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七大藏书楼

我国七大藏书楼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B 添加义项?所属类别 :其他中国七大藏书楼， 文渊阁，东华门西北，文华殿之后。咸丰十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纵火焚毁。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归国家图书馆收藏。文溯阁 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现属辽宁省图馆。文汇阁 位于江苏省江都县大观堂，咸丰四年毁于大火。文淙阁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寺，咸丰三年毁于大火。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阁中仅有的一阁，咸丰十一年倒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重建，现属浙江省图书馆。基本信息中文名中国七大藏书楼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东南文津阁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西北部山脚下文源阁位于北京圆明园内目录1概述2简介3详文折叠编辑本段概述清朝在北方收藏《四库全书》的四座书阁，分别为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此外，清政府又在南方的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折叠编辑本段简介折叠1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东南，东华门西北，文华殿之后，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折叠2文源阁位于北京圆明园内，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时纵火焚毁。折叠3文津阁位于避暑山庄（今河北省承德市）平原区西北部山脚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折叠4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建，是七阁中藏书最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于1966年运于甘肃，现藏于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折叠5文汇阁位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 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太平天国运动 。折叠6文宗阁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寺，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天平天国运动。折叠7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阁中仅有的一阁，初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倒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现属浙江省图书馆。折叠编辑本段详文折叠四库七阁释名《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御敕、官修的大丛书，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海汇百川，纲举条贯，萃四千余年之文化，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1]是我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宝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2]并“首缮四部，弃置于大内之文渊阁，奉天之文溯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之文津阁。其后又续成三部，分储杨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之文澜阁，每部三万六千三百册，连翰林院副本合计共二十九万四百册。”[3]一部大丛书抄写了八份，并为其在全国建造了南北七处藏书楼，此壮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称为史无前例的世界文化伟业。折叠四库七阁名与《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清高宗自称“稽古右文”，要“彰千古同文之盛”[4]，下诏搜访遗书，十二月就开始纂修《四库全书》，次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皇室都王及大学士十六人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下设总纂官、总校官等三百余人，如当时著名学者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朱筠、姚鼐、翁方钢、王念孙等人均任编修要职。另配缮写人员达四千余人……，可谓人才济济，盛时兴文之壮观。历时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编写完毕，庋藏于文渊阁。后其它六阁全书相继完成。折叠四库七阁名之缘起早在《四库全书》开始纂修时，乾隆就决定建立宫廷藏书楼阁“籍资乙览”，这一思想在其《文渊阁记》中表达的十分明确：“'凡事预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一至二）此后，北四阁先后建成。又“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高宗决定再续写三部藏于江南三阁。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谕：“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全书》三分，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集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5]折叠“天一阁”与四库七阁之缘古之藏书，十分困难，不仅怕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更恐“俱之灰烬”。正如清代康熙年间大学问家黄宗羲所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6]这是黄宗羲在其《天一阁藏书记》中对天一阁藏书发出的由衷地赞叹。清嘉庆有名的学者阮元在其《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中也赞其曰：“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其藏书在阁之上，阁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乃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7]乾隆因“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8]所以，在纂修之初就了解到，浙江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藏书不霉烂、不虫蛀，具有防水火之功效。于是即命仿范氏之“天一阁”豫构四阁为将来庋贮之用。如乾隆《文源阁记》所述：“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并派专人赴天一阁，了解构建情况。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谕：“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因加恩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zhòu@①，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井无损坏，其法甚精。著传谕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井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9]寅著尊旨至范氏家查看后“即行覆奏”：“天一阁在范氏宅东，坐北向南。