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世和：北学与燕赵文化 [下]
三、北学的特质与燕赵文化
对于南北学的形成及特征差异,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过经典表述:
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 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 犹恐不给, 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 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 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 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唯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 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 既而玩世, 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 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 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 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 故其对于北方学派, 有吐弃之意, 有破坏之心。探玄理, 出世界;齐物我, 平阶级;轻私爱, 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3] (P570)。
这里,梁启超比较了南学与北学的差异:北学崇实际,南学崇虚想;北学主力行, 南学主无为;北学贵人事, 南学贵出世;北学明政法, 南学明哲理;北学重阶级, 南学重平等;北学重经验, 南学重创造;北学喜保守, 南学喜破坏;北学主勉强, 南学明自然;北学畏天, 南学任天;北学言排外, 南学言无我;北学显自强, 南学显谦弱。虽然梁启超之“北学”含义大于燕赵之“北学”, 但两个“北学” 的主体精神是一致的。
综观燕赵北学的发展史, 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质:
(一)追求经世实学的治学路径
注重经世致用是北学的最重要特征。经世致用在许多历史时期是一种全国普遍性的思潮, 然而北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与南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比较起来却有自身的特点。以南方的湘学为例, 湘学也有着突出的经世致用特征, 但湘学的经世致用是建立在浓厚的理学传统上的, 走的是以理学经世、由内圣到外王的路子。燕赵学人却不大重视内圣的作用, 而直接在外王、致用上下工夫, 因此实用化特点更为突出。颜元之学更被梁启超和张君劢等称为中国的实用主义。刘师培则指出, 燕赵文化必然会造就出经世致用思想, “燕赵之地, 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读高达夫《燕歌行》, 振武之风, 自昔已著, 又地土硗瘠, 民风重厚而朴质, 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 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15] (P241)。作为燕赵元典精神的“慷慨悲歌”, 其实质就是忧患意识, 它体现为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及利益的强烈责任感与深沉的终极关怀。因此, 它也必然要追求以救济时艰为目的经世实学。董仲舒以荀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精神作为思想资源, 沿着荀子的思路, 进一步把儒家理想主义向实用化发展, 使儒家学说更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服务, 从而使荀子的“礼”论化为现实的制度。经学时期的北学抵制玄学, 坚守儒家经典,追求通经致用, 体现的也是经世致用精神。孙奇逢为学, 主张躬行实践, 经世宰物,《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平生之学, 主于实用” 。颜元秉承孙奇逢精神, 建立了极具实践特征的实学的儒学。夏峰学派和颜李学派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主要代表, 对北方学风影响极大, “夏峰讲学百泉… …从其学者, 多躬行实践之士……至颜李巨儒以实学为天下倡, 而幽豫之士无复以空言相尚矣”[ 16] (P147), 经世实学遂为北学后人普遍推崇, 如纪昀主张“以实心励实行, 以实学求实用”[ 17] (P410), 崔述强调“切于日用, 用之修身治国”[ 18] (P16), 张之洞提出一切学术“ 要其终也, 归于有用”[19] (P10076)。实学思想始终成为北学的主流。
“五四”以后, 李大钊、张申府、张岱年等, 都企图用新的学术思想来拯救国家危亡。李大钊的治学一本于燕赵的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精神, 认为“凡是一种学问, 或是一种知识, 必于人生有用, 才是真的学问, 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20] (P406)。李大钊一生致力于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改造社会的活动, “钊自束发受书, 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实践其所信, 励行其所知”[20] (P719), 最终更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思想信念。这与主张“学在求是, 不以致用”[12] (P67)的章太炎等南方学者的治学路向, 实在是大相径庭。
