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这块不大的地方，很有故事｜彦平·早茶夜读540
540 | 读城记2020
文/ 彦平
去年冬天去逛法源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城南旧事》中所说的城南。当时走在那里，觉得这地方很特别，与北京其他地方感受大不相同。除了有法源寺，这附近还有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出法源寺后要去大街上坐公交车，经过了一段特别曲里拐弯的胡同，像在走迷宫，然后进入一个正在改造的叫烂缦胡同的地方，回来查到这条胡同曾经从北往南数，有“湖南会馆”、“汉中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常熟会馆”。后来一拐弯，又看到了绍兴会馆。觉得这块不大的地方很有故事。
我很喜欢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因此这篇文章就想到结合《城南旧事》来看一看会馆，了解下外地人在京城的生活，进而感受城南文化。
会馆是什么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后来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
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
——《城南旧事·惠安馆》
会馆起源和兴盛于明清，按照邓云乡在文章中说，最早会馆设立是因为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为期很长，住在旅店中开支很大，因此在京的同乡官吏便筹设会馆，以招待自己家乡来京会试的举子。“这样在清代中叶之后，各地在京会馆达到一个鼎盛的时期。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两旁的大小胡同中，东及虎坊桥一带，都是全国各省、府县的大小会馆，虽无确切数字，但大小凡四百余所。由我所经过的烂幔胡同就可见一斑。
平日会馆由长班（即门房仆役）负责看管、联系。这个长班“多是流寓北京多年的本乡人，住在馆中长年办事，不但终身，常常是世袭职业”。这也印证了秀贞一家的身份和历史。
住进会馆
秀贞自言自语的说：“住在会馆念书的学生，有几个有钱的？有钱的就住公寓去了。
“二老爷中了举，在北京做官，就把这间会馆大翻修了一回，到如今，穷学生上京来念书，都是找着二老爷说话。二老爷说，思康是他们乡里的苦学生，能念出书来，要我们把堆煤的这两间小屋收拾了给他住。
“爹又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京大学，喝！我爹又说了，这趟不近，沙滩儿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呀！”
——《城南旧事·惠安馆》
思康在北京大学读书，住在会馆就是因为免费；秀贞一家则是看会馆的，父亲是惠安馆的长班。作者林海音童年在北京就住过会馆——晋江会馆就是她在北京的旧居之一。1931年，因为父亲去世，经济条件急转直下，林海音一家搬进了供福建和台湾乡亲免费居住的的晋江会馆，也是她住的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住了将近二十年。而父亲在世的时候，林家在北京还住过永春会馆和广东蕉岭会馆。
和林海音的身份类似，《原乡人》作者、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客居北京时也是住在会馆中——台湾会馆。他还参加了“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参与过一些进步的活动。
而鲁迅先生1912到北京的第二天就住进了绍兴会馆，在这里居住长达七年时间，直到买了位于八道湾胡同的私宅。
沈从文20岁时，身无长物从湘西到北京，也住在会馆里，他在酉西会馆住过半年之久，把自己寓居的小房间称为“窄而霉小斋”：“他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那当然是更加凉快透顶的了。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2018年有人去寻访酉西会馆，说这处曾经的会馆至今仍住着一位湘西的老乡。
会馆生活
秀贞说：“我天天给他送开水去，这件事本该我爹做的。早晚两趟，我们烧了大壶开水，送到各屋里给先生们洗脸、泡茶。”
——《城南旧事·惠安馆》
