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窖藏文物见证宋元战争史
1949年以来，四川已经发现的历代窖藏达400处以上，其中宋代窖藏至少超过30处。窖藏文物完整精美，不少成为镇馆之宝。
四川古代窖藏多分布在川西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城镇，川西南和川西北的山区也有发现。发现窖藏最多的，有彭州市、剑阁县、遂宁市和成都市区等，其中不少规模相当大。根据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史占扬在其专文中列举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市区宋代窖藏，收集了邛窑陶器22368件；1972年彭县唐代窖藏出土铜币3300公斤；1982年新都县黄田村唐代窖藏内埋置汉至唐代钱币16.5万枚；1984年江安县南井街宋代窖藏出土铁钱5吨；1985年彭县九尺清代窖藏内置银锭22677克；1991年遂宁市金鱼村宋代窖藏内出土瓷、铜、石器计1005件，其中瓷器共985件。
许多窖藏文物已成为著名的精粹古珍或“镇馆之宝”，如1959年和1980年先后出土于彭县竹瓦街两个窖藏中的40 件殷周青铜器，1959年在德阳孝泉镇窖藏内出土的117件宋代银器，1996年彭州天彭镇西大街出土的343件宋代金银器等。就具体的文物而言，1986年雅安市文化路窖藏中出土的“至正七年置”元代青白釉瓷罐，1972年什邡两路口宋代窖藏中的龙泉窑梅子青釉瓷碗和青釉长颈盘口瓷瓶，1983年江油彰明镇宋代窖藏内的32枚铜象棋子和一件以李白醉酒为造型的圆雕石质墨洗，1992 年三台县潼川镇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牡丹纹双耳瓷炉和青花象耳瓶等，都是难得的珍品。
宋代金银器多出土于窖藏中， 国内现发表资料的有30多处，出土金银器近千件。四川地区的宋代金银器窖藏有近十处，加上馆藏器物共约500多件，约占半数。
这些金银器器型多样、造型精美、工艺复杂，代表了宋代金银器制造的最高水平，是对四川地区宋代繁荣的金银制造业最好的反映。目前发现的宋代金银器窖藏全是南宋时期下窖的，其制作年代多应是南宋时期。四川金银器的制造有记载的见于唐代。唐代金银器的使用，在历史上达到高峰，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装饰手法、内容、数量、质量均已达到顶峰，宋代金银器基本未能超越。南宋时期社会高度商业化，体现在金银器上，主要是造型简单化，数量批量化，形体明显单薄。地纹装饰上，小碎点纹已大量使用，其次是立雕和半浮雕工艺的运用。夹层技法也得到使用，这种技法制成的器物不但有隔热的功用，而且在形制上显得更厚重，能更形象地表现仿古器型。仿古器型的出现与宋代“复古”思想有密切的联系。除器型仿古外，还出现了仿古纹饰，如蝉纹、云纹、雷纹等。正是这些变化，形成了宋代金银器独特的特征。
德阳窖藏银器是一次重要的发现。德阳孝泉镇清真寺距离当时县城约40里。1959年3月22日，这批宋代银器被发现，共117件。它们当时都装在四耳陶罐内，罐口上盖了一块砖，周围还一并埋有“崇宁通宝”80余公斤，这是当时四川发现的最大一批出土银器。在这批银器上，有许多刻的和墨书的题记，刻有“周家造”、“孝泉周家打造”、“庞家造洛阳子昌”等字样。可知它们的作者，是当地周、庞两家的工匠。
宋代制瓷手工业是继三国、西晋和唐代之后再次出现的发展高峰，不仅名窑辈出，且名窑的精品瓷器在很大程度上已替代金、银、玉器进入宫廷和官宦之家，广泛充作祭祀、陈设、文房用品和生活用器。专家指出，四川出土宋代窖藏瓷器中最为常见的是景德镇窑系，其次为龙泉窑系，而北方窑系除少量定窑、耀州窑器物外，其他名窑如钧窑、汝窑、磁州窑等尚未发现。专家推测这有可能是因为北宋灭亡以后北方窑场受战争影响太甚，同时南北对峙的格局也对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北方产品要进入交通本就不便的蜀地则更加困难。
此外，四川本地窑场的产品出土数量虽然不如外地窑场多，但多为精品。其中最多的是四川彭县的磁峰窑器物。天津市文物管理中心专家陈扬指出，“磁峰窑继承了唐代大邑窑的白瓷传统，学习了定窑白釉印花、刻划花工艺风格，是四川生产白瓷的地方名窑。虽然磁峰窑的白瓷从制作工艺上仍比定窑略逊一筹，但从出土情况看，它的产品还是很受当地人的珍视，在窖藏中经常是与定器同出。尤其是在南北对峙的历史背景下，当定器很难输入四川时，磁峰窑白瓷满足了当地市场对高档白瓷的需求。”
