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连港：“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
韩侂胄
众所周知，韩侂胄是南宋光宗、宁宗两朝政治史上重要且有争议的人物，诸如绍熙内禅、庆元党禁、开禧北伐等南宋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与其有密切关系，其生前与身后几乎判然两别的形象也为学界所熟知。在此一时期，随着政局的变动，围绕“韩侂胄事迹”如何在“史馆”处置一事，朝廷上下有不少讨论与措置，由此亦反映出南宋晚期中枢政局的某些情状。以下，笔者拟以“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切入点，并借此观察官方史书编纂与政局变化的互动关系。
一、“韩侂胄事迹”释义
在南宋中晚期官方史书的编纂过程中，史官多次提及如何处理史书编纂机构中的“韩侂胄事迹”。那么，何为“韩侂胄事迹”?历史时段不同、书写者立场不同，其所指也多有不同。
宁宗嘉泰元年（1201），起居郎王容最早提议“请以韩侂胄敷陈宗庙大计事迹付史馆”。此处“韩侂胄敷陈宗庙大计事迹”在《续编两朝纲目备要》里说得更为明确，即：“韩侂胄定策事迹”，以此确认韩侂胄在“绍熙内禅”中的拥戴之功。而韩侂胄被杀之后，史弥远上台，下诏“改正”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以来的“韩侂胄事迹”，其实，此处并非简单改正其“冒定策功”，而是包括“奸言诬史并行改正”。对于韩侂胄的“奸言诬史”，罢韩侂胄麻制中的概括十分明确，即“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亦即否定他的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两大政策。至此可以说，以时间为序，“韩侂胄事迹”可分为两个层次：韩侂胄被杀之前，其内容以“定策”事迹为主，褒扬其功绩；韩侂胄被杀之后，其内容以“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为主，否定其拥立、北伐的事迹。
二、国史日历所与“韩侂胄事迹”之收藏
前文提及，王容请求将“韩侂胄事迹”付“史馆”，这是韩侂胄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表明其政治地位得以巩固。在此，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此处的“史馆”所指为何。
宋代沿唐旧制，仍设史馆，但两宋间其隶属关系及职能屡有变化。北宋前期，史馆隶属于崇文院。元丰官制改革，归史馆入秘书省国史案。元祐五年（1090），秘书省国史案又归于新设的国史院，隶门下省。南宋初期，随着秘书省的罢复，绍兴三年（1133）重建史馆，绍兴十年（1140）史馆复罢，“遇修实录即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此后，史馆这一机构便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说，自高宗绍兴十年之后所称的“史馆”已经不是实体存在的“史馆”了，而只能是对其他修史机构的俗称或别称。起居郎王容请付“韩侂胄事迹”的“史馆”当另有所指。有学者研究指出，“史馆”作为习惯称谓，可以指实录院或国史院。但在具体情况下还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笔者以为，此处的“史馆”当指国史日历所。理由如下：
首先看日历所的沿革及职掌。日历所始设于北宋仁宗朝（1023-1063），此后屡经罢废，直到高宗绍兴十年罢史馆后，国史日历所之称才确定下来，并成为此后修史的常设机构，不若实录院或国史院交替设置。孝宗隆兴元年（1163）五月，由敕令所改名而来的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日历所”，而编类圣政所的职责便是“接续修纂功勋、忠义臣僚事迹”。
