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有可能改变历史的盗墓案
前段时间，一部《盗墓笔记》风靡海内，古墓里有魔幻玄怪，机关暗道，有奇珍异物、金银珠宝，让人眼花缭乱，心驰神往。当然，这些都是臆想编造出来的。古墓里的文物不光可以证实历史，甚至可以改变历史。
盗墓是个古老的行业。中国盗墓人历史之悠久，手法之高明，堪称一绝，甚至超过了专业考古工作队。秦汉以来的古墓几乎被盗墓者盗掘一空，考古队跟着盗墓贼走的俗语就是这样来的。考古队至今都在使用的洛阳铲，就是盗墓者发明的工具。
历史是消失了的过去式，怎样还原？一靠正史文字记载；二靠文物实证。中国的文明形态比较低，正史记载不够严谨，诸如看了太阳、踩了神人的脚印而怀孕啊，皇帝降生时满屋红光，紫气东来啊，生下来三个月就能说话走路啊等等违反常识的记载比比皆是，不像是历史，更像是传说。随便举个例子吧，古代最具权威性的《史记》里对汉高祖刘邦的身世记载。刘母在一个大湖岸边睡着了，梦到与神相遇。一刹时雷电交加，天空晦暗。刘父赶紧去找刘母，估计是去送伞，到了一看，有一条蛟龙伏在刘母身上（此处少儿不宜）。于是刘母有了身孕，生下刘邦。那么，问题来了，刘邦究竟是蛟龙的儿，还是刘父的儿？蛟龙显然不可能生出人来，但正史就这么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地记载下来了，够荒唐吧？因此，出土文物对于还原中国历史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扯远了，还是来讲这桩有可能改变历史的盗墓案。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十月里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个盗墓者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盗掘进入战国时期魏襄王（一说魏安厘王）的陵墓。
这个盗墓者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不准。要是用现代汉语来读是不是很奇特，不过当时不这么读，是读为fǒu biāo“否彪”，其实也很神奇。他是现在的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人。进入墓道走了一段路以后，不准手里的火把快要燃尽，低头发现地上散落着一地竹简，顺手捡起来点燃作火把，燃完一把，又抓一把，一直到完成整个盗墓行动，扬长而去。
几天后，盗洞被当地农夫发现，告到官府。官府紧急派人前来查看，发现竹简上写满了文字，赶紧将余下的竹简全部收集起来，火速呈报朝廷。晋武帝司马炎派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总体负责，集中了束皙、傅瓒、张宙、卫恒等几十位名士对竹简进行整理、释读，共整理出十万多字，编辑成书。因其出自汲郡古墓，故称为《汲冢书》，也称《竹书纪年》。汲冢原书比《史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二百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唯一逃过秦始皇焚书浩劫而留存下来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从夏朝开始的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的发现，在历史学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使历史学脱离儒家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其真正的意义不在这里，在于其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儒家经典中所记录的截然不同，而这些不同点惊世骇俗，严重震撼了当时人的思想观念。
尧舜禅让、伊尹辅政、周召共和这些都是儒学体系里推崇备至的以仁以礼治国，恪守君臣之道的典范，但在《竹书纪年》里，这些事情全部被颠覆。没有尧舜禅让，舜是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武力夺取了政权。没有伊尹辅政，伊尹放逐太甲，两年后太甲逃出，杀伊尹，夺回王位。没有周召共和，是共国的伯，名叫和，摄行君位，故称共和行政。这些骇人听闻的记载完全推翻了儒家的史学观，并使依附在这些史学观上的思想观念受到质疑，儒学基础开始动摇。
如果当时学者以《竹书纪年》为依据，对儒学进行检讨，开展一场大争鸣大辩论，儒家学说是否还能统治禁锢中国思想界数千年呢？没有了儒学一家独大的统治和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是不是会更理性更开放呢？如果出现理性、多元的思想，中国历史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竹书纪年》出土整理后，对当时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掀起了一股修史热潮，单就晋国历史，就出现了《汉晋春秋》《晋阳秋》《晋纪》等编年体史书，完全忽略了《竹书纪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冲击。晋国人还没来得及对《竹书纪年》进行深入研究，永嘉之乱中《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只剩下文字版本，初释本、考正本传世。更为不幸的是这些文字版本到宋朝时再次亡佚，真实的《竹书纪年》再也无法看见。今天看到的都是后代学者在各类史籍中四处寻找出来的佚文，其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
清著名学者朱右曾著有《汲冢纪年存真》，在该书序言中暗示《竹书纪年》亡佚于宋代是宋代学者有意为之，他认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朱右曾这段话中指出了一个表面现象，文人学者不研究《竹书纪年》，是因为其中所记和司马迁《史记》所记以及汉代以来的儒学经典传授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出现相对于儒学来说的异端邪说。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真相他没有说，清代文字狱盛行，他知道了也不敢说，就是这些异端邪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颠覆，而一旦帝王赖以统治国家臣民的思想基础遭到颠覆的话，统治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历代学者都只能局限在对《竹书纪年》的史学意义上进行研究，不敢对其思想意义进行研究，悲剧所在，宿命如此。上苍给了古人一个思想解放的机会，而古人没有接受，或者说不能、不敢接受，只能在儒学的统治和禁锢中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