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说说“红学”中的一笔糊涂帐［3]
（接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话题，就是“学”、“学术”和“规则”的话题。
（一）学术、评论、读后感
我们阅读一部作品，可能对它有进行阐释、分析的内在心理要求。我认为，当你把这种要求写出来的时候，至少应该先分清楚这三种不同的类别。
第一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应该是完全地从材料出发。胡适讲“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个材料还必须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比如，不能是孤证。就好像自然科学里提出一个定理，要把它作为一个规律，要想大家来认可它，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同等条件下能够复现——你给出条件，我再做一遍，还是原来的样子，它就站住脚跟了。同样道理，人文社会科学，你要说明这个事情，作为学术研究，你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证据，孤证是不行的。
比如我今天上午参加的一个小的学术座谈会，一个浙江的老先生讨论佛教问题，其中就涉及到佛教最早是什么时间从印度传到中国的。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在两汉，但是两汉什么时候，具体说法就不太一样了，有的说是汉明帝的时候，有的说再稍微早一点，但大体就在东西汉的百年之间，可以说95%的学者都是这么看的——当然不是说人多就是真理。老先生在他论文里说在先秦就有了，证据是什么呢？他写了一条证据，说《史记》里有一句话“禁不得祠”。他说这个“不得”就是最早的关于“浮屠”的说法，浮屠就是“佛”，“佛”有一种最早的另译的梵文，就译成“不得”，所以“禁不得祠”就是禁止祭祀佛。实际上这也不是他发明的，几十年前就有这个说法。吃饭的时候，我就向这个老先生讨教：“您举出这个例子，是不是还有别的证据？”老先生就有一点烦，“有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什么还需要别的证据呢”。我当时就哑口无言——因爲不存在对话的基础了。
这里就涉及到上述那个根本的问题：你认为这个“不得”就是指佛，那一定还要有别的支撑。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第二条证据、第三条证据，单这一条孤证，是不行的。
学术有一系列的规则，这是一种。要有材料，材料要可靠，还要有多重证据，或者是文献的、或者是地下文物的，它们相互之间还应有一种统一的逻辑结构。
第二种是评论。评论是在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理论框架下，对作品作出一个阐释，作出一种评价。这种阐释、评价和学术研究不一样，它不强调你的发明，不强调原始资料。它是一种态度，但是这个态度要有一个理论框架作支撑和背景。
第三种是读后感。这没有关系，你自己读了，有自己的感想，随便讲，理论深一点更好，浅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报社编辑愿意给你发，就发出来了。大家看了，有人会心一笑，有人觉得没有意思，都没有关系，交流嘛。尤其是现在有了博客，发多少读后感都可以。
但是，读后感不同于评论，读后感、评论不同于学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二）另类读后感——当作家的“习惯”
我丝毫没有贬低刘心武的意思，我觉得他写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巧，发现了《红楼梦》里很多疑点。我说秦可卿可以叫“秦可疑”，他对这一点分析得很深刻，想象很丰富。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属于一种另类的读后感，它不太遵从大家公认的学术规则，包括逻辑推理，包括材料运用的合理性，这些规则基本都没有体现。作为一种读物是很好的，读着也很开心，好像在《红楼梦》之外又衍生出一部小说，这个小说富有趣味性。但是说它是一种“学”——“学”，有理论内在系统，是一种学问、一种学术，可能这中间隔着一层。
这和作家的想象力是有关系的，刘先生确实想象力比较丰富。王蒙也谈《红楼梦》，没有人对王蒙谈《红楼梦》有这样的批评，因为王蒙说是自己的感想就是自己的感想，绝对不另外构成体系。王蒙去南开进行演讲的时候我主持，我为了活跃气氛就问他：“您也写了不少《红楼梦》的文章，您和刘心武先生在作家里都是很有影响的，您怎么看他的秦学？”王蒙是多么聪明的人，他立刻就把话题岔开了，关于这个一言不发。
刘先生曾经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他说人的思维非常奇妙，他曾经在梦里作了一首诗，醒来之后非常得意，就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是妙句，梦中能够作诗，他就写到文章里发表了。刚发表就有人说，就像胤礽写的对子一样，这是宋朝黄庭坚的诗，不是你梦中作的。刘先生说那可能是我们暗合了吧。
