志明及黄嘉和（1925 年， 原北海银行鲁中分行职员， 笔者曾亲自采访过） 等人的回忆， 用石印机印出的票子， 赶不上我们印得好的， 就是假的。082868 号券与036522 号券均为石印， 是非应该明了了。反过来， 如果说082868 号券是假票， 而036522 号券是真票， 那么造假者以036522 号券为蓝本印制的假票， 背图细节怎么可能反而更丰富， 更接近“蓝石坊五元券”？ “通函” 说山东红五元“印刷不好”， 并不意味着山东红五元印刷得很粗糙， 只是与总行印的其他北海币有较大差距。仔细对比这些北海币与总行相近时间发行的其他北海币， 发现他们的印刷工艺水平基本相近， 差别并不大。同一印钞厂相近时期印刷水平有差异很正常， 但是不会差得很多， 毕竟是同一设备， 同批技工所为。何况这批技工又是来自济南大中印刷局，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不是初学者。既然4 万号以上的山东红五元并非都是假票， 为什么“办法” 要指真为假？ 细细推敲，或许“办法” 与“指示” 里面有难言之隐。当时条件艰苦， 设备简陋， 制作一块钞版很不容易。制好钞版， 绝不会仅仅印4 万枚就弃之不用。
根据存世的山东红五元已发现8 万多号， 但未发现10 万以上的号码， 估计当时山东红五元可能印制了近10 万枚， 但仅仅发行了4 万枚就因故停发。在纸张极度匮乏， 连干部用纸都实行配给制的年代， 未发行的山东红五元绝不会就地销毁， 而是被封存起来， 伺机再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被封存的北海币又非正常地进入了流通领域。比如， 人为盗出， 扫荡中被日伪缴获， 或遭国民党反共势力突袭被劫去， 等等。当时总行印钞厂在沂南大梨峪， 离蒙阴垛庄日伪据点很近， 时有小规模的扫荡。1941 年11 月初至12 月中旬， 鲁中遭遇日伪5 万人大扫荡， 期间北海银行总行人员基本上分头行动， 印钞厂曾被日军包围于蒙山之中。1941 年9 月， 国民党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中的反共派曾连续数次袭击了鲁中根据地。纵观北海银行档案， 被日军缴获票子、职员盗取票子等事件并非没有发生过。这也可能就是“通函” 不再说4万号以上是假票的原因。
山东红五元仅仅发行了20 万元就停发， 应当属于非正常停发。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停发的？
抗战时期共产党政权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并拥护法币。早期， 多数根据地以辅币不敷流通为由发行了元以下的小额纸币。随着国民政府逐渐停发八路军军饷， 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紧张， 尤其是皖南事变后， 部分根据地开始印制五元券试图挑战法币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必然招致干预。
1941 年1 月13 日， 蒋介石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发了快邮代电。全文如下： “财政部孔部长极机密亲阅查第十八集团军在鲁成立北海银行擅发伪币强迫人民行使窃换粮食企图破坏金融吸收法币现国为整饬纪纲除已令该军调开黄河以北作战外对于该北海银行破坏金融事应由贵部拟定计划定于卅年元月号日前迳电山东沈主席遵行并与洽办具报为要中正 覃午 令一元育 （意即 13 日午间， 军令部一厅一处一科———笔者注） 印。” ①当月 20 日，财政部致电山东省主席沈鸿烈： “迅饬各该县政府即日布告并鸣锣周知禁止收受行使”。且不说沈鸿烈主席素与根据地不合， 双方多有摩擦， 利益攸关之大事， 根据地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从当时山东的金融形式分析， 山东国民党游击区许多地方政府及一些武装力量也发行了元以下辅币， 单独禁止北海银行发行辅币似不合理。但是， 禁发五元以上大票的要求应该不算过分， 毕竟根据地还打着拥护法币的旗号。在沈鸿烈与根据地交涉过程中， 或交涉后， 为了统战关系， 战工会最终决定停发山东红五元券， 转而发行一元券。再后来， 随着当年3 月2 日朱信斋率部投奔国民党百十一师， “4·25” 事件， 5 月8 日的南马口事件，“7·25” 事件， 8 月10 日国民党六六五团抢粮事件， 9 月份国共双方多次交战等一系列摩擦的发生②， 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当年10 月， 北海银行总行终于撕破面皮再次印发五元券。
发行于1941 年春天的山东红五元， 为什么票面时间印“民国二十九年”？ 据时任分管印钞发行工作的任志明回忆， 是辛葭舟（当时对外宣称贸易局局长） 建议票面上的时间要比发行时间提前。这样做应当有深层次的用意。当时情况下， 根据地发行五元以上的纸币，肯定会受到责难和干预， 将票面时间提前的最大好处， 遇到干预可以推之于往昔所为。山东红五元开了山东根据地纸币发行有意将票面时间提前之先河。此后， 胶东分行经常采用此法， 总行在首次发行大额北海币时也多次采用。
关于山东红五元的发行动机。1940 年9～10 月间， 济南大中印刷局开始把卖给总行的印钞设备陆续拆卸运往根据地。这就意味着， 大中印刷局代印北海币的工作逐渐停顿或已经完全停顿， 到1941 年2 月， 总行约有4 个月未印北海币。加之当时战事频繁， 军队及地方需求颇多， 财政吃紧是肯定的事。为了应“急”， 选择印制五元“大票” 也在情理之中。
北海银行总行成立后， 于1941 年春天在大梨峪建立了印钞厂。笔者所知道的山东红五元发现地有莱芜和沂水两处， 其中多数出于莱芜。这两地当时均属于鲁中区， 离红五元的印制地点沂南大梨峪都不是很远。由于山东红五元发行于1941 年春天， 所以山东红五元很可能是总行印发的第一种北海币。关于山东红五元印制的大致时间。根据任志明回忆， 1941 年春节过后， 他带领济南来的技工由城子村进驻大梁峪 （实为沂南大梨峪———笔者注） 印钞厂， 开始了印钞工作。1941 年春节是1 月27 日。以此推算， 红五元当始印于2 月份， 即初春。关于山东红五元钞版。山东红五元钞版是制版技师赵克勤亲自设计制作的。由于1941年2 月就开始印制红五元， 钞版的制作要早于这个时间， 所以， 不排除钞版的制作始于1940 年。
带胶东地名或无地名民国二十九年石坊蓝五元券 背图与山东红五元背图几乎相同， 只是山东红五元背图下方有英文“北海银行”， “石坊五元” 没有。可以肯定二者使用的是同一设计制作单位制作的背版。“石坊五元” 首发于1941 年9 月， 山东红五元要比“石坊五元” 早发行近七个月， 加上总行有刻版技师和制版工具， 而胶东分行此时期什么都没有， 所以笔者认为胶东分行使用的是总行雕刻技师雕刻的背版。山东红五元是总行正式成立后自己印制的第一种北海币， 亦是第一种印有“山东” 字样的北海币。总行在北海币上印“山东” 二字， 意味着总行要逐步统一山东根据地流通货币。加上存世量稀少， 山东红五元在北海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5年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