四川宋代窖藏瓷器中，规模最大、名声最著者当属1991年的遂宁窖藏。它的发现纯属偶然，是当地农民王世伦在兄长王世全家的菜园中为其挖身后居所时无意中发现的。他们迅速报案，两天后文物部门的专家进场。经过发掘，现场出土了985件宋代瓷器。
遂宁宋瓷窖藏的出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特别是其中出土的荷叶形盖罐，高31.3厘米、宽23.8厘米、最大的腹围接近一米。这种器型以前一直被认定为元代出现，而遂宁窖藏出土的这件，不仅是南宋龙泉青瓷中最大的一件瓷器，也是宋瓷当中唯一的一件同形器物，堪称国宝。
瓷器生产发展到南宋，世俗化和商品化是不可抗拒的两个趋势，将宋代的制瓷业推向了顶峰。四川地区窖藏出土的瓷器，无论是青白瓷还是龙泉青瓷，都充分体现了这两个特点，“985 件的瓷器数量绝非家用瓷器，器物中重复器型、重复纹饰的数量巨大，仅青白瓷菊瓣碟的数量就多达百余件，龙耳簋、琮式瓶、鬲形炉等有礼制色彩的器物出土说明这一类器物已经世俗化，脱离了宋代官窑陶瓷礼器的使用范畴，作为商品销往四川地区，是日常生活所用器物。因此，在南宋时期，瓷器贸易是推动瓷器生产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会在四川发现如此之多的窖藏文物呢？
通过梳理这些窖藏可以发现，它们呈现出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窖藏年代大都集中在南宋宁宗嘉定以后到南宋灭亡(1208年~1279年)的70年间；第二，分布地点主要在四川中部的四川盆地，西至雅安、芦山，南至长江以北，在当时属于四川人口密集、经济附属的地区；第三，物品多为富户所埋。这一时期，正是蒙古军队与宋朝的抵抗力量在四川反复拉锯的时期，窖藏的主要集中地，也多为当年的主战场或元军进军路线。也就是说，这些窖藏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在纷飞的战火中，为自己未来重返故土，埋下的一点种子。遗憾的是，这些器物的主人，应当是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自古以来，四川因较少受到战乱影响，经济不断发展，到唐朝时已有“扬一益二”之说，成都已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1165年，南宋与金达成的隆兴和议，到1228年蒙古军队第一次入侵四川前63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外敌威胁基本解除，除了短暂的吴曦叛乱以外，总体承平，人民安乐。对于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来说，四川一度贡献了全国税赋的三分之一。这种局面直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才被打破。
四川是宋蒙战争的前期主战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军队假借讨伐金国之名攻袭四川，宋廷采取议和政策，加之川民防守意识薄弱，使得巴蜀之地损失惨重，宋守将均向四川腹地撤退。但蒙古军队并未深入四川内部，在占领了一百四十多座城池要塞以后退兵；
第二阶段始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这次蒙古军队大举攻蜀，旨在夺取西蜀重地成都，破坏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根据记载，元军兵分三路，最终汇集于成都附近。九月十九日，三路元军合力攻破成都，“二十七日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元军兵锋所至，四川四路仅變州路(今奉节)和顺庆府(今南充)、泸州(今泸州)、果州(今南充)、合州(今重庆市合川东)幸免。这次战役以后，宋廷开始意识到四川地区的重要性，改变了先前的防守政策，投入大量兵力，蜀地渐次收复，任命余玠治理四川，四川的生产和发展也逐渐恢复。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图谋一统大业的蒙哥汗实施其图蜀灭宋的计划，元军从汉中、西南两路入蜀。1258年前后，川西平原已尽在元军统治之下，“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1276 年元军进入临安，南宋灭亡，元朝基本确立在四川的统治。
宋瓷收藏者的学习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