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科技与反科技的尴尬——读韩松《独唱者》

在小说集《独唱者》中，科幻作家韩松描绘了一个“鬼魅中国”：人格分裂的小职员在深夜独唱，沉迷于神秘卡拉ok点唱机制造的虚拟现实中；在庞大机场迷失，忘却人生目的的男女青年；庸碌一生却无法证明自己身份，因而在科层制分工精细化的时代中被剥削致死的工人；反客为主的汽车武装成神，玩耍着人类……作品除了在人性、社会发展、全球化等层面有较深入的洞察外，科技理性也是作品触及的一个层面。在作品中，科技理性已经走向神秘和自律，人沦为科技理性的奴隶，可怜、可悲、可叹，又像走入无物之阵，找不到敌人，犹如寄居在卡夫卡的地洞。这里不能不令人反思：从乐观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代表政治正确的科幻作品，逆转为人走投无路的境况，难道科技成了“原罪”吗？人的境况又该如何？作品的答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卑微如蝼蚁，虚无得可怕。

科技元素是启蒙大叙事下的一个小叙事。因此，随着西方启蒙思潮兴盛到反思启蒙现代性，科技的命运也由登堂加冕到下野潦倒，较明显的是从20世纪开始，关于科技理性批判的声音便不绝于耳，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比如《启蒙辩证法》《单向度的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书，批判科技的炮声一个比一个猛烈。反映到西方科幻作品中，如果从19世纪初期，玛丽·雪莱发表《弗兰肯斯坦》算起，再到凡尔纳和威尔斯等人弘扬之，到了20世纪初期表现科技与理性良好互动的乐观书写分化逐渐明显，其中一支便是悲悼科技与理性相结合后的杀伤力、反作用力。在他们那里，科幻之命运起伏是循序渐进的。这种变化之描写适合中国语境吗？回顾一下，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启蒙与救亡主题交织变奏，救亡虽然解决了生存层面的迫切需要，但是启蒙断断续续，到了当今仍在行进中。从近代算起，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科幻小说位列其中，鲁迅推介外国的科幻小说，再到“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以他们的期待视野和接收动机来看，科幻小说有助于科学、现代化的普及；到了建国后，科普色彩浓郁的科幻作品满足了走向“四个现代化”的中国需要，可以看出科幻作品被政治正确的科学叙事所引导，多表现出乐观色彩。这种乐观主义现在似乎过时了，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直到今天突然转向，韩松认为“幻想的中国很大程度成了现实中国，如今中国的现实变得比科幻还科幻”。

反观西方的科幻和启蒙密不可分，无论是弘扬还是反思，都有一个协调搭配的思路。启蒙历程演变的起伏和分化，表现到其科幻作品中，显然更加切合他们的语境和需要。而我们的启蒙进程和他们可以划等号吗？显然是困难的。中国这种突然转向的科技理性悲观论，与中国反思启蒙在多大程度上组成同构关系，引人思考和怀疑。科技理性只是启蒙大叙事的分支之一，关于启蒙的论题还有许多，诸如自由、民主、权利、道德和宗教，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范畴。科技理性的泛滥确实是科幻作品从未来反思理性失去节制后的一个角度，然而它恐怕不能承担全责。更何况在我们当下启蒙摇摇晃晃的现状，本身就让这种科技理性反思显得轻浮。放到我们这里，简单地批判科技理性在出发点上就不能不说没问题，——那是不是说，科技强大了，启蒙完成了，科幻作品便随之成熟了呢？显然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等起来。要说的是，构建科幻作品，找不到立足点和话语体系，科幻作品的某些书写在我们似乎成为一个必经又必然走在别人后面的选择。独唱者之所以尴尬，就在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科技与人的异化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坚实吗？将科技妖魔化，这是不是另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呢？即科技承担人类道德沦丧、精神维度坠落的责任，指斥它和人类的进步和超越，以及自由自觉的理想前景相悖逆。事实如此吗？人和科技的关系在科幻作品中应当如何构建和表达，不能不回答这一问题，今日的科技发达到何等程度不是本文能定义的，但可以确信的是，人与科技的紧密结合，恰是观察现代化演进的一个角度，尤其不能否认的，是科技成就了今日，归根到底，科技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证明了人的强大，科技不是人的依托，它是手段而非目的。当手段吞没目的，疲于奔跑而忘记出发，那么批判科技，将其妖魔化只是一种无力的宣泄罢了，这无关于事情的解决，反倒是混淆了视线。如果从启蒙现代化的历史角度思考科技，那么是不是要想到，当从西方取其科技加以膜拜的同时，是不是忽略了启蒙的其他维度？早在近代之初，局限于器物层面的简单模拟已经显得幼稚。这是不可忽略的启示。

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的后果，是把科技妖魔化渲染了科技的神性之于人性的压抑，强烈的虚无粉碎了光明的信念，诚如黄轶认识到的：“我们从提倡科学主义到反对科学主义，非常一元论。韩松可能陷入这样一个过程，是从科学主义到虚无主义。作为一个作家，当面对人类被物质控制的时候，进入无限发展黑暗的轨道，找不到光明的时候，我们情感上的的悲悯在哪里？我们还是呼唤一种建设的后现代主义。”当然，科技妖魔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的科幻作品一大倾向，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刘慈欣，“他相信科学技术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需要科学，可能是一个更完备、更高层面的科学”，“刘慈欣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相信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乐观也好，悲观也罢，未来是敞开的。科幻作品虽然避免不了谈论科技理性，但恐怕无法局限在一点上，人的自然能力、科技发展、启蒙理性和现代化进程等问题，是考察与书写科幻作品的大背景。每一种缺席，恰恰说明问题的所在，也是对在场的最高讽刺。

原刊于《文学报》201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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