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时代》

《应物兄》乃是1980年代迄今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及新历史主义诸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融通汇聚之作。因是之故,返归“五四”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语境之中,重新处理其遗留问题,即属《应物兄》思想要义之一。

故此文化思想之核心问题即在张志扬的如下反思之中:“在如此长达一百七十年的‘救亡—启蒙’过程中,中国人尤其是有发言权的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必然是:救亡需要‘科学’(社会革命·生产力),启蒙需要‘民主’(国家革命·政治体制),因而归根结底‘救亡—启蒙’就是把中国从传统中拔出来转向西方道路指示的‘现代性’。”置身家国民族贞元之会,绝续之交,“不转向,中国亡;转向,中国同样亡,即同化尾随于西方——名存实亡”。因为由上述思想理路所开显之文化观念中,中国等于“传统、特殊、民族性”;西方等于“现代、普遍、世界性”。在此观念所确立之思想和文化秩序中,中国文化似乎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先进性”,属需要“革新”的对象。

常道不可变,但是表现道的方式却可以随宜变通。孔子早就说过“无可无不可”,孟子也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都表示儒家讲求因时制宜,并不是固执不通的。孔子还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因,是因袭承续,好的东西理当继承下来。损是把原来有的现在已成为多余的成分,加以减损。益,是原来没有的,现在发现需要它,于是便增加上去。因、损、益,再加上革命的革字,就成为“因革损益”。有了因革损益这一个“变应”之道,儒家就具备了“守常”以“达变”的思想和智慧,而可以“日新又新”,以得“时中”。而时中的“中”,乃是不变之“常道”。“时”则为“应变的原则”。毋庸讳言,“变化以求新”,乃百年来中国文化史之核心状态,但持续百年的“求新”之举却未能真正开出文化之新境。一当西方现代性观念自身面临无法缓解之内在矛盾之时,效法甚至尾随此一观念之中国文化必然需要承担相同的问题。如上所述,百年来文化之求新与变之所以挫折不断、困难重重,根本原因即在于“一味地着眼于‘应变’,而却疏忽了‘守常’”,即未能遵循因革损益之道,使民族文化失其本根,又如何不会面对“本根剥丧,神气彷惶”之境。“返本”以“开新”所因循之思想核心因之在蔡仁厚下述联句之中:

返本以开新,故能永续慧命,显其刚健;

守常以应变,乃可随顺事机,得其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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