其次，从时间上看，宁宗嘉泰元年（1201）十月前后，正是时任秘书省著作郎王容在国史日历所编纂光宗、宁宗日历之时，王容提出将“韩侂胄事迹”付史馆的申请，定是将其放在“本所”（即：国史日历所）。
再次，从日历的体例内容看，国史日历所掌修的日历并非简单的编年体史料汇编，其中不仅包括皇帝的“龙飞事迹”之类，而且包括臣僚的“事迹”。如南宋高、孝两朝史臣所定的《修日历式》中便包括“臣僚薨卒行状事迹（自注：文臣卿、监，武臣刺史以上）”。即：日历虽为编年体，但包含寺监长官以上高级臣僚的“事迹”，类似于附传。周必大便曾以《日历·李邴传》为例，指出日历所误书李邴迁官的问题。
因此，从上述三点来看，此处的“史馆”为国史日历所，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韩侂胄事迹”入“史馆”，即将韩侂胄定策事迹放入国史日历所，以便将来修史参考。
三、开禧北伐失利与“韩侂胄事迹”的“改正”
如前所述，“韩侂胄事迹”入国史日历所后，经历开禧北伐失利、韩侂胄被杀的政局震荡，“改正韩侂胄事迹”在所难免。
韩侂胄被杀时，《光宗日历》、《光宗实录》已经修成，而《宁宗日历》也修纂了绍熙五年七月登极至嘉泰元年十二月间七年之事，这是当时可以直接“改正”的部分，至于《宁宗日历》嘉定年间以后的部分、《宁宗实录》以及《中兴四朝国史》则是后续编修过程中修改的内容。
在“韩侂胄事迹”入国史日历所前后，宁宗庆元六年（1200）六月国史日历所便上《光宗皇帝日历》三百卷，宁宗嘉泰二年（1202）十一月再上《宁宗皇帝日历》五百一十卷。而前者则被要求再修，由秘书监曾唤修润。可以推测，先前所修的《光宗皇帝日历》可能未将“韩侂胄定策事迹”编入而导致再修。
开禧北伐的失利，导致史弥远等人有“去凶之议”，随着韩侂胄被杀，从官方的诏书中便开始了对韩侂胄的清算，御笔、诏书的言辞从委婉批评到公然讨伐，从“太师”变成了“奸臣”。随之而来的，则是命史官自绍熙以来改正“奸言诬史”在内的韩侂胄事迹。赵汝愚之子赵崇宪便呼吁正“诬史”，右正言黄中也请求“刊定初元日历所载龙飞事迹”，“其后玉牒、日历所卒以《重修龙飞事实》进呈”。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下诏刊正《皇帝日历》。（按：《宁宗皇帝日历》）从绍熙五年后刊正，以削韩侂胄之矫诬也。”从绍熙五年开始刊正，表明从光宗内禅开始到韩侂胄被杀期间的史事都要改正。甚至，趁上呈《玉牒》之机，将《会要》、《日历》一并修改，本来已经编好的内容也要重新改过。宁宗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据秘书丞张攀等言：
及国史日历所专修《今上皇帝日历》（按：《宁宗皇帝日历》），亦自绍熙甲寅（按：光宗绍熙五年，1194）龙飞修纂至嘉泰辛酉（按：宁宗嘉泰元年，1201），已奏七年篇帙。伏见玉牒所向来欲进嘉泰辛酉至开禧乙丑岁（按：宁宗开禧元年，1205）五年《玉牒》，是时臣僚奏请，乞将甲寅以来七年已进《玉牒》，其间凡有诋欺之词，并行删改，俾得其实；仍乞诏史院取甲寅龙飞以来之史牒，例行修改，日后并同所当进之书缮写来上。得旨：依奏。本省（按：秘书省）遂取甲寅以后七年经进《会要》见行随事删正；及日历所已奏篇帙亦一体修改外，今来《玉牒》进书有日，所有本省《重修七年会要》及《日历》，合遵近降指挥进呈。窃缘《会要》进稿已及六年，而续修两年又当缴进，欲乞依玉牒所例，将《重修甲寅以后七年会要》、《日历》并嘉定五年至十二年已修未进《会要》之稿，各成一书缮写进呈。
关于玉牒、会要的纂修暂且姑置不论。在张攀上言之后，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五月，与秘书省上《宁宗皇帝会要》一百一十卷同时，国史日历所上《重修宁宗皇帝日历》五百卷。此次重修的《宁宗日历》不仅包括“日历所已奏篇帙”，还包括“《玉牒》进书有日”以来秘书省随记的日历，这样有关韩侂胄的“诋欺之词”也便一并修改了。此后，理宗淳祐二年（1242）正月、理宗景定四年（1263）六月，史嵩之和贾似道分别上呈过《宁宗日历》，此时的日历当是前述《重修宁宗皇帝日历》加上宁宗嘉定年间以后补充修纂的《宁宗日历》。
