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人物代表作的样子:读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
天才人物代表作的样子
——读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
第一次听到赫伯特·西蒙的大名，是很晚的事情。因为好奇，阅读复杂性