一开始和沈从文同住的还有同乡满远叔，他们一起等着会馆放早餐，俩人每天早餐都是分吃七个烧饼，就着开水。
——赵瑜，《恋爱中的沈从文》
（鲁迅） “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长班的大儿子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叫了来。”
——周遐寿，《补树书屋旧事》
邓云乡是这样讲述长期客居城南人们的生活的：“他们客居在京师城南，但无作客之感，他们各有各的同乡人，可以打乡谈，吃乡味，年年在本省、本县的大会馆中团拜，有南货挑子挑着他们各自家乡的土产上门打着乡谈来卖。他们又有各自情投意合的其他省份的好友，讲学问、讲诗文、讲书、讲画、看花、访胜、甚至喝酒、看戏，各随所好，无不极为融洽。”有此盛景，会馆的存在是其中很大的因素。
各地会馆是早年的同乡人建立的，一些同乡先贤去世，会馆就设有先贤的牌位，甚至有些会馆直接就叫XX祠，比如山西的会馆“三忠祠”，绍兴会馆也叫“越中先贤祠”，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进行祭拜。鲁迅也参加过所住的越中先贤祠举行的祭祀，他在1912和1914年的十月的日记中都有记录。
外乡人若客死北京，死后会葬在该乡在北京购得的义地中，《城南旧事》中就提到惠安馆的长班老王原来就是看守惠安义地的坟地的，电影中英子的父亲死后即葬在台湾义地中，想必也是林海音父亲墓地的所在。
会馆文化
德先叔是我们的同乡，在北京大学读书，住在沙滩附近的公寓里，去年开同乡会跟爸认识的。
……一天晚上，他慌慌张张的跑来我们家，跟爸用客家话谈着。总是为一件很要命的事吧，爸把他留在家里住了。从此他就在我们家神出鬼没的，爸却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青年。
——《城南旧事·兰姨娘》
邓云乡写到1930年代前几年的城南：“北京真可以说是学生的世界，虽然国难当头，但学生还是从全国各地拥向这个文化古城……江浙湖广的，东北各省，西南各地，远及海外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赶到北京考学，上大学，那时各省、县的会馆还在，有的外省青年，来北京考学，没有考取，便在会馆中一住一两年。”
毛泽东、孙中山、阿英、丁玲等都曾得益过会馆之助。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后，就曾居住于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国歌的作者聂耳与云南会馆也有一段历史渊源。《城南旧事》中英子的爸爸就所帮助的德先叔，就是当时的一位进步青年。
邓云乡写道：“清末以前，三年一考，各省的最杰出的读书种子都来到北京，使各省的文化氛围在北京得到一个总的汇合。这汇合集中在哪里呢？这就是“城南”。全国的举子来京，极少在城内落脚。极大多数集中在宣武门、和平门、南横街两侧。他们不管考中考不中，最少要在这一带住上几个月，甚至几年、几十年。这一带是几百年来全国文化人在京都比较集中的地方。这就是形成城南情调的最根本因素——文化。”清末虽然科举制度废弃，所招待的人身份变了，但依然多是北漂的文化人、有识之士，使会馆的文化往前又发展了很多年，在社会改革、政治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几百年所积淀的文化依然很浓。
与会馆共生
兰姨娘在家里住下多么好！她可以常常带我到城南游艺园去，大戏场里是雪艳琴的《梅玉配》，文明戏场里是张笑影的《锯碗丁》，大鼓书场里是梳辫子的女人唱大鼓……我一边跑出去，一边高兴的想，眼里满都是那锣鼓喧天的欢乐场面。
每次到城南游艺园听夜戏回来，车子从胭脂胡同、韩家潭穿过时，宋妈总会把我从睡梦中推醒“醒醒，醒醒，大小姐！看，多亮！”我睁开眼，原来正经过辉煌光亮的胡同，各家门前挂着围了小电灯扎彩的镜框，上面写着什么“弟弟”“黛玉”“绿琴”等等字样……
——《城南旧事·兰姨娘》
文中提到的韩家潭，“形骸放浪”的郁达夫还有诗云：
手中芍药眼中波，十二金钗值几何？
旧是笠翁歌舞地，韩家潭上美人多。
写的就是八大胡同的那些高级妓院。
兰姨娘曾经是妓女，被人赎身做了姨太太，因为和家里闹别扭，住在英子家。而英子的父亲性情和郁达夫有些相似，也是文人性情，早年在日本 “吃花酒，一家挨一家，吃一整条街，从天黑吃到天亮”，于是父亲和住在家中的兰姨娘暧昧了起来。这也可见当时的文人才子在京的官员——尤其是单身京官——和妓院游乐场的共生关系。文人和琉璃厂二手书、文玩字画的关系，与戏院的关系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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