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温哥华“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女性”，卡瑞玛•沙巴女士为什么要在中国设立GDCC分中心？ / 四六文摘

作为原加拿大国家药物研发中心（CDRD）总裁，全球药物商业化中心（GDCC）的首席执行官卡瑞玛·沙巴女士（以下简称沙巴女士），这是她第二次出席GDCC与广发证券携手，在四川省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举办的天府国际生物医药商业化高端对话会（以下简称对话会）。

GDCC致力于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出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技术项目，加速项目在中国的研发和商业化。

沙巴女士告诉动脉新医药记者，在GDCC设立中国分中心，将海外企业引入中国并非偶然。“过去二十年来，我一直关注巴西、中国，以及非洲和北美的一些国家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发现中国在创新生物技术的产业合并与升级中逐渐走到了世界前列。三年前，我就产生了将全球创新的生物技术产业引入中国并商业化的想法。”沙巴女士说道。

科研转化是心之所求

1988年，沙巴女士第一次来到加拿大，担任赛诺菲在加拿大的跨国公司的营销与业务发展总监。在她领导下，完成了两款首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推进。6年后，沙巴女士回到自己的家乡，非洲肯尼亚，一个拥有飞奔的斑马、成群的火烈鸟，充满野性与生机的地方。

回到家乡后，沙巴女士创立了第二家生物技术公司。但平静的生活在7年后的某一天被打乱，“我们遭遇了可怕的入室抢劫，7个持枪匪徒来到我们家。”沙巴女士回忆道。那段时间，她开始犹豫是否要离开家乡，直到阅读保罗·科埃略（巴西著名作家）的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时，小说中的一句话才让她下定了离开家乡的决定。“当你心有所求，全宇宙都会帮你得到它。”沙巴女士表示。

而将科研转化为产品是沙巴女士长久以来的目标，正是这种对目标的热忱和坚持让她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道路越走越远。

2002年，沙巴女士来到了加拿大首都温哥华，担任医疗器械公司Medsurge Medical的首席运营官兼副总裁，帮助公司上市。2005年，沙巴女士担任了LifeSciences BC的总裁，LifeSciences BC是一个非营利性的非政府行业协会，通过定期举办投资者峰会、颁发“年度生命科学BC奖”以及其他特色生命科学行业活动，进而汇聚生命科学界的科学家、投资人、创新企业以及政府人员，促进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与合作。

在沙巴女士领导下的LifeSciences BC 在促进生命科学行业与科研界的业务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生物技术公司募集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

彼时，在LifeSciences BC举办的活动中，沙巴女士结识到了几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他们也在思考构建一个专业的组织，开展药物开发与商业化活动，这也是加拿大国家药物开发和商业化组织药物研究与开发中心（CDRD）的雏形。2007年，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CDRD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成立。

CDRD的科研转化职能不仅停留在为企业提供融资的层次，还通过建立学术界、商界、投资界以及患者群体的合作推进创新技术推进。CDRD向创新技术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来自科学家团队的专业知识以及项目转化所需的资金。

2010年，沙巴女士加入了CDRD。2年后，沙巴女士被任命为CDRD的CEO，在CDRD期间，沙巴女士通过设立分拆公司和并购等方式，与加拿大各地以及五大洲的12个国家建立一系列国家和国际联盟，让CDRD成为了世界领先的临床前转化研究和商业化中心。

从肯尼亚到温哥华，辗转数十年从生物技术和运营高管推进产品的研发到落地，到企业家运营公司产品、生命科学行业的领导者推进科研转化，沙巴女士始终秉承对科学转化为产品的信念，基于积累的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产品运营的丰富经验，拓展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人、科学家人脉，并最终通过CDRD实现了加速科研技术落地并商业化的目标。2016年，沙巴女士荣获温哥华“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女性”大奖。

卡瑞玛·沙巴女士

在成都延续科研转化之路

但沙巴女士的科研转化之路并未停止。数十年来的商业化经验让她对科研转化有着深刻的见解。“成功的科研转化通常具备几大要素，首先是拥有具备创新人才的科研或者学术机构，但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创新技术，再转化为产品、解决方案或者下一代创新疗法，这还不够。”

沙巴女士补充道，“其次需要创新技术的孵化器为企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形成产业集聚化效应等良好生态环境，最后需要企业加速器为企业引入具备商业天赋的人才、战略合作伙伴，以及企业从早期研发到中后期产品上市各个阶段所需的资金。”

在加拿大，在CDRD，创新技术转化的要素都已齐全。因此，沙巴女士将目光放远，看向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兴市场，希望将创新技术转化经验引入世界，而GDCC为沙巴女士的创新转化之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沙巴女士认为，创新项目的海外转化需要打破不同文化的壁垒，放下偏见，同时也需要多学科交叉，多元文化的碰撞来推动。

“温哥华有240万人，其中，中国人有40万。”沙巴女士表示，在这40万中国人中，有与她有着相同的科研转化信念的同事、合作伙伴，还有许多对创新充满着渴望和激情的年轻人。

在四川成都，通过与政府、投资机构的交流，团队的调研中，沙巴女士发现，成都具有包容的文化来接纳海外企业，良好基础设施为科研产业提供支撑。其设立的天府国际生物城通过汇聚生物医药企业，形成了产业集聚化效应，带动成都乃至四川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四川华西医院庞大的患者群体也能为临床试验提供支持。此外，政府也不遗余力的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四川成都拥有科研转化的良好生态系统。所以两年前，我联合北美、加拿大的同事、GDCC科学与商业委员会的各种资源，在成都设立GDCC中国中心，加速全球创新技术在中国落地并商业化。” 沙巴女士表示。

独特的项目筛选视角

2017年，GDCC在四川成都设立首个海外分中心，将部分海外项目引入中国。虽然在科研转化领域，沙巴女士拥有丰富的成功案例经验，但要在中国实现海外企业的落地和商业化，设立GDCC中国分中心加速技术孵化和企业商业化还不够。“把握全球创新技术趋势，并以严谨的思想筛选引入中国的企业，这尤为重要。”沙巴女士表示。

在对话会中，GDCC的首席科学家扎夫里拉·阿夫努尔博士向我们盘出了GDCC眼中的全球生物技术趋势。

扎夫里拉·阿夫努尔博士认为，对于初创企业投资者来说，应该关注以下四大领域：免疫肿瘤学与免疫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医疗健康大数据，罕见病以及医疗信息化。免疫肿瘤学与免疫学领域近年来发展迅猛，衍生了三个新兴的子领域：

1、细胞疗法。目前，以CAR-T为首的细胞疗法已经广为人知。

2、微生物疗法。研究发现，不同的微生物群对于肿瘤免疫治疗拥有不同的分子作用机制，因此具有与靶向癌细、提高免疫疗法有效性的潜力。

3、药物递送。靶向癌细胞的药物通常具有不稳定性，因此，需要特定的载体将药物递送至靶细胞。研究发现，聚合物纳米粒子包裹药物，可以实现抗癌药物在体内的靶向递送。

对于引入中国的项目筛选，沙巴女士也向我们呈现了GDCC的独特视角：

1、企业是否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并优先选择治疗性的而不是辅助类的生物技术项目；

2、优先选择平台类的项目，这些项目并不针对某一种疾病，而是可以与不同的治疗手段联用；

3、企业是否具有顶尖的科学家和资深的商业化团队；

4、创新技术的最终产品在中国是否具有足够的医疗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