总之，随着宁宗朝政局的变动，韩侂胄在政治上的失势导致其“事迹”也遭受清洗。在“改正韩侂胄事迹”过程中，光、宁两朝的日历是主要内容。
四、史弥远势力对“韩侂胄事迹”的处理
对“韩侂胄事迹”更改主要从光、宁两朝日历开始，其后的实录、国史则依从日历的记载，而光、宁两朝的日历主要在史弥远主政时修订完毕，史弥远在“韩侂胄事迹”的更改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如史嵩之、谢方叔、程元凤等继任者则继承了之前修改后的文本。
其实，重视史书编纂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并非史弥远的独创。南宋前期秦桧当政时，不仅禁“私史”，而且“记注之官多缺不补，而《起居注》自绍兴九年（1139）以后前后积压今未修者殆十五年。”韩侂胄当政时，“刊旧史、焚元稿，略无留难”，不仅其定策事迹付之史馆，他还实际支持“修宪圣慈烈皇后（按：高宗吴后）圣德事迹”。对秦、韩两人的行为，《中兴艺文志》有所概括：“《高宗日历》初年者多为秦桧改弃，专政以后纪录尤不足信。韩侂胄当国，《宁宗日历》亦多诬，后皆命刊修。”
史弥远上台后，“厘正诬史”便成为其重要任务。改正“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及奸言诬史”的诏令显然出自其旨意。不仅如此，《孝宗实录》中“又为诫作传甚美。及侂胄诛，有诏削去附传，又仆所谓教忠之碑。”宁宗嘉定十三年五月，史弥远等上《刊正宪圣慈烈皇后圣德事迹》，也是对前述高宗吴后事迹中韩侂胄因素的清算。史弥远从开禧元年（1205）起先后兼任国史编修、实录检讨、秘书省少监，起居郎，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等职，逐步参与当时的史书修纂。尤其在韩侂胄被杀之后，他任修国史、实录院修撰一职，领导官方史书，日历的修纂是其重要职掌，这是打击韩侂胄势力的一个有力工具。宁宗嘉定二年（1209）三月，右正言黄中曾上言道：
韩侂胄平章当国，事变实多，妄开兵端，流毒生民，事系社稷，不宜阙遗。迟之数年，文牒散失，迹状何由显白?乞令日历所及时裒集始终事节并所见闻，详加铨次。若时政记、起居注或有稽违，许申提举日历所催请。
黄中认为，国史日历所应及时裒集韩侂胄当政时文牒中的“始终事节并所见闻”，以存其“迹状”，对“韩侂胄事迹”重新改写。黄中是史弥远一派的人物，其言论也得到史弥远的认同，按史弥远的旨意，在官方史书编纂过程中，以国史日历所为重点，对“韩侂胄事迹”进行更改，便成为其重要任务。此后，史弥远在嘉定四年（1211）“起复”之后，“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主要是更改包括日历在内与韩侂胄有关的事迹。
经过光、宁两朝日历的更改，实录、国史的修纂更为顺利，因为涉及韩侂胄之事颇为敏感，如若处理不好，实录、国史自然难以修纂。在修纂实录、国史时，“韩侂胄事迹”已不是困扰修史的难题，这从实录、国史的修撰过程中不难推知，史弥远势力及其执行者大多因袭了修改后的“韩侂胄事迹”。
史弥远
首先看光、宁两朝的实录。在庆元六年二月的《光宗皇帝日历》上呈不久，宁宗嘉泰元年二月便下诏修《光宗实录》，宁宗嘉泰三年（1203）四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自强等上呈《光宗皇帝实录》。紧接着，嘉泰三年五月，即着手“搜访旧闻，修三朝正史”，此“三朝正史”即高、孝、光三朝国史。因为《光宗实录》修成于将“韩侂胄事迹”加入后的《光宗日历》，所以韩侂胄当权时所修的《光宗实录》也是后来需“改正”的部分。
《宁宗实录》的修纂直到理宗淳祐元年（1241）二月才开始，淳祐二年（1242）正月，由右丞相史嵩之上呈皇帝。因前有《宁宗日历》已编纂完成，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宁宗实录》即告完成。此后，范钟于理宗淳祐五年、贾似道于景定二年（1261）和景定四年（1263）分别上呈《宁宗实录》。度宗咸淳四年（1268）八月，奉安《宁宗实录》。《宁宗实录》以《宁宗日历》为基础编纂而成，其中的“韩侂胄事迹”已经“改正”。