左右砖zhòu@①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取其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为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特绘图具奏。”[10]于是，高宗即仿其式分建内廷四阁，及江南三阁。从此，“天一生水”之义与七阁的命名结下了不解之缘。折叠四库七阁仿“天一阁”之建设七阁的建设，因地点、环境及各种因素条件的不同，分别进行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工程的实施，相继完成，但均仿“天一阁”构建之制。首先蒇工者，则为热河避署山庄之文津阁及圆明园之文源阁。《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三，页三十三）《月台诗》曰：“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於避署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於此。”文津阁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动工，次年夏建成；文源阁位于京郊圆明园，乾隆三十九年进行改建，在圆明园北部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楚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建成，为北四阁中建成之第二阁；文渊阁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第二年完工建成。地址在紫禁城内文华殿后，阁名沿袭明代文渊阁之称，藏贮着四库馆完成的第一部《四库全书》；文溯阁在北四阁中建造最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动工，次年竣工。它位于盛京（沈阳）故宫的西部。以上文津、文源、文渊、文溯四阁俱在禁地，为内廷四阁，亦称北四阁。所有阁式，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制为之。《高宗御制诗五集：趣亭》（卷四十，页三十）曰：“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注云：“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义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源、津、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江浙三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只是文宗、文汇因先御赐《古今图书集成》送藏，故预构建於先，而文澜阁则在续缮三分《四库全书》之后，始为建筑。三阁皆于江南，故亦称南三阁。《续金山志》云：“文宗阁在行宫之左，乾隆四十四年建。”[11]文汇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页十九）《文汇阁叠庚子韵》：“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已图书贮大成，”注云：“此阁成於庚子（乾隆四十五年）亦仿范氏'天一阁’之式为之。”文澜阁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于四十九年(1784)，是因“玉兰堂”改建而成。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谕：“杭州圣因寺后之玉兰堂，著交陈辉祖（浙江巡抚）盛住（浙江布政使）改建文澜阁，并安设书格备用。伊龄阿（两淮盐政）、盛住於文渊等阁书格式样，皆所素悉，自能仿照妥办。”（《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页85。）《杭州府志：西湖图说》亦云：“近复於行宫之左建阁，储藏《四库全书》，赐名文澜；东壁光昭与西泠渊映，永资津逮於靡涯矣。”（邵晋涵纂，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一，页四十四）又《题文澜阁诗》末联云：“范家'天一’於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六，页四）。至此，南三阁规“天一”之迹显然。折叠四库七阁的命名如上所述，七阁均仿范氏“天一阁”之式，缘因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为藏书久远，乾隆不仅仿其式，并借其名，在“水”字上下功夫，意在“以水克火”，保护四库藏书“以垂久远”。于是，“水”便成了七阁命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七阁的名字：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三个字，并前后两字全一样，首字为“文”，末字为“阁”，只有中间一字不相同，但都带有“水”旁（文宗阁除外）。其名字寓意十分明白，即首字“文”，代表了中华的文化与文明，代表了大清的文化盛世之意，四库博大精深的文化等。中间带“水”旁之字，如上所述，则意模范范氏藏书楼“天一生水”期厌火灾之术，以保护藏书。至于文宗阁，一说可以写成“文淙阁”；一说因为镇江一地历来水患，该阁又建在金山之上，金山又面临大江，如再加“水”反而会遭成“水灾”了；又一说“宗”字本身就带有水意，“虽镇江文宗，外似独异，而细籀其涵谊，则固寓'江河朝宗于海’之意。”[12]总之都是以水克火之意。以上这些解字之说，只能算“望文生意”。乾隆的解释却让人顿开茅塞，入木三分。仅就内庭四阁为例，可见乾隆释名之内涵。他释“文”之义，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在其《文源阁记》中这样写道：“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於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於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页二至三）又在其《文溯阁记》中，对“文”的内涵又进行了阐发：“权舆二典之赞尧、舜也，一则曰文思，一则曰文明，盖思乃蕴於中，明乃发於外，而胥藉文以显。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夫岂铅椠简编云乎哉？然文固不离铅椠简编以化世，此四库之辑所由亟亟也。”（《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文之义大矣，“文之所在，天理存焉，”又“数典天一之阁”，从“水”而立义，“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实求“文”之永存。折叠四库七阁的释名对于北四阁的命名，乾隆还有专门的解说如：“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谓名实适相副。而文华殿居其前，乃岁时经筵讲学所必临，於以枕经@②史、镜己牖民，后世子孙奉以为家法，则予所以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渊阁》卷十三，页一至二）因此，虽“文渊阁”一名是明代的产物，但因“名实适相副”，所以仍延用其名。又“文华殿居其前”，此乃讲经之所，这样“於以枕经@②史、镜己牖民”，“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再如，对文津阁也有一段特写：“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於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高宗御制文二集·文津阁记》卷十三，页三至四）“津”之奥妙，解释的如此尽善尽美，天衣无缝。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他的《文溯阁记》里对北四阁的命名给予了总结：“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亦既见于前记矣。若夫海源也，众水各有源，而同归於海，似海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闾何泄，则仍运而为源。原始反终，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则穷源之径而溯之，是则溯也，津也，实亦迨源之渊也。水之体用如是，文之体用顾独不如是乎？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四，页四至五）可见乾隆对七阁命名用心之良苦，“意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