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建群”刺激都市活力｜土城·早茶夜读672
672 | 读城记2020
外来人口“建群”刺激都市活力
前媒体人，现供职于某律所
由于知识结构缺陷，翻开书之初，我很难懂得这本书的功力，它的叙述太过平实，让人进不了“剧情”。直到看到第二章中“组织体系里的社会结构”部分，才感受到作者斯波义信对中国都市深刻的理解力。
斯波义信的深刻，特别表现在对外来人口与城市活力的认识上。《中国都市史》通过对琐细材料的搜索、整理、综合，敏锐地把握了城市的活力之源。
城市的活力，跟城市人口的结构变动极大关联。如果人口以及结构固定不变，或者人口流动被限制，人口结构固化下来，城市必定衰落。外来人口是不可忽略的城市进化内在驱力。
外来人口对城市繁荣意义重大。首先，在人口比例上，繁荣的城市拥有大量外来人口，山东临清的鼎盛时期，九成人口是安徽商人；盐业中心扬州，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比例是1：20；19世纪的汉口，本地人与外地人各占一半，同期上海亦是如此。其次，在商业竞争上，外地人通过某一项特长占据垄断地位，为城市的繁荣创造了可能。斯波义信详实地记录了19世纪杭州的外来人口竞争特点，比如，木匠、家具、药材等行业被宁波人垄断，钱庄、酒业被绍兴人垄断，茶爷、盐、当铺、旅馆业被安徽人垄断，陶瓷也被江西人垄断，鸦片业被广东人垄断，官吏、歌姬、餐饮被苏州人垄断。再如，1933年的宁波，码头工人、车夫等主要是温州人、台州人，船夫是宁波人和绍兴人各占一半。
外来人口一多，就涉及融入城市和管理的问题。外来人口连接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建立行会。行会有同业行会和老乡行会。同乡、行会的自由组合、兴盛，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可以快速降低信用成本。行会、商帮的组织，用今天互联网时代的社交方式看，其实就是“建群”。建群可以快速降低信用成本，将同类人团结在一起，出现官司、纠纷、争执、困难时帮助疏通关系、指点方法、提供援助。
建群的形式，原则上是基于地域（同乡），再在这个基础上演变为行业、扩大地域的群。有时候出现交叉重叠的群，很像今天的微信群，同一个人，可能在同学群，又在北漂群、在老乡群、在职业群、在兴趣群。例如，“四明公所”本是宁波几个县的同乡会，有时候扩大宁波府六县人的同乡会，有时候与西邻的绍兴府人组建“宁绍会馆”，再扩充可以与其他浙江人组建“浙宁会馆”，与江苏人共处时，又叫“江浙会馆”。再扩大，又有“三江会馆”（江苏、浙江、江西）等。
建群之后的管理，是通过为成员谋利益，参与消防、建筑、慈善、祭祀等公共活动来强化集体感，强化在都市中的社会声望、地位。比如，台湾鹿港的泉州帮建立义勇军维持都市治安，泉州的徽州帮的消防队为全市服务，在苏州、上海，行会建立善堂救济孤儿。
行会到最后的高级形态是上海的总商会。总商会的前身是1902年清政府官方成立的上海商务公所，盛怀宣代表清政府创办。公所171家会员，但由于其官办色彩太浓，上海商界对这家公所并无好感。1904年成立总商会，采取会员制，一个行业或帮派每年交300两会费可以推荐一名会员。虽然这个高级形式是官办，但其内核仍然是最初的行会、商帮，“三江帮”依然是其主要成员。
在斯波义信看来，对中国都市有个认识不完全准确——乃是认为外来人口多的都市，“市民意识”“市政”、“市民公社”不可能存在。在结语中，斯波义信又补充梳理了社会学角度对中国工商组织的研究。这类研究的认识基础是，“在广阔且复杂的中国，无论是中央制定的法典，还是土地制度或商业习惯，凡是驱动地域、地方经济社会运转的都属于民间惯习”。学者考察了宋朝都市“行”的自律化，到明清时期“会馆”“公所”的普遍涌现的脉络，对外籍会馆事实上承担部分市政功能的研究，都深化了中国行会的真实情况的认识。行会从纯利益的结合，演化出参与社会治理、市政的功能，这对韦伯著名的“中国都市是官吏的地盘没有自治, 而农村没有官吏却拥有自治”这一论断有所动摇。
图：1913年，上海总商会办公楼
明清都市外来人口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跟今天形成对照。
前几天有一则新闻，乃是当今电商直播领域的佼佼者李佳琦以特殊人才身份获得上海崇明户籍。我们今天说北漂、沪漂，都侧面体现出对大都市户籍的向往。
而在明清时代，客居他乡的外来人口，即使在外地取得巨额财富，也仍然与家乡保持联系，极少会入籍本地。他们有资格获得本地入籍的机会，入籍之后也可以享受课税、打官司等方面上的优待。他们大多数定居在外地，但归属感上仍然在家乡，一般在二代三代之后才会入籍。以徽州休宁县的汪家为例，该家族在清初的100年前后扩大在汉口的业务，在1700年时，汪士良与其汉口出生的妻子把生意交给大管家后回到家乡。他死后，孙子汪国柱回到汉口开张经营。斯波义信认为，这种风气产生于家族制度中的一般规矩及理念，所以西欧人很难理解。
另外一个与今天形成对照的是外来人口管理问题。今天我们的外来人口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大课题和现实。在明清时代，主要管理之责却在行会、商帮的手上。今天，由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让一些具有自治特色的做法都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比如，有些地方由于某地人群较多，本地警方会采取招录某地籍贯的人入警，实行“老乡管老乡模式”；再比如，几年前，一张“哈尔滨市公安局驻三亚市警务站”的照片成为社会热点，其内在依然是老乡管老乡是思路。
应该说，1949年之后随着户籍制度和单位人体系的建立，以前商业社会中行会、商帮在国内基本消失。改革开放后，外来人口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行会、商帮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有两套体系，一是官方的驻京办，一是民间的老乡会、同学会。驻京办走体制内路线，联系京城与本地，加强区域合作，寻求官方资源，维护地方稳定。民间的老乡会、同学会，在近些年由于反腐等政策原因发生改变，衰落下去。有些地方改头换面，将商会形式变成老乡会的外壳。
但无论如何，以前那种不成熟阶段形成的行会、商帮再也难以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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