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书评的定义、历史及其分类

摘要：书评的定义、历史起源及分类等属于书评研究的根本问题，对书评研究颇为重要。对于书评的定义，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却并无定论，本文试图通过文献梳理和相关概念的辨析对其重新思考，并指出所谓书评，是指对作为整体的图书的内容所进行的评论。同时还为书评概念做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并在此基础上概述了中国书评的历史与起源，对古代书评与现代书评做了基本的分类。

关键词：书评 定义 历史 古代书评 现代书评

中图分类号：G256.4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明史与书籍史之关系向来密不可分。而伴随书籍出现的，自然包括人们对书籍的讨论、阐述以及评价，这些关于书籍的各类言语即为最初的书评。书与书评对于文化之演进，文明之进步的功用已无需赘述，颇为重要的是对书的研究，如书史、文献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等，以及对书评的研究，如书评学。前者早已形成特定学科并拥有制度化身份，而后者仍散落于书评研究者的只言片语中。本文的目的并非也无力于推进书评学的建制化，而仅试图从书评的三个最基本而关键的要素——定义、历史（起源）及分类入手，对其关系与内涵略作厘清，并希望以此为未来关于书评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书评的定义、历史（起源）及分类对书评研究而言既基础又重要，是因为对任何研究而言，定义都是一种“元叙事”，它规范了研究对象的“历史”及“自我”，并形成了一种可以纳入分析的基本概念单位。而历史则是为我们提供研究对象清晰脉络的不二法门，历史的价值在于为当代现象的研究提供一种类比性视角，同时让我们从变化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肌理。至于分类，则是任何深入研究都需要采纳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根本上讲，正是分类让分析成为可能，分类让事物脱离混沌的状态而变得日益澄澈。突出强调上述三种基本要素的重要性为我们进行书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这三个基本要素进行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书评的定义与历史，因为二者不仅是书评研究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是书评研究的重要基点，而且两者之关系亦尤为密切。可以说，没有书评的定义，就不会有书评的“历史”。为了更加清晰地钩沉书评的历史，我们首先应当追问，什么是书评？以及书评是什么？

一、书评的定义

什么是书评，直接涉及书评的定义，而关于书评的定义，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书评的定义似乎很简单，事实上也确有许多学者采用这样的定义，即书评是指对图书所做的评论。但这一看似贴切的定义却屡受质疑。原因在于人们对图书以及评论这两个细分概念存在争议。例如，何谓图书，古代中国的竹简是否算是图书？又比如国外的莎草纸、羊皮卷是否算作图书。还有随着信息革命而产生的电子书是否算是图书。诸如诗集、文集这样的图书，倘若只对其中一两篇进行评论，比如对唐诗三百首中的一首进行评论，那这算是书评吗？此外，在书评这一概念上境况同样如此。到底介绍性的文字算不算是书评，或者书评到底应不应该包括以及是否必须包括介绍或评论性文字？书评的字数是否有要求。一句话算是书评吗，或者诸如今天的微博、微信等媒介上的几百字的短评算是书评吗？如果一句话也算是书评，那我们在进行书评史或者书评理论研究时，此类书评的地位又该如何界定？同时，关于书评的载体以及传播渠道也存在极大争议。比如几乎每本书都会有序言，而序言自然会包括对全书的介绍与评介。那么这种印在图书内部的评论性文章算是书评吗？我们知道，现代书评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原因就是书评通过报纸这一大众媒体对广大的读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因此才会有学者认为，“书评工作是指发表在报刊上的对于出版物评论性的文章”[1]。而事实上，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书评载体以及渠道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此时，那些发表在网络上的，又或者是以视频形式、音频形式出现的读书节目也算是书评吗？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定义书评概念的多重困难。

面对书评定义的复杂情况，学者王炎龙与黎娟曾发表题为《书评概念辨析的多维视角》的论文，将学界目前对书评所做的多种定义进行了一一归类，最终形成十种不同视角下的书评定义。这些视角分别是：①书评对象的角度；②书评载体的角度；③书评功能的角度；④图书整体性的角度；⑤评论信息的角度；⑥商业性的角度；⑦书评创造性的角度；⑧出版流程的角度；⑨科学的角度；⑩综合性的角度。