《红楼梦》本身有很多疑点，“红学”本身也确实有很多有争议性的问题，甚至在一些基本点上，“红学”应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能都有可质疑的地方。但是我要说的是，红学家们的分歧和我们所讲的刘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言说有着一种本质的区别。
简单说一说“红学”的问题。第一个，什么叫“红学”？这话好像太ABC了，“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事实上也不是那么简单。比如，你作为一个“红迷”对《红楼梦》很熟，写了一篇分析林黛玉性格的文章，投给《红楼梦学刊》，肯定不给你发。为什么？他们可能说，这不是“红学”。
第二个，何谓“红外线”？有人把对于《红楼梦》文本的艺术性分析都称为“红外线”，是“红学”的边缘性的东西。那么“红内线”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刚才曹雪芹的家世问题、曹家这些人谁和谁是什么关系，祖上是河北还是辽宁等问题。
第三个，另外就是脂砚斋的大疑案。关于“红学”，一个集中性的问题就是围绕脂砚斋的大疑案。刚才我简单介绍了。《红楼梦》版本、手抄本现在有不到20种，20种的先后关系问题，哪一个早一年，哪一个晚一年，是谁抄谁的，这些问题很多。我们现在读的《红楼梦》的本子，被认为权威的都是从署着所谓脂砚斋名字的手抄本来的。但脂砚斋是谁？有可能是他的太太，有可能是他堂兄弟，有可能是他叔父，说到是谁，都能够找出理由来，但是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结果1992年的时候，有一位研究家欧阳建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后来他的观点发展成厚厚的一本书。他认为脂砚斋根本就假的，是后人造的假。此说一出，整个“红学”界哗然。哗然到最严重的时候，几个老权威到了欧阳先生工作的江苏省，排炮齐发。最后欧阳先生在江苏安身不牢，就挪到了福建，后来又到了山西。欧阳先生跟我是好朋友，我说得一点都不夸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要是把脂砚斋给否了，就相当于把他们这些研究《红楼梦》的人几十年研究的东西全否了。他们整个的研究都建立在脂砚斋的批语的基础上，但是脂砚斋本身是大疑点。“红学”里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从根上都不是能说得很清楚的。
第四个，“红学”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后四十回。和曹雪芹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价值？80年代拍的电视剧《红楼梦》最后的结局实际上在《红楼梦》书里都是没有的。“红学”有一个分叉叫“探佚学”，说《红楼梦》有哪些故事后来给丢掉了，就把它再挖出来，有这么一种做法。把这个写到电视剧里，就是80年代的那部电视剧。
有人认为“红学”这么下去没有出路——这是四川一个学者写的《红学末路》里的说法。我的结论就是，这些争论，甚至“红学”本身的学术品位，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看法。“红学”集中在讨论作品文本以外的问题，究竟对还是不对？“红学”所争论的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这些争论都可以来怀疑和讨论，但是这些讨论、他们写文章的基本方法、研究问题的基本路数，还是在学术这个范围之内的，它遵从基本的规则。比如你要有材料来说话，你这个材料够不够、对材料解读准不准，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你的材料是不是靠一种合乎逻辑的论说来组织。所以我说“红学”本身确实有很多糊涂帐，问题多多。可是，在“红学”的内部，它还是一个学术性的平台，是一种学术性的研究。
我今天讲了这么一通，回过头去想一想，我想说一说我自己的观点：今天的演讲由刘心武而切入，说明对《红楼梦》的解读这么五花八门是有缘由的，因为有一种传统，又有一种现代的思潮在推波助澜。最后我想说明一下我正面的观点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说这么两点：
第一点，“红学”应该因“红楼梦”而存在。这不好像是废话吗？实际上就是，要回到文学本身。如果《红楼梦》不是这样一部伟大的小说，我们管曹雪芹跟曹操有什么关系干什么？那些问题的研究，中心应该在这里，不能够流荡忘返。把核心的东西划为“红外线”，把边缘的东西搁到“红学”的核心位置，这个倾向，我认为不太好。
第二点，《红楼梦》是大众的，这部小说是大众的；但是“红学”是小众的。这就和我们讲的话题有关了。刘心武这个问题的出现，我认为就是在小众和大众之间的界限没划好。原因有两条：
第一条原因，《红楼梦》在文化革命中，甚至再往前说，五十年代，就成为一种大众的文化的消费对象。文化革命中万马齐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但是评论《红楼梦》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我们最高领袖用政治眼光、阶级斗争来看《红楼梦》，大家都觉得可以从里边发掘出东西来，所以谁都来研究。