(二)兼收并蓄的治学方法
兼收并蓄, 博采众家是北学重要的治学特点。北学开创期的荀、董,经学时期的卢植、“二刘”、孔颖达, 综合时期的孙奇逢以及现当代的张氏兄弟,都体现了兼收并蓄的治学方法。
荀子以孔子思想为根本, 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各家各派学说, 创造出极具经世致用精神的荀学。董仲舒广采法家、道家、墨家诸学派之长, 尤其吸收阴阳五行家思想, 形成了天人感应的儒家新学说。孙奇逢认为儒家各派皆有所长:“周之无欲, 程之主敬,朱之穷理, 陆之本心,王之良知,皆从浩博中体认精微;所谓殊途而同归, 百虑而一致, 无非说约之旨耳。”[11] (中, P616)主张兼收并蓄,皆供吾用会通程朱陆王, 使之熔于一炉,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综合论的本体基础就是:“道原于天故圣学本天。本天者, 愈异而愈同……道之一, 正于至不一处见一, 所谓殊途而同归, 一致而百虑耳。流水之为物也, 万派千溪, 总归于海。”[ 11] (中, P618～619)即各家各派, 千头万绪, 总归于“道”, 而“道无不一”, 各家各派只是理一而分殊。张申府多次提出将辩证唯物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结合起来, 以创新中国的哲学。张岱年则建立起自己“综合创新”的哲学体系。1935 年, 他在《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中提出, “兼综东西方之长, 发挥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 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 融合为一, 而创成一种新文化, 但不要平庸的调和, 而要统一种创造的综合” ;后来, 他又把这一思想发展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中国文化的前途在于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可见, 张氏兄弟的治学方法正是对北学兼收并蓄, 博采各家的治学传统继承和发展。
清末燕赵学者王发桂在《北学编·补刊北学编序》中说:
夫学自宋儒而后,几判为二, 曰经学, 曰道学,尊汉儒者,以道学为空虚,尊宋儒者,视经学如糟粕,噫!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经学出于斯,道学亦出于斯, 士不通经,无以致用,又乌能问所谓性道哉!《畿辅传》有《北学编》… …(北学名儒)自汉迄今, 代不乏人,要皆经术湛深,事功卓著,立身制行, 非托空谈,其飨庙廷,若汉董江都、毛长公,宋邵康节,国朝孙征君诸大儒,光垂史册,诚不朽矣!他若祀乡贤、名宦、昭忠等祠,及隐逸、处士诸君子,其经济学问昭昭在人耳目间。盖合经学、道学而一之,正学也, 亦实学也。……知先贤真学问, 以身体力行为要, 非虚谈性命者比, 则经术不至专于训诂而精义淹通, 道学不至流于异端而躬行无愧, 又何至有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之弊端。… …处可以师乡里, 出可以佐盛治。
王氏指出, 北学诸大儒董仲舒、毛苌、邵雍、孙奇逢都是通经致用、非空谈之人, 强调只有把经学与道学合而为一, 道学与经学互相取长补短, 才是正学和实学。在揭示北学两个重要特征“合经学、道学而一之”的同时, 也指出了北学兼收并蓄、博采众家的治学方法;而“处可以师乡里, 出可以佐盛治”,则强调了北学经世致用的为学目的。
(三)厚重古朴的治学风格
不尚标新立异, 追求厚重古朴,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任意解说, 重师承家法, 少创新发挥, 是北学治学风格的重要特点。南学则不拘家法, 解经兼用老庄玄学, 随意发挥, 重在义理。南北学风大异其趣,迥然不同。《世说新语·文学》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此种评价可谓不偏不倚, 准确到位。南北朝时期, 北学士人读书, 首选经书、史书、兵书, 最后才是诗文。由于经书、史书、兵书多为经世致用之文, 因此北朝文风平淡质朴。南朝士人则崇尚文学、玄学, 文辞华丽轻绮。世人称,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魏书·刘献之传》载, 北学大儒刘献之, 雅好《诗》、《传》, 曾谓其所亲曰:“ 观屈原《离骚》之作, 自是狂人, 死其宜矣, 何足惜也! 吾常谓濯缨洗耳, 有异人之迹;哺糟酉离, 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则异于是, 无可无不可。' 诚哉斯言, 实获我心。”[8] (P1136)屈原历来被视为南学之渊薮、楚文化之高峰, 其《离骚》更被誉为阔大恢弘、波澜起伏、气象万千的浪漫主义杰作。如此杰作为何遭刘献之“狂人一个, 死了也活该”的恶评呢? 刘献之是《毛诗》宗师, 而《诗经》传统与《离骚》传统恰为北学与南学文风的代表。孔子编选《诗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兴观群怨”的诗教, 表现为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 体现的是儒家正统思想。而《离骚》则以其神奇的想象,香草美人的比拟, 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的先河, 具有道家思想倾向。刘师培说:“屈平之文, 音涉哀思, 矢耿介, 慕灵修, 芳草美人, 托词喻物, 志洁行芳, 符于二《南》之比兴, 而叙事纪游, 遗尘超物, 荒唐谲怪, 复与庄、列相同。”而北学文风却与此迥异:“春秋以降,诸子并兴, 然荀卿、吕不韦之书最为平实, 刚志决理,车完断以为纪,其原出于古《礼经》,则秦赵之文也。”“而董仲舒、刘向之文, 咸平敞通洞, 章约句制, 出于荀卿。”[16] (P163)荀、董文风相承, 以平实通达为主要特征。由此可见,屈原《离骚》的浪漫主义文风与北学《诗经》的现实主义文风格格不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刘献之对屈原大张挞伐。他引孔子的话“我则异于是”,以示与南学势不两立。其“诚哉斯言, 实获我心”之语, 使刘献之畅快解气之态毕现, 亦足见南北学风之壁垒。