尽管学界对书评的定义十分庞杂，但如果从书评的主体性概念出发，进而结合书评的对象与实践来看，书评的定义仍可以是清晰而简洁的。例如从主体性出发，[2]书评的核心概念在于评论，以及评论的文化意义，而书评的商业属性（第六种）自然不能包括在书评的概念定义当中。因此，将书评理解为出版流程的环节之一（第八种）的定义同样不太恰当。如果书评必须包含商业诉求，那么书评便不再是书评而是广告。如果书评只是编辑出版中的一个环节，结果同样如此，此时书评是宣传、是广告，但不再是书评。真正的书评必定是书评人从自己的主体性出发对一本图书所发表的意见与看法，而不是将书评纳入某一商业环节从而使得书评人失去了根本的独立与自主。此外，将书评视为一种科学活动的看法同样值得商榷。从实践层面看，大家接触到的书评恰是人文社科类的居多。尤其是人文学科，很难用科学的概念来概括。比起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更强调经验与价值。因此书评并不是一种科学活动（第九种），而只是一种关乎思想、价值与理论的个人表达。至于书评的功能（第三种），如果按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区分的话，那么书评的功能自然属于外延而不是内涵范畴。因此，若只是对书评进行定义，则只需要考虑概念的内涵部分。而关于书评的创造性（第七种），只要一篇书评不是完完全全对一本书进行介绍，但凡涉及评论，那必定是书评人对该书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判断。这就天然地包含了创造的要素。亦即，评论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活动，无需再做说明。至于将书评认作是一种信息（第五种）的论点，大概是受到了信息科学的影响。其实这只是从另一种角度出发，重新对书评进行了描述，而非对书评进行定义。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文学、历史等等概念也可看成是一种信息。所以仅仅将书评描述为一种信息或许不能帮助书评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义。

至此，除开上述几种视角，对书评的定义便集中在了对象与评论上。而第四种关于图书的整体性问题其实可以与第一种对象问题合并。即这里书是指什么。显然，无论书的载体是竹简还是莎草纸或是纸制印刷品以及电子书，只要是整理成册的文字都可以称之为图书。一首诗、一篇文章肯定不能算是书。但如果是一部诗集、一部文集，则可以称作是书。因此，对书评对象的界定，应不限于书的载体而只关乎书的内容。毕竟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变化必将日新月异，只有内容才是图书不变的核心。其次，关于图书的整体性问题（第四种）。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只对一部诗集的其中一首诗进行评论，那这篇评论可以是诗评或者文学评论但不应称作书评。至于对图书形式（比如装帧设计等等）的评论，则是可有可无的。况且当书籍的形式发生变化后，例如电子书，如果再规定书评必须包含形式上的评论则并不恰当。图书的核心是内容，书评同样如此。

接下来即需讨论书评的载体及形式问题。有人说书评的载体必须是报纸，这是狭隘的。报纸因其大众传播的广泛特点而推进了书评的发展，但报纸本身也在变化。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众传播的重心发生转移，网络书评的力量并不逊色于昔日的报纸。因此，书评的载体无论是报纸还是杂志或是互联网，它可能影响书评的传播力量，但却并不影响书评本身的文化内涵。同一篇书评也可能发表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上。总而言之，无论是发表在何种平台上的只要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书评都容易使人接受。争议之处就在于以言语形式出现的，比如广播、视频形式的读书节目算不算是书评。以及对书评长度的要求，一句话一条微博算不算是书评。这两条，从意义层面上讲，应该都是书评。但从严谨的学术研究角度来讲，如果这些都是书评，则对书评研究构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若要调和两者的区别并从最完整的视角来定义书评的概念，则只能采用定义法里常见的广义与狭义的二分原则。

为此，本文将书评定义为：所谓书评，是指对作为整体的图书的内容所进行的评论。广义的书评包括以语言及文字等各种形式进行的评论，而狭义的书评则是指以文字形式创作的书评文章。无论书籍的载体是什么，书评的对象必须是整本的图书。如果只对一本诗集或文集的其中一篇或数篇进行评论而无全书的概括与评介，这就不是书评。书评的内容必须包括在整体视野下对图书内容的评论。至于内容之外的，如形式以及作者信息等等，则不是必须的。广义的书评既不限制书评的形式（它可以是广播也可以是视频），也不限制书评的长短（它可以是一条微博，也可以是读者在购书网站里写作的一则短评）。而狭义的书评则专指书评文章。应该说，这种对书评的定义是属于综合视角的。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综合定义，本文以广义与狭义的二分法界定了书评的概念，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定义不仅有助于厘清书评的根本概念，而且也有利于推动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