当年湖北有一个农场工人，发明了一种“八卦红楼”，就是把《红楼梦》拆成一个一个小的单位，然后按照八卦的方位——乾坤艮离震，重新组合，组合成好多小八卦图，然后合起来就是“八卦红楼”。这也一度大出风头，后来因为这事，他被调到了社会科学院。但是两个月之后，他自己就走了。
我没有要讥笑他的意思。但学术是一种专门的东西，不是说它有多高尚，别人不能染指，不是的。它需要积累，有一定的规则。为什么你要读本科，要读研究生，再去读博士，它其实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让你明白如何来进行研究，不是说跨一步就全进入这个平台了。所以学术是小众的，这个之所以被模糊了，是因为前面这个从五十年代一直到文化革命当中的原因——跟这个有关系。
第二条原因，大众传媒的发展。这个力量太大。搞大讲堂是不错的，最早搞大讲堂的是凤凰卫视，最早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我是它早期的演讲者之一。它现在出了一个精选本，大家可以去看，《国学》第一辑里就收了我当时讲的内容。那还是在2000年、2001年前后。现在“凤凰”的大讲堂，我觉得它的品位基本还是可以的。但是有的讲堂，它变成了一种“文化快餐”，模糊了学术和非学术的关系。你做大讲堂，讲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是学术的就不要当做学术来讲，容易产生一种误导。
从这意义上说，《红楼梦》，文学作品是大众的，是属于大家的，谁都有阅读的权力，谁都有解说的权力。任何一种读后感，多么另类，写到你自己的博客里去，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借助于一种带有相当的官方色彩的媒体，把它传达给没有专门知识的听众，这里面有一种误导。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众的，你可以把它通俗化了再来介绍，但是它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情。
不单《红楼梦》如此，一切学术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开始我提到阎崇年先生被打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讲的一些观点，实际上应该是学术界讨论、争论的问题，他比较草率地拿到大众传媒上往外推，引起一种误解。而他这个对话的对象没有学术素养，于是“文化”变成了“武化”。这虽则很遗憾，但也是一件具有某种必然性的事情。
学生：我想问一下陈教授，秦可卿生病的时候，既然贾府的人都知道秦可卿是个——就算是一个公主吧，为什么还要请太医？这不相当于把秦可卿推向火坑吗？
陈洪：这个事情我想从两层意思上来说。第一层，我们相信作者当时确实是费了很多心思来写秦可卿这个形象的，而且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并且最后由于他没有拿定主意，成了露出了很多破绽和疑点的一个形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先预设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文本就应该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的文本。任何一个文本都是被书写的文本，假设你是作者的话，你也会有些地方写得很圆，有些地方写得就不是那么圆。
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我们读《水浒传》，你怎么看宋江这个人？宋江——“孝义黑三郎”，他讲他自己最根本的人生准则是讲孝道，可是倒过来，他做的那些事情在当时来说都很危险，而这些危险的事情会累及他的家人，所以很早就被他父亲告忤逆，声明脱离父子关系。这么矛盾，怎么解释呢？只能解释说，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并没有把这个形象处理得很好，没有把复杂的写成圆融的，而搞得性格本身有分裂。
同理，秦可卿这个形象作者也并没有处理得非常圆满，他留下了一些破绽。
第二层，太医并不是只能给王室或者王府看病的，而是一个身份。看《大宅门》里，有这个身份的人，他同时也可以为别人服务。这一点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另外，秦可卿是公主，这只是刘心武的一家言，不能作为讨论的前提。好，谢谢！
学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可卿的葬礼上尤氏没有出来，我认为是因为焦大说的一句话。焦大说：公公哭媳妇，婶婶和小叔子关系不明。可卿活着的时候，她算是一个公主，尤氏也不敢怎么样，但是可卿死了之后，尤氏应该就可以发泄一下吧？谢谢！
陈洪：我听出来了，你可能是看过刘心武的观点，你觉得他的观点还是有点意思的。我想说的是，刘心武先生说他认为尤氏没出来，是可以解释的。我也不是说就不能解释，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有疑点的。特意写尤氏不出来，当然是为了给王熙凤腾出一个空间。但是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尤氏不出面——她是婆婆，公公又表现得过于热心，这两个碰到一起，和旧时代通常的人情世故相距比较远，容易让人起疑窦，容易让人怀疑什么。但这绝扯不到“公主”的身份上。
