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五色线
端午节，五色线
端午节来了，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粽香。街头拐角处有人在摆摊，卖五色线和荷包属相等小挂饰。过去的时光恍然再现，仿佛我也坐在那小摊旁，沐浴着五月温暖的阳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了应该自食其力的年纪却还是一个待业青年。后来连待业青年也不敢冒充了，因为有一次街道要给待业青年安排工作，让大家准备照片，我也去交照片，可街道干部给推了回来，说没有残废人的事。他们给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就是回家去学海迪自学成材。命苦不能怨社会，只怪自己不懂事。明明自己也在为祖国为四化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但是嘴不好，硬说自己是为找工作才学习，为活命才读书。其实我爸爸就是区青教办主任，只要我思想进步点，表现积极点，说话好听点，老爸手下的人会主动帮忙出名的。
后来我走后门，在一个打字社当了个打字员。单位每次给待业青年转正都照例把我甩了出来。永远是临时工，拿着最少的工资，但这是我唯一的工作机会，我还是每天摇着手摇车从人民路摇到大同街去上班。大连人会知道这段路挺远的而且不是上坡就是下坡。记得有一天我下班回来遇上了暴雨，大风把雨衣都撕开了，浑身浇了个透湿。邻居大胖婶看见了就说，快别上这遭罪的班了，以后我教你挣钱。
我到了她家，看了她做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物件：用布头缝制的十二属相、用丝线缠的小粽子、用麻绳头扎的小扫帚、用绣花线配成的五色线……这些都是端午节时孩子们佩带的吉祥物，小时候奶奶给我做过的。印象中这些饰物出自一些巧手女人之手，端午节是她们争奇斗艳的时候，给自家孩子做，也给左邻右舍做一些，收获感谢也收获夸赞。五月初五早晨，大人们都要给孩子们在脚腕手腕处扎上五色线，胸前戴上这些小东西。这一天，除了吃粽子，顶鸡蛋，孩子们也在比较谁戴的饰物精致好看。然后在节后第一场雨时，把这些物件扔到水里，象征着一年的灾病随雨而去。真想不到这样东西可以成为商品，做这些东西也能谋生。
大胖婶神秘地告诉我，做这个很挣钱的。她说，原料不用花多少钱，去裁缝铺要点碎布头，去纺织厂弄点碎线头，在街上捡根麻绳头就够用了，咱挣的是手工钱。平时做一些放着，端午节前十几天就出去卖，卖不完放着也不坏，第二年接着卖。她告诉我小粽子小荷包一个卖一角钱，属相一个卖两角钱。我算了一下，我一个月工资二十五元，平均一天不到一元钱（那时没有双休日），那么，我每天做十个小粽子，或者五个属相就挣出来了，这挺容易的啊。我就干起来了。每天至少缠十个小粽子，手里缠着嘴里数着：一毛，两毛，三毛……一元。
端午节快到了，大胖婶要带我出去卖，我却胆怯了。虽说当时下海成风，人人经商，可街头卖这个的都是些老太太，没有年轻人，更没有残疾人。我觉得残疾人摆个摊和要饭的差不多。于是和大胖婶商量，让她替我卖，卖回的钱平分。那以后我每天要多缠一些小粽子，嘴里数的是：五分、一毛、一毛五……一元。
后来我终于进了福利厂，这是爸爸退休时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有了正式工作，业余时间还要上课考文凭，五分一毛数钱的事就不干了。可是妈妈却喜欢上了做这些小玩艺，她总觉得自己心灵手巧不干点事儿可惜了，每年她都做一些批发给街头小贩。
工厂里的生活在当时觉得并不顺心（可在下岗时却如失乐园般难过）。我们车间傻子多，人称“彪子点”，对我们的管理也是粗放式的。开会时领导总是提醒我们，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发工资时，大家要齐唱《社会主义好》。那钱拿到手里挺烫的，脸皮却久经考验了。我相信即使上街要饭我也可以胜任了。
九十年代初，我们厂子停产，工人下岗。按国家政策残疾人是不可以下岗的，所以我们没有下岗证，再就业就无从谈起。厂里规定每月一百元生活费，但常常是跑了几趟还是领不到。那时上街要饭好像也比开饷要容易些，我都想把大专毕业证挂在脖子上，再写个牌子：不必给钱，请给我工作。
有了这样的决心，在街上摆个小摊又有什么为难的？我超越了自己，勇敢地违了法乱了纪，成了一个马路流窜贩——与城管捉迷藏，打一枪换个地方。
在八九十年代，大连的天津街是有名的商业街，寸土寸金，人山人海。我家住得近，就钉住这个鸡蛋找缝下蛆啦。
第一次出摊，不敢进天津街里，因为管得严，城管的，工商的，公安的——凡是穿制服的都能管着咱。那时还不是步行街，执法车神出鬼没，来去如风。我在附近的上海路一带鬼鬼祟祟地转了半天，找了个地方停下来，是个小学门口。我也不下车，把物件挂在手摇车上，买卖就开张了。这样有一个好处，危机时刻，摇车就跑，东西也不会丢。在端午节的前夕，这东西特别好卖，很快我身边就聚了一群人。谁知这事惊动了校长，他老人家亲自来了。他很看重我，如临大敌般地对我说，你再不走我就报警！我说看见您就我就哆嗦了，不用拿警察吓我，我走就是了。