二、中国书评的历史

厘清书评定义之后，书评的历史便有了清晰的锚点。但即便如此，书评历史（此处着重于起源）仍有另一个争议，即书籍的历史。例如对《诗经》《尚书》《易经》的成书年代史学界迄今也没有定论。而对这几部中国最古老书籍的评论同样难以考证。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许多以前作出的历史定论也会不断更正。有鉴于此，对书评历史的研究倘在无法考证成书年代的情况下最好用“大概最早”或“就目前的文献来看最早”这样语句来描述中国书评的历史与起源。

在这一前提下，以目前的文献来看中国最早的书评大概应是孔子在《论语》里对《诗经》的评论以及孔子对《易经》的注释——赞《易》了。《论语·为政》里，“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之所以认定这是中国最早的书评，首先是孔子对《诗经》的评论是针对整本书籍而言的。且从“韦编三绝”这一成语也可看出，早在孔子时期即有了编订成卷的书籍。1985年5月在全国书评工作会议上，伍杰曾指出，中国最早的书评大概应为孔子的弟子子夏为《诗经·国风》中的首篇《关雎》写的《诗大序》。[4]然而，子夏成序的年代显然要晚于孔子对《诗经》《易经》的评论。而且，学术界对《诗大序》的作者也一直存有争议，很多人都认为《诗大序》的作者应为东汉的卫宏。倘如此，那么《诗大序》的年代便离孔子更远了。其次，春秋时期或许有其他人也在对《诗经》《尚书》《易经》进行整理或评价，但这些评价却并没有以文献的方式被后人发现。因此，结合整体的图书这一概念以及目前的文献情况来看，孔子对《诗经》《易经》的评论或应是中国最早的书评。

在厘清了中国最早的书评之后，对书评历史的研究则转向了中国书评的发展。由于中国早在近两千年前就发明了造纸术，而且早在造纸术之前亦有竹简，因此中国的书史非常悠久。与之相应的书评史同样如此。自《论语》之后，《国语》里也含有书评。两汉时期则有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班固的《离骚序》这种以序的形式出现的比较成熟的书评。汉成帝时则有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以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这些书籍以叙录及目录的形式对古书作了许多评论。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更是有了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钟嵘的《诗品》这样专门的书评著作。唐代则有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刘知几的《史通》等，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这样的目录学书评甚至把中国古代书评推向了一个顶峰。而至明清，因为小说的发达，书评也迎来了巨大的繁荣时期。除了传统的对于诗文史集的书评以及目录式书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外，诸如汤显祖的《点校虞初志序》、王士禛的《聊斋志异题评》、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以及脂砚斋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等小说书评则成为这一时期书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明清之后，中国的书评便正式步入了现代书评时期。

现代书评与古代书评的重要区别在于书评发表的载体。在古代，书评要么以序跋形式嵌于所评之书，要么以文集或专书形式出现，这些形式都大大影响了书评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直到现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杂志与报纸，书评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同时也正是借助于大众媒体，书评从“书”中独立出来成为单一文本，更是加快了书评的发展速度，随后书评的数量日益增多，其经济意义也获得了更大的凸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最早的现代书评可能是刊发在伟烈亚力于1857年创办的《六合丛谈》上的书评文章。[5]随后，中国书评随着报刊活动的增多而不断发展。民国时期，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书评。鲁迅先生曾撰文指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6]。 鲁迅一生写作了大量的序言及书评，算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的评论观。除了鲁迅先生，诸如蔡元培、梁启超、胡适、茅盾、朱自清、朱光潜、萧乾等等都写作了大量的书评，为中国现代书评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萧乾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书评研究者（1935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以书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而且还负责主持《大公报》的书评栏目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书评作者，因此堪称中国“现代书评之父”。[7]

三、中国书评的分类

总结起来，前文阐述了书评的定义及中国书评发展的大致脉络，这一梳理为书评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和历史图景。但倘要继续推动书评进入更为深入的研究，上述两点仍是不够的。正如前文所言，任何学术研究要进入艰深阶段，要从混沌而达澄澈，“分类”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鉴于中国书评的庞杂，为了进行深入的书评研究，我们应当考虑如何对书评进行分类。在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将分类（范畴）概念纳入哲学思考的哲学家。他在《范畴篇》中详细讨论了范畴（分类）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法则。所谓范畴（分类），其希腊文为kategoria，对应的英文即为category。这一词语主要的意思包括两种：一是分类的原则和依据（即哲学上所谓的范畴）；二是分类、类别或种类。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深入的研究都首先应当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在哲学上，他用了10个范畴来进行哲学分析，而在学术层面则意味着学科的分科。“人们在这五彩缤纷的事物面前，如何认识它们，把握它们，这首先必须将多种多样的事物概括为几大类，只有这样，认识客观事物才能顺利进行。”[8] 对于中国书评研究而言同样如此，与书评的定义与历史一起，书评的分类甚为根本和重要。

