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厂记忆,三十二
雪狗和高新
前进中学的北墙外有几户人家,记得最东边的是雪狗家。雪狗家是父子二个,好像姓朱,我一直不清楚雪狗是父亲还是儿子,就当是父亲的名字吧。
我进过雪狗家,那间小小的堂屋北向,采光差,室内很暗,真正的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印象中没有餐桌,没有方凳,只有一张不平的破长凳,大概不会有人坐这张长凳的,因为很容易会翘头,把人掀翻在地。
我不知道雪狗家以何为生,似乎踏过二等车,不知道这车从哪里来的?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过我知道那辆自行车极破旧,似乎通体生锈。父子二个没有什么正经营生,苟且度日,有时候难免做点偷鸡摸狗的事情,但没有时迁的手段,三厂镇人民又比祝家庄的百姓警觉。
改革开发之初,曾经有过几次严打,罪行重的都被镇压了,雪狗父子往往是陪审陪判的。有一次在中心小学,台上有七八个人,被反剪双臂,接受宣判,雪狗之子也在其中。还好不是文革期间,不是那种喷气式的姿势,不然这父子二人早晚会被弄残。
其实雪狗父子犯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连劳教也够不上。那次宣判后,雪狗之子和另一个人被当场释放,其他人被判了刑押走。我正好站在后台的台口附近,看到雪狗之子被松开双臂,正在晃动双肩,让血液流回麻木的双臂,然后四处望望,若无其事地走了,那二个反剪他双臂的人,一句话也没说,甚至都没有多看他一眼,转身而去。似乎一切就应该是这样的,非常自然。我突然感觉到一阵茫然:他们家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欺负他们呢?
初中开始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心思想里总会提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常常联想到那晃动的双肩,那些叫阿Q的、孔乙己的、雪狗的,他们注定是不幸的,但他们怎么争呢?我会机械地把八个字写在考卷上,拿到高分,但我一直都没想明白,直到今天。
高新家在雪狗家西隔壁,高新是个弱智,比我大好多岁,但小学和我一起入学,我们在同一个班级。第一天放学,高新的妈妈可能不放心,来接他。我也没什么顾忌,指着高新说:他是乌子。高新妈妈好像没有任何不悦,只是挺认真地说了一句:他不乌,以后你们是同学了。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奶奶,我奶奶比高新妈妈要严肃,她说:不能喊人家乌子的,以后你们是同学了,你要照顾他一点。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叫过高新乌子。
高新年纪大几岁,个子比我们都高,坐在最后一排,我当时负责收我们那一列的作业本。一年级的时候,教的是1-10,和拼音字母,高新还能写写,只是歪歪扭扭的。后来开始教加减法和写字,他就写不了,我收作业的时候,快速帮他把答案补上,茅益群可能也曾帮他写过。班主任徐老师发现后,关照我不用这么做,高新的作业本收不收都可以。不过高新还坚持把作业本交给我,只是我再没有帮他补答案了。
小学里放学后,住在附近的同学要排成一队,一起回家,我、费晓华、高新在同一队。常常和别的队走在一起,偶尔有人说高新是乌子,我们就反驳回去:他不乌,他还会写作业呢。只有一次,和一个高年级的队吵起来,差点要动手,正好一个老师看到,把那些大孩子狠狠教训一顿,之后好像再没有学生冲着高新喊乌子了。
到了四五年级,高新不来上学了,辍学在家,可能怕他影响升学率。
高新经常受到捉弄,我也曾参与其中,而他每次都很配合。有一个经典的段子:
“高新,要去南通吗?”
“要去的。”
“去的时候带什么呢?”
“带书包。”
“书包里放什么呢?”
“放盐。”
“那你去干什么呢?”
“盐书包。”
......
还好的是,邻居们捉弄高新都是限于言语上,不会伤害他,大家基本上还是同情为主,平时能帮忙的尽量都帮忙。我上中学后,再也没有捉弄过高新。每次我回到三厂,遇到高新,他总会问我同样的话:“潘晓磊,你现在哪里?”我会认真地回答:“我现在海门(上海)读书。”
我们初中同学建微信群后,有人提到高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想到这位童年时期的伙伴。周娟告诉我们一件事,差点让我眼泪流下来。有几次,周娟走在三厂街上,高新一直跟着她,别人以为高新要对她不利,主动要去报警什么的,周娟赶紧劝阻,告诉别人认识高新。而高新跟着她,一直想知道的是:“潘晓磊呢?茅益群呢?他们现在哪里?”
就在那次聊天前后一段时间,高新去世了
。
在我考进海中和复旦以后,曹伟阿哥说过几次同样的话,他说:高新和晓磊还是同学呢。在邻居们的眼中,一个是神童,一个是弱智,天差地别。其实在我心目中,我们俩没多少区别,我会解那些复杂的题目,而高新始终保留了纯真,老天有时候或许是不公的,但最后还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