清初, 颜元将程朱陆王一壁推倒, 主张向原始儒学回归, 他以《尚书》中的尧舜六府三事、《周礼》中的周公三物和孔子四教为其实学的内容, 并认为尧、舜、周、孔的表述名异而实同, 即都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学问为内容。尹会一说他“ 崛起穷乡, 力追古道,而挽颓风”[4] (《颜元》)。颜元之学是北学厚重古朴之风的又一种体现。
(四)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
“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造就了北学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北学编》一书遵循这样一条编选原则:“敦行为正学督脉, 故兹编所载重在事实间取著述之多者, 亦必生平节行无甚可议, 若言虽多, 名虽盛, 而出处大节未免有亏, 则不敢随声滥入, 致遗诟病。”[4] (《凡例》)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史名作《理学宗传》的编纂原则为:“是编又素推节义者。盖节义与侠气不同, 学问须除侠气, 而不能不本之节义。”[11](上,P623)又指出:“理学忠节未始有二。不穷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 未有能穷理, 而不能致命遂志者也。”[11] (中, P759)尹会一也说, “余谓气节之与道学固不能分”[4] (《杨继盛》)。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仗节死义者, 代不乏人。后汉时, 董卓欲废立君王, 群臣唯唯, 无敢言者,独卢植抗议不阿。北学后人高其行义, 称“先生之行无论其他, 即不肯随董卓废立, 方是读书人”[ 4] (《卢植》)。《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 危乱而见贞良之节, 则卢公之心可知矣……
君子之于忠义,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也。”元代大儒刘因, 屏迹山野, 超然物外, 征诏不仕, 不与暴虐的元政府合作, 有元一代, 一人而已。明朝末年, 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 孙奇逢等人冒死营救左光斗、杨涟等, 与鹿正、张果中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孙奇逢以朝政败坏, 明清两代十余次征聘,皆不就官, 人称“孙征君”, 更享有“始于豪杰, 终以圣贤” 的美誉。现代史上, 李大钊为了共产主义真理慷慨赴难。北学士人慷慨好义的崇高人格, 使北学也具有了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文章节义并重成为北学的重要特征, 这正是古人“道德文章”的完美写照。
四、北学的价值与燕赵文化
燕赵文化在中国区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 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很久以来, 对燕赵文化的研究基本是停留在器物层面, 从事于对“用”的研究多, 对“体”的学理分析少, 因此也就难以窥其堂奥,以至有人认为燕赵有术无学, 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实, 燕赵之学就是“北学” , 就是燕赵文化之“体”。
地域文化研究中, 如何对待地域之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影响地域文化研究深度的重要因素。地域文化侧重于研究自古沿袭或约定俗成的某一历史区域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路向以及当地人们的社会行为, 包括社会组织、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俗禁忌等。地域之学则侧重于研究代表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学说, 即这一地域的学术思想。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 犹人之有精神也, 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 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 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3](P561)梁启超把“学”比喻为人的精神, “文化” 比喻为人的肉体。黑格尔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 其他各方面都装饰的富丽堂皇, 却没有至圣的神那。”[21] (P2)“文化”是庙,“学”是庙里的神。无论是“精神”与“肉体”的关系, 还是“神”与“庙”的关系, 两者都不能须臾分离。地域之学与地域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湘学之于湖湘文化, 关学之于三秦文化, 洛学之于中州文化, 齐学鲁学之于齐鲁文化, 徽学之于徽州文化,闽学之于八闽文化, 蜀学之于巴蜀文化, 浙学之于吴越文化等。由于众多原因, 某些地域之学的概念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广义的徽学即等同于徽州文化, 狭义的徽学则指新安理学。