换个地方，是上海路的集邮门市，门前聚了很多人都是倒邮票的，我就插在他们中间混水摸鱼。呆了一会觉得不对劲，来这边集邮的人对我的东西不太理会。马路对面就是妇女儿童商店，那边人比较多，拐弯就是天津街。我大着胆子闯了过去，在店门附近停了车。不一会儿一个扫卫生的把我赶走了，她说这是她负责的地段，门前五包没搞好要扣她工资的。记得第一天挣了三元多。
很快我就摸到了门路，走上了正规。每天凌晨四点就出发去赶早市，去晚了就抢不到地方了。我常去的早市有劳动公园、昆明街、胜利桥北等，最远跑到了太原街。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早市上红尘万丈，人声鼎沸，我的买卖也开始了。在这里我合法经营，交点管理费就行，不必提心吊胆。
大约八点多钟，早市收摊，转战天津街。胆儿肥了，天津街也敢进？猫和老鼠的游戏玩的就心跳。咱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伟人的书咱也曾天天读过，游击战、运动战也曾在意念中演习过，一句话，战术素养咱有那么一点点。这天津街虽然管得紧，但是，并未做到死看死守，总有他们不在的时候。那些老太太们猴精猴精的，总能踩着人家的脚后跟溜进去卖一会儿，我就跟着她们跑。
但是老太太们很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的手工比她们好，人们更喜欢我的货。当时妈妈缠的粽子应该是天津街的头牌了，花样复杂，配色和谐，虽是民俗之物，却没有大红大绿的俗气。我做的属相也比别人更逼真，更新颖，更漂亮。
我喜欢混在小贩中间，如果城管来了，总是先抓别人，我就趁机跑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是沾了别人的光吧，城管不喜欢和残疾人打交道，他们有过教训。我的一个工友外号大摇，摇着手摇车去大菜市批发了一大堆手纸，摇摇晃晃地拉了回来，在一个市场外面就卖上了。正巧城管来了，把他的手纸全部没收，扔进了130车斗里。大摇是舍命不舍财的主儿，看到城管去抓别人，车跟前没有人，就壮起鼠胆上车去拿自己的纸，唉，不幸被人家一脚踹了下去。大摇在医院里躺了好些日子，这事就有了民愤，有关部门对大摇做了补偿。大摇因祸得福，从此乱摆摊点无人过问。但是，我还是能跑多快跑多快，不让他们为难。
中午有一小时安全期，穿制服的都要吃饭休息。这时的天津街群魔乱舞，要饭的、看相的、摆野摊的一齐登场。不好意思，我在其中。
天津街的夜市也是流金淌银的。下午三点多就有人拉着车子向街里走来，那车子大多是几块木板钉起来加上四个大轴承当轱辘，钢制轴承在地面滚动发出刺耳的噪声，车上是巨大沉重的纸箱或包裹。
夕阳越来越低，噪声越来越响，甚嚣，尘上矣。人流在我的车旁拥挤而过，总会有人看到我那些美丽可爱的挂饰，驻足欣赏，然后会付钱成交。
夜市在八点结束，如果余勇可贾，还可以到附近中山广场再卖一会儿。那时的人民文化俱乐部成了玛克威夜总会，那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红男绿女们把中山广场当作夜总会的后花园了，在此幽会聊天。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惜银子，都挑最好最贵的。
一般在五月初四这天我会干到很晚才收工，因为过了这个日子，就没人需要这些东西了，我就想尽量多卖出一些，一年的收入就指望这几天的努力。最后一天也是人们对端午用品最感兴趣的时候，往往一群人把我围了起来，七嘴八舌七手八脚把我的东西一抢而空，谁付钱了谁没付钱都说不清了。回家后才想起这一天没吃过饭，也没上过厕所，金钱好像真有魔力啊，极大拓展了我生命的潜能。
真正的端午节到来了，我会长睡不醒。让我清醒过来的还是钱。妈妈会问我：“你知道你昨天卖了多少钱？”我闭着眼说不知道。我衣服的两个口袋是满的，书包里也装满了钱，但面值都不大，最占地方的是一分二分的纸币。妈妈已经把零钱一沓一沓整理好数清楚了，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数字，让我再也睡不着了。我单日最高收入是七百啊，我好激动啊。要知道这是几分几角挣出来的啊，那时一百元够吃一个月啊。这就说明我能够自食其力啦，厂里开不出钱也饿不死我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呀啦……（拉兹之歌）。
五月端午天，风光似当年。当年卖彩线，赚得活命钱。
岁岁年年端午节，总能让我感慨无限。五色线，在我的生活里剪不断理还乱，每一次回忆心里都会泛起复杂的滋味，黑白红黄蓝也是对应着甜酸苦辣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