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时代》

《应物兄》乃是1980年代迄今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及新历史主义诸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融通汇聚之作。因是之故，返归“五四”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语境之中，重新处理其遗留问题，即属《应物兄》思想要义之一。

故此文化思想之核心问题即在张志扬的如下反思之中：“在如此长达一百七十年的‘救亡—启蒙’过程中，中国人尤其是有发言权的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必然是：救亡需要‘科学’(社会革命·生产力)，启蒙需要‘民主’(国家革命·政治体制)，因而归根结底‘救亡—启蒙’就是把中国从传统中拔出来转向西方道路指示的‘现代性’。”置身家国民族贞元之会，绝续之交，“不转向，中国亡；转向，中国同样亡，即同化尾随于西方——名存实亡”。因为由上述思想理路所开显之文化观念中，中国等于“传统、特殊、民族性”；西方等于“现代、普遍、世界性”。在此观念所确立之思想和文化秩序中，中国文化似乎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先进性”，属需要“革新”的对象。

常道不可变，但是表现道的方式却可以随宜变通。孔子早就说过“无可无不可”，孟子也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都表示儒家讲求因时制宜，并不是固执不通的。孔子还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因，是因袭承续，好的东西理当继承下来。损是把原来有的现在已成为多余的成分，加以减损。益，是原来没有的，现在发现需要它，于是便增加上去。因、损、益，再加上革命的革字，就成为“因革损益”。有了因革损益这一个“变应”之道，儒家就具备了“守常”以“达变”的思想和智慧，而可以“日新又新”，以得“时中”。而时中的“中”，乃是不变之“常道”。“时”则为“应变的原则”。毋庸讳言，“变化以求新”，乃百年来中国文化史之核心状态，但持续百年的“求新”之举却未能真正开出文化之新境。一当西方现代性观念自身面临无法缓解之内在矛盾之时，效法甚至尾随此一观念之中国文化必然需要承担相同的问题。如上所述，百年来文化之求新与变之所以挫折不断、困难重重，根本原因即在于“一味地着眼于‘应变’，而却疏忽了‘守常’”，即未能遵循因革损益之道，使民族文化失其本根，又如何不会面对“本根剥丧，神气彷惶”之境。“返本”以“开新”所因循之思想核心因之在蔡仁厚下述联句之中：

返本以开新，故能永续慧命，显其刚健；

守常以应变，乃可随顺事机，得其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