对于北学学统, 燕赵学人早在清初就已开始系统梳理。孙奇逢令高足魏一鳌辑录《北学编》, 从思想学术史的角度, 选择由汉到明的燕赵理学人物三十余人, 构成一部简要的北学史。后尹会一又辑录清初十余位直隶学人, 著成《续北学编》;再后, 戈涛又增补清代直隶学者数人, 再续《北学编》。《北学编》及两次续编收入的基本为理学人物。
光绪初年, 直隶学者王树枏不满意于魏一鳌、尹会一单从理学角度梳理“北学” , 意欲从更广义的角度, 依据孔门四科的体例, 即德行科(性理之学)、言语科(词章之学)、政事科(经济之学)与文学科(考据之学), 辑录直隶人物, 分类编纂, 总名之为《北学师承记》一书, 由于资料搜讨未备, 没有成书。
民国徐世昌有感于清初纂修明史的多为南方学者, 对北学名彦遗漏颇多, 又值创修清史之时, 遂多方搜集, 同王树等积数年之功纂成《大清畿辅先哲传》。徐氏也认为, 魏、尹、戈的《北学编》取材稍狭,强调“学问之道无尽, 识大识小皆为圣人所师, 不可以一格拘也”[22] (《例言》), 于是, 按照名臣、名将、师儒(道学)、文学(词章与考据)、高士、贤能、忠义、孝友列传, 以古人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作为整理材料的标准, 较之孔门四科的标准更为宽泛。
《北学编》、《北学师承记》和《大清畿辅先哲传》分别以理学、孔门四科和三不朽作为编选标准。前两者侧重对“前有创而后有承”的北学学统的梳理,
目的在于使北学学统“相续于无穷” 。尹会一说:“孔曾思孟而还, 濂洛关闽, 其揆一也, 畴得而歧之, 视此为北方之学也哉, 因识简端, 时以自勖, 而望后之学者相续于无穷云。”[4] (续北学编序)孔孟道统在燕赵是谓北学, 之后的薪尽火传、相续无穷, 则是北学学统的延续。后者立足对乡贤的表彰来影响世风世俗。前者重学术与思想, 属地域之学;后者重文化与风俗,倾向于地域文化。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孙奇逢说:“余谓学术之废兴, 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 人杰地灵, 相需甚殷, 亦后学之大幸也。”[4] (《孙征君原序》)孙奇逢明确指出学术与世运的关系, 学术兴则世运盛, 学术废则世运衰。所以, 学术思想不断创造和传承, 发扬光大, 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发展变化。王树枏说出了《北学编》、《北学师承记》和《大清畿辅先哲传》从各自角度阐扬北学的共同目的:“经数千百年圣作明述, 以造成一国之学, 经数千百年君相之作育, 师友之渊源, 以造成一国之人。其达在上也, 则行其所学, 可以兼善天下;其穷而在下也, 则守其所学, 可以独善一身。自将相、师儒立德立功立言之大, 下逮愚夫愚妇, 其为善俗所熏陶, 日用所行习者, 亦皆足以扶名教, 而植纲常。”“其所以正人心, 维风化, 以诏后学者。”[22] (《王树枏序》)
一地学统、学风的形成, 对当地的风俗有着极大的影响。顾炎武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 其风流至于百余年之久。梁启超则举例说:“有一陆子, 而江右承其风者数百年;有一朱子, 而皖南承其风者数百年。
虽在风流歇绝之后, 而其精爽之熏铸于社会意识中不可磨灭, 遇机缘而辄复活。”[ 3] (P4259)北学也确乎如此, 荀、董出,北方求实学风为之一振, 开出北学。夏峰、颜李出, 北方士风颓势一扫而空, 燕赵慷慨悲歌之古风为世所再见, 北学与南学又成鼎足之势。昔日直隶莲池书院鼎盛时, 士子书生云集, 为全国书院之冠, 鸿儒硕学之师培养一代学风, 转移全省习俗,晚清直隶学术之盛, 甲于全国。自莲池书院毁于兵乱, 学统中殂, 学风渐颓, 而其文化风俗日益苍白。
岳麓书院称“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而人不以为忤,只因有湘学道统在。可见有本者昌, 无本者竭! 孙奇逢在《北学编》序中说“学”之不幸, 诚世道之不幸也! 反言之, “学”之幸, 乃世道之幸也。学统之建立, 则涵养一地之学风, 转移一地之风俗, 传承一地之精神, 使一地之文化绵绵不绝。学统之于文化犹血脉之于人体, 血脉断, 人必衰竭而亡, 学统绝, 其文化定无久长。这正是地域之学的价值。
[15] 刘师培.幽蓟颜门学案序[A] .颜李学派[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16] 刘师培学术论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17] 纪晓岚文集:第2 册[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18] 崔述.崔东壁遗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9] 张之洞全集[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20] 李大钊全集:第4 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1] 黑格尔.逻辑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6.
[22] 徐世昌等.大清畿辅先哲传[Z] .台北:大通书局影印, 1995.
梁世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及国学经典普及读物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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