学生：陈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今天说到阎崇年被打，可能有部分原因是他向一些没有文化修养的公众传播那些不太成熟的或不太被公认的论点。但是《百家讲坛》把他们这些论点通过媒体的方式向大家传播，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太负责任？
陈洪：当然，今天我也想在这里批评《百家讲坛》。三年前，他们希望我去讲《西游记》，当时他们说四大名著里《红楼梦》有人讲了，《三国》也有人讲了，希望我去讲《西游记》。我当时就说得比较不太客气，我说：“我感觉现在有几位在讲的，定位上有点问题，所以我不愿意参加。”后来在南开他们就请了讲《史记》的孙老师去。一个月之前，他们又找我，希望我去讲武侠文学，我说：“以前我说过我的意思——我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还是一个定位问题。”
这个定位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让阎崇年讲清史，实际上在《百家讲坛》出现的这些学者里，阎崇年是比较严肃的一位，也是学问比较有根底的一位。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在讲的时候把他的一些个人色彩很强的观点讲了出来。比如清代最敏感的话题就是民族关系问题，站在今天也许用不着去翻当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个老账。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就不能不承认，它是代表着一种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带有野蛮色彩的一个民族进入了一个比较富庶的农耕为主的民族的生存空间——咱们即使不是用“侵略”这个词，它也是一个异族进入了另外一个民族的地方，当遇到这些和平民众的抵抗的时候，他们的手段是血腥的。我想这是一个事实。你不能在我们强调民族和谐的今天，回过头去说：当时实现了一种国家的统一，取代了一个腐败的明王朝，所以是进步的。一切都站在强势的一边，把血淋淋的事实都否认掉。这恐怕不是一个很公允的观点。
把你个人的观点写到文章里，并不要紧，但是你在大众媒体上传播，而这个大众媒体——中国的老百姓是很相信权威的，它毕竟是中央电视台，你传播出去之后，有不同观点的人和你不在一个对话的平面上，他们有话没地方讲。如果是学者，没有关系，他可以写文章；作为一般的老百姓，书读得也不太多——实际打人的人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性格上有点问题，他觉得这话没地方说，就憋出了这么一个行为来。
我觉得我们整个传播方式本身是有些问题的，但打人是绝对不对的，何况打一个年纪大的人。有本事你去打泰森，打一个老人算什么啊？但是为什么会如此？我想跟这是有一定关系的。什么性质的媒体传播途径就传播哪一种类型的东西，我想大致有个分别会比较好。
学生：陈教授您好！最近我们在做一个研究，就是“李纨跟妙玉的比较研究”，我想请问您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可比性吗？谢谢！
陈洪：有什么可比性？你是有备而来，已经做了一番研究，我没有做研究，咱俩不在一个平台上，但是我也可以说一下。这两个人都比较奇特，很有意思。我刚才讲秦可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秦可卿有一个疑点，就是她的戏份和定位不甚合，这两人也有这个问题。妙玉也很可疑，像林黛玉、薛宝钗这种形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析，不会认为她可疑，而妙玉不。
妙玉的来历也比较奇特，地位也比较奇特，在贾府里她究竟算是个什么身份呢？比较奇怪。另外，她和贾宝玉之间的情感，也近于暧昧。所以妙玉这个形象也是属于比较另类的，好像是把林黛玉的毛病放大十倍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妙玉。林黛玉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我们不说，她也有些毛病，比如比较刻薄，比较小性子，孤高，把它放大了以后就变成了妙玉。林黛玉还是叫人喜欢的，妙玉就不太叫人喜欢了。她和李纨有什么可比性呢？好像是两个极端，妙玉目无“下尘”到什么地步！李纨是很随和的，这个相反也可以产生一种比较。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比较，就是她们俩都生活在一个常人的性情世界之外。妙玉有她的身份，李纨有她不幸的婚姻，但是写出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形象，一个是很厚道的寡嫂，但是有的时候绵里藏针；一个是看起来孤高、目无“下尘”的尼姑，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她内心里的一种脆弱、一种特殊的波动。她们都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也许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供你参考。
学生：陈教授您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曹雪芹要把王熙凤写得那么男性化，而把贾宝玉写得那么女性化呢？
