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本来泾渭分明，但到隋唐后界限逐步模糊
《诗经·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君王是天下主宰，那么天下的财富也理所当然归君王所有。但对于一个政权来讲，一个国家的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所以自战国时期，政治家们就制定出完整的财富分割体系，君王的私产与国家的财政相对独立。我们熟知的清室优待条例中有一条为“大皇帝辞位之后，月月所用四百万元，由共和国专款拨用”，这是清宫内遣散大批宫女、太监后核算的皇帝月耗。由此可见，皇帝的私产虽与国家财政分离，但绝对是聚集了相当可观的财富，甚至可以在国家财政危机时支出一部分维持政府开支。
历代皇室财政制度介绍
秦汉时期的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具有明确的分野，两者各有收入来源、支出用途、分置机构和属官管理，二者是相对独立的收支系统。国家财政方面大致由治粟内史，即汉朝时期的大司农管理，收入来源于田赋、徭役、口赋、官田、屯田和均输平准收入，用于官吏俸禄、军事及各类社会经济性支出；皇室财政的专职管理机构为少府，汉武帝又设水衡都尉管理，收 入来源为山泽税、关市税、口赋（12岁以下的儿童）、户赋和贡纳酎金，用于皇室日常所需及赏赐费用。
这里的收入来源根据时代需求也会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导致国家财政危机，进而迫使中央政府进行财政改革，其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措施就是将盐铁业改为国营专卖，这个盐铁税本属于山泽税的一部分，但经过改革，汉武帝将盐铁税纳入国家财政。东汉建立以后，为了改变战乱带来的社会经济凋敝局面，东汉政府将皇室财政一并交于大司农管理，少府逐渐沦为单纯的宫廷事务性机构 ，水衡都尉也随之取消，皇室财政在制度上一度不复存在，至东汉末年皇室衰微，灵帝主导皇室敛财，将原属国家财政的赀选卖爵收入归于皇室，以充私库。由史料记载来看，秦汉的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规模相差不大，如记载的汉元帝时期，大司农掌管的财政资金甚至没有水衡都尉及少府掌管的资金多，
“时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也就是说汉元帝时期的皇帝私产要比国库的钱更多。
秦朝府库遗址
到了隋唐时期，中央王朝的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常常不分界线，国家资财时常纳入皇室内库，公私收入不分。隋唐始创三省六部制，其中的户部主掌国家财政，但这里的财政又主要体现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收支，另设司农寺、太府寺分别执掌粮谷和钱帛收支。国库分左藏 、右藏、太仓，分别纳贮钱币布帛、金玉宝货和粮食 。皇室管理机构为殿中省和内侍省，皇室仓库为大盈库和琼林库，前者主贮钱帛，后者主贮宝货。唐初，天下财赋统归户部掌管，所有公私收支皆仰于左藏库。唐玄宗时设立大盈库，凡租庸正额纳入国库外，其它杂项收入归大盈库以供私用，但皇室日常支出仍由国家财政支付，大盈库实际是截取了部分国库收入。安史之乱后，京师重将任意侵吞国库财物，为直接控制财权，皇帝将国家租赋收贮于大盈库，由宦官负责管理，自此皇室私财与国家公财不分，天下财赋尽为人君私藏。唐德宗时，杨炎以基本满足皇室消费集团的私欲为前提，恢复政府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分管制度，将财政管理权重归户部，皇室收入除皇庄园囿收入外，主要依靠国库的定期按数调拨。
两宋时期的财政国库与皇室内库通融互用，皇室资财多用于国家非常之需，公私收入相互兼顾。宋初的财政机构为三司使，元丰改制后为户部，国库为左藏库，主要收入来自各地输送的财赋、专卖收入、铸钱司上交及内藏库拨给；支出主要是官吏俸给和军费粮饷。皇室管理机关为内侍省，皇室仓库称内藏库，收入来源为各路上供的部分物品、坑治收入 、榷货务与市舶司收入等。元丰年间设立的元丰库由尚书省直接管辖，收入来自青苗、 免役宽剩钱，支出实行宰执聚议制度，即钱怎么花需要经过最高行政机关的讨论决议。宋代内藏库虽是皇室财政的钱袋子，但并非 “天子之私库 ”，这里也出现了由皇室财库向政府国库拨款的首个成型制度，在实际运用中，它又承担了军费、救灾 、补贴中央与地方财政困难的职责，于此之外才是皇室用度。这种制度设计也反应了宋代内重外轻的政治特色，在实际效果上使左藏和内藏库得以相互补充，政府财政与皇室财政得到相对较好的兼顾。
朱祁镇