鉴于学界对中国现代书评的分类已有诸多研究，本文将主要考察古代部分而兼论现代书评。中国古代书评的分类，学者吴道弘在《书评例话》里写道中国古代书评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西汉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到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一直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是属于书目提要的发展线索。二是从三国时曹丕的《典论·论文》、南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到明代的小说评点等，这是属于文学评论的发展线索。”[9]应该说，这两条线索非常清晰而有力。但从本文所提及的中国书评发展史来看，这一分类显然还忽略了以序的形式出现的同样重要的一类书评。同时，那些散见于文章或著作中的并不是对文学、小说进行评论的书评也不能包含在两种分类之中。因此，为了更加完整地概括中国书评的发展脉络，本文将中国古代书评分为四个大类。一是以序跋的形式出现的书评。其代表作为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以及班固的《离骚序》等。二是以目录学的形式出现的书评。例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以及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三是以文学评论的形式出现的书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四是包含于诗文、著作内的书评。如《论语》以及刘知几的《史通》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第三种文学评论似乎也可以包含于第四种诗文、著作中。此处将文学评论分离开来的主要原因是，古代中国文史哲本统为一体，但文学评论却能从经史子集中被挑选出来在单独的评论视角下进行讨论与分析则显示出文学评论在中国古代文化里的重要性。而且，这一传统自萧统的《文选》始，并在刘勰与钟嵘那里发展到了极致，以至竟有文学评论的专著出现，从这一点上更可见文学评论之于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位置。

以上所述，即为中国古代书评的发展状况。然而，步入现代书评之后，这一四分类型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第一，序跋类型的书评越来越不被人们所认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序里的评论总是褒多贬少，如朱自清所言“新书的序、跋多对新书之恭维，而少批评……故序、跋不能立为批评之一类”[10]。第二，以目录学形式出现的书评也在不断地式微。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到清代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后的古典目录学很难再有突破。而且随着目录学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目录学中对书的介绍与索引越来越多，而对于书的评价则慢慢让位于专门的书评。第三，文学评论式书评则演变为今天的学术书评以及专门研究文学作品的文艺学。至于第四种，当书评的篇幅日益变长，同时借助于现代传媒的种种媒介，此类书评便不再包含于诗文之中，而最终成为一篇独立文章。因此，对于现代书评的分类，有学者认为可将其分为学术类、思想类、大众类、书目类、专业类和自媒体六类书评。[11]本文遵此立意，同时认为古代书评与现代书评之分野，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出于媒介自身的变迁。这也意味着对现代书评的分类可能是一项持续的工作。而依本文主旨所见，比起分类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分类这一精神本身。即一言以蔽之，对书评的分类既可称为一项研究，但同时且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作为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对后续的书评研究所提供的根本性贡献。

四、结语

关于中国书评的研究，虽已有80余年之历史，但有关书评的定义、历史、分类以及书评与社会的关系等核心议题，学界仍有诸多地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在很多其他关于书评的议题上，中国书评研究还十分薄弱。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追本溯源，从基本理念与史学角度“重思”了书评的定义、历史及分类这三个核心问题，并试图以此为中国书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书评的定义为书评研究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分析性概念。书评的历史与起源为书评研究勾勒出了一个历时的脉络，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动态的书评及其与媒介、社会的关系。最后，书评的分类则为深入的书评研究提供了一个“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当然，限于篇幅，本文所作的分析，尤其是关于中国书评的历史梳理部分难免粗陋，但倘若能借此抛砖引玉，带来更多书评研究者的关注并推动中国书评研究的发展，亦算是满足了本文作为基础研究之初衷。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1] 王炎龙，黎娟.书评概念辨析的多维视角[J].编辑之友，2011（11）：20-23.

[2] 李苓，袁桐.论书评的意义及其独立性[J].社会科学研究，2015（1）：208-211.

[3]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61.

[4] 徐召勋.图书评论学概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36.

[5] 徐雁.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接力棒——从《书评研究》到《书评概论》[J].编辑学刊，1995（10）：42-45.

[6]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0.

[7] 徐雁，谭华军.知行合一：倡导书评独立品格的萧乾[J].图书馆杂志，2013，32（11）：20-25.

[8] 杨寿堪.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简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37.

[9] 吴道弘.书评例话[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50.

[10] 朱自清.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M]. 刘晶雯，整理.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59-162.

[11] 袁桐.论中国书评体系的建立[J].编辑之友，2018（4）：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