陈洪：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先说贾宝玉女性化的问题，关于贾宝玉的性别问题，实际上在《红楼梦》解读里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他的性别当然是男性，但是他行为里的女性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也可以有多种分析，刚才我讲了，文学的文本分析的角度可以有很多。
我现在可以试着给你提供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曹雪芹这个人很天才，他可能是无意当中写出了这么一个形象。这个形象除了在思想上表达了对于一种传统的正统的价值观的疏离之外，实际上，《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文化思潮，和当时的“性灵”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有“性灵”一派，“性灵一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你做事也罢，做人也罢，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真心表露出来。而真心是什么？就是没有被社会的价值观、功名富贵所污染的纯真的心，这叫“性灵”一派。袁枚、黄仲则都是这一派。甚至，早一点的吴敬梓也沾边。实际上，在思想观念上，应该说《红楼梦》里这种色彩是很明显的。当时表现“性灵”一派的这些人，在性别取向上都有一点自己独特的地方，比如袁枚——当时的袁才子，很有名的诗坛领袖，关于他的性别取向，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我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个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拿到医学博士学位的人。他分析了现代性学的一些观点，很有意思。他说过去我们讲性别，主要是从生理外观来讨论，这个小孩一生下来——这个是弄璋（男孩），那个是弄瓦（女孩）。实际上一个人的性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进入分子生物学的层面之后，你的DNA结构里决定性别取向的因素往往和外在的性别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就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性别是非典型性性别，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双性化。尤其是情感丰富、从事艺术活动、在艺术活动里表现出某种天才的，常常有这种非典型性的现象。
这不是我的发明，我是介绍这么一篇文章。那么倒过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红楼梦》实际上是作者凭借一种天才的感受，写出了这么一个复杂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非典型性的性别——就是贾宝玉确确实实是个男孩子，没有问题，但是他有某种双性化的倾向，包括性取向上，包括行为方式上，这是贾宝玉。
再说王熙凤。王熙凤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写王熙凤在性别取向上有什么男性化，一点都没有，主要是写她的干练。七十年代末，有一个文学评论家写了厚厚一本书《论凤姐》，专门讨论王熙凤。王熙凤这个形象是作者态度最矛盾的一个形象。他并不是把王熙凤写得很坏，而写她的干练，写她处理问题的明快，写她聪明，这都是正面的地方。这是《红楼梦》的特点，他不是喜欢的就捧上九天，厌恶的就贬下九地。
他写出了一个复杂的人。他写了王熙凤权力错位当中的悲剧。什么叫权力错位？我写过一篇小文章，就是《王熙凤不知道》。她看起来是贾府里最有实权的人，谁都怕她，大事小情都要请示她，任何一笔开销都是她一支笔签字生效；说惩罚谁就惩罚谁，说打谁就打谁，包括长一辈的，赵姨娘就不要说了，是个姨娘，甚至她的亲婆婆——邢夫人都忌惮她三分，所以为所欲为。一开始是在贾府里，后来手又伸出去，参与社会上很多事情。包括干预人家的婚姻，逼死了一对情侣等等。但是她忘了一件事情，她的权力是谁给的？她的权力是借来的，她本身并没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权力。所以到后来，当这个借给她权力的基础不再借给她权力的时候，她就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坡路。
曹雪芹写了这么一个人——很能干的一个人自己定位错误，又卷入了一个正在没落的家庭里的一系列矛盾中，最后害了这个家，也害了她自己。他写了这么一个悲剧，但是，强调了她的才干，而不是写她性变态。刚才你所讲的性取向的一种特异，我觉得作品里没有。谢谢！