明朝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发展至顶峰的时期，皇权对国家财权的控制亦空前强化，所以明朝的中央财政机构职能较为分散，皇室财政向国家收入的渗透更为明显。明朝的行政系统表现为以皇帝为中心，以内阁和宦官为辅正，这就注定造成皇权对财权的控制空前强化。名为国家财政机构的户部可以看作帝国的大会计，职能极为有限，财权被严重分割，工部、太仆寺以及南京户部44等机构都拥有一定的财政管理权限。明英宗始设太仓库，作为正式的明朝国库，集中存放户部从各地征收的粮食和银两。皇室仓库分为两类，一是宦官管理的完全为内廷服务的里库，包括内承运库等三库；二是宦官和户部共同管理为内廷服务的内库，包括甲字库等十库。明朝未设立专门的皇室管理机构，宫廷事务由内宫24个衙门分掌，皇室收入也没有专项财源，所需皆随意从太仓库支取，皇室财政对国家财政的掠夺日益加深。
清朝的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较明朝更具制度性划分，皇室财政职能不断扩展，专职机构渐趋完善 。清代以户部总司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户部掌管银库、缎匹库、颜料库三大国库。皇室财政由独立的内务府统一管理，内务府机构庞大，所设官吏相当于外朝六部官吏总数的两倍，下设广储、会计等七司，其中广储司掌府藏及出纳，管理皇室银、皮、瓷、缎、衣、茶六库，皇室财源包括户部常例拨款、税关盐政赢余银、皇庄地租及各地岁贡等，支出为皇帝日常消耗、 赏赐与祭祀，这又回到了由国库补贴皇室内库的体制。至宣统三年（1911年
）
，晚清政府在《十九信条》中规定“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概依国会议决
”，标志着皇室经费并入国家财政，历时千年之久的两大平行财政收支系统宣告终结。
古代皇室财政的特点是皇帝有钱的根本原因
由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皇室财政发展的主线就是皇权对国家财政的侵占，虽然历史上出现了诸多明君自掏腰包支持国家财政的事件，但主体思想依旧是维护“家国同构”的封建统治，皇权对财政侵占的主要形式就是权力机构的内化，如官僚机构变迁中的近臣驾驭外朝。秦汉的少府在官僚体系中位居九卿之首，随着少府官员的外朝化，才有了水衡都尉对皇室财政的分权。至魏晋时期，皇帝更是直接将财权集中于宫廷近侍机构，通过尚书直接掌控财政，少府与大司农皆成“专职出纳”，国库成为皇帝的私库。唐以后皇室财政截流国家收入的趋势不可逆转，国家财政日渐依赖皇室私库的拨款与补贴，这便使皇帝以财政为基础，达到了以内制外的效果，不失为加强皇权的有利手段。
赵恒
我们所说的皇帝很有钱，其实也主要表现为皇室财政的两大特点上，一是支出的随意性，二是收入的隐秘性。封建时代的皇帝兼管外朝和内廷，外朝的权力运行相当程度上符合公共权力的特征，在财权管理和国库支出上有相对严格的制度和程序，而内廷的权力运行则集中体现了皇帝的私权和私欲。这种私欲为主导的皇室财政就在支出上没有任何约束性，全由皇帝个人随意动用，最典型的就是皇帝对于外朝或者内庭臣属的赏赐，没有任何标准，全凭个人喜好。在收入及库藏上又不对外公开，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如宋初的三司有权掌握内藏库的岁入和存储，至真宗时，只允许三司使一人知道内藏库情况，其他人不得预闻，并下诏规定泄露内库财物者处斩；仁宗后，内藏库完全由宦官总领， 三司以及后来的户部不知其收支情况，只能从各路申报的账册中猜测内藏库财。 明朝皇室的内库处于宦官控制下，户部官员有权了解情况是为了制衡宦官，而皇室的里库却是户部不能过问的，仅皇帝一人知晓。
从财政收入的原理上讲，皇室内库收入是来源于国家财政的盈余，但实际上封建君主为了充实“小金库”，总以各种理由加重赋税，侵蚀国家财源，致使财政部门对全国收入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弱，国家公赋收支独立的原则难以维持。如明神宗为扩充私房收入，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其掠夺的财富之多史载为“内帑之充轫亘古所无”。又如乾隆帝对犯错误的官员进行罚俸，后改为议罪银，实为巧立名目的扩大收入的范围，官员的错误从财政亏空到奏折错字，皆一罚了之，罚银绕开户部归入内库，所以说乾隆皇帝到处游玩，那是具备足够的财力资本的。
综上，古代皇帝的小金库是与国家财政相对对立的收支体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皇室财政逐渐侵占和渗透到国家财政当中，国家的财富被皇室财政截流，所以皇帝有没有钱也取决于国家有没有钱。历史上抠门的皇帝如清朝道光皇帝，确实受制于财政困局，当然这也受个人执政观念的影响，道光皇帝是将更多的财富用于国家运转，而慈禧太后当政则更倾向于个人挥霍。在封建王朝里，国家的财富如同一个股市，操盘的是皇帝，人民手中的股票值不值钱在于皇帝的股权划分倾向于个人还是国家，如果市值不变的情况下，稀释人民大众手中的股权，那么财富就会更多的流入皇帝个人的腰包，如果让利于民，那么皇帝就要相对的节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