如前所述，在《光宗实录》编成仅一个月，高、孝、光三朝国史的编纂便提上日程了，此时的三朝国史是在韩侂胄当政时开始的，在韩侂胄被杀后，其内容自然要重新整理。在理宗朝时，《中兴四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主体部分基本完成。
理宗嘉熙二年（1238）三月，以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嘉熙四年（1240），李心传告老，旋于次年（淳祐元年）命“权礼部尚书高定子修《四朝国史》、《宁宗实录》”。理宗淳祐二年正月，右丞相史嵩之同时进呈《宁宗实录》以及高、孝、光、宁《帝纪》。《宁宗实录》有先前《宁宗日历》作基础当改动不大，但《四朝国史帝纪》仍有争议：
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辨之。范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书已登进矣。
《国史帝纪》虽有争议，但我们应注意到，这里的争议已不在韩侂胄等人，而是与史弥远废立有关的“《宁宗纪》末卷”，即政治敏感性强的济王案。亦即，韩侂胄的形象已经“盖棺论定”，朝论争议的重点早已不在此。即使是其后编成的《中兴四朝志传》，也多是“诸传尤少”、“人数犹未能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等技术性较强的问题。
此后，《中兴四朝国史》仍在不断修纂中。理宗淳祐五年（1245），史嵩之进呈《四朝中兴史》，当只是前文所述的帝纪部分。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五月，“四朝国史已进帝纪”，又诏赵以夫、刘克庄同共任责修纂国史志传，理宗宝祐二年（1254）八月，谢方叔等上《中兴四朝志传》，理宗宝祐三年（1255），程元凤奏转任尤焴领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但在理宗宝祐五年（1257）四月，程元凤等上仍是《中兴四朝志传》，表明四朝国史仍未修毕。理宗景定三年（1262）后，仍见“上以宁宗正史未毕，令陈宜中等修撰”。很可能，《中兴四朝国史》中只剩下宁宗帝纪、志、传等主题内容之外的部分尚未完成。
总之，前有光、宁两朝日历作基础，实录、国史中关于“韩侂胄事迹”的修纂则颇为顺利。“韩侂胄事迹”在光宁两朝的日历早已定型，实录、国史主要是沿着日历所定的原则和内容作增补。史弥远势力利用官方史书编纂巩固其政治地位，而这也是秦桧和韩侂胄常用的手段。究其根源，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南宋特有的制度背景。据梁天锡的研究，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年罢史馆后，“遇修史，则宰相带衔开院。开院以后，实有其任，非北宋挂衔可比。”南宋宰相在史书编纂领域所掌握的实权，使其重视并且能实际利用，以此打击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二，晚宋政局的特质。除了史弥远势力仍把控朝政外，理学士大夫多对韩侂胄持否定态度，随着理学派势力的增长，这对韩侂胄的评价亦产生重要影响。
五、结语
“韩侂胄事迹”可分为两个层次：韩侂胄被杀之前，其内容以“定策”事迹为主，褒扬其功绩；韩侂胄被杀之后，其内容以“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为主，否定其拥立、北伐的事迹。在前一阶段，“韩侂胄事迹”被放置在国史日历所，是韩侂胄政治地位的体现，并备修史之用。在后一阶段，史弥远及其下属依托国史日历所“改正韩侂胄事迹”。其后，因掌权者仍是史弥远势力，经过此次“改正”的“韩侂胄事迹”被实录、国史所因袭，构成了后世了解其人的史料基础。由此可见，官方史书编纂与政局变化密切相关，在两者的互动中，既能看到政局变动对“韩侂胄事迹”内容的决定性影响，又能看到“韩侂胄事迹”的接续编纂映射出晚宋政治的特质。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