学生：陈教授，我们都知道宝黛情深，为什么到后来林黛玉死的时候，贾宝玉和薛宝钗要圆房，最后还有一个孩子呢？这是为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陈洪：这个话题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就是后四十回是不是曹雪芹的本意？这是一个大前提。现在所有反对后四十回的人主要理由就在这里，说曹雪芹本来要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写最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是结果最后还让薛宝钗给他延续了一线血脉，最后还兰桂齐芳，家道复兴。这是高鹗续笔的拙劣之处，思想庸俗的表现。赞成后四十回的人就来反驳，这是一个争论。
所以大前提是这个故事是谁写的。我们可以评论这个写法好与不好，但是不能说它说明了整部《红楼梦》如何如何。这是理解问题的一个角度问题。
学生：陈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从“可疑的妙玉”这个人来研究的话，从哪里作为切口能让人耳目一新，而不至于牵强附会、成为一笔糊涂帐呢？
陈洪：那么我就成了你的论文指导教师了。既然站到这里了，你又成为最后一个提问者，我怎么也要想办法来帮你一下。怎么让人耳目一新呢？研究妙玉这个形象，我想有这么几个话题可以讨论。
第一个话题——要说没有人研究过我也不敢保证，因为我没有专门到上网去查一查——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妙玉最后的结局是不是曹雪芹一开始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所希望看到的结局？妙玉这种结局的描写风格和前八十回的写作风格是不是相合？
第二个话题，是不是还有一种宗教的角度？从宗教的角度可以讨论家庙，家庙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度，妙玉——刚才我讲她的处境很独特，这样一种独特的处境，是不是和当时这样一种家庙制度有关系？是一个另类还是一个通例？这需要一些史学方面的功夫，需要一些材料来证明。
作为一种形象分析，恐怕还是要在一种比较当中，可以讨论这几个最主要的人物之外的几个形象，作一下比较，比如说把黛玉抛开，把宝钗抛开，把探春抛开……实际上，有几个人作者对她们内心的评价是很高的，是很欣赏的，但是落墨都不多，比如邢岫烟，像这样类似的几个人，着墨都不多，但是作者把她们看得很高。这样的形象之间作一个比较，好像没有人比较过。都是落墨不多的几个女子形象，但是还能够各有各的特点，这在艺术表现上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这也只能供你参考，因为你这个是突然袭击。（2008年11月根据录音整理，全文完）
作者简介：陈洪，南开大学“南开讲席教授”，原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现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另任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校兼职教授；担任《文学遗产》、《天津社会科学》等报刊编委，《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主要研究范围包括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明清小说、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结缘：文学与宗教》、《中国小说理论史》、《金圣叹传》、《六大名著导读》、《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李贽》、《漫说水浒》、《画龙点睛》、《浅俗之下的厚重》、《沧海蠡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发微》、《雪鸿閒辑》、《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书话题》、《中国小说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论读本》、《大学语文》、《诸子百家精编》、《古典诗词名句鉴赏》等。学术论文主要有《从“林下”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红楼梦〉因果框架简析》、《论〈红楼梦〉疯僧跛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脂批“囫囵语”说的理论意义》 、《<红楼梦>与<吴江雪>》《〈西游记〉与全真之缘》、《从孙悟空的名号看<西游记> “全真化”环节》、《宗教文字与〈西游记〉的版本演变》、《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等数十篇。曾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宝钢奖、国务院授衔专家等荣誉，入选首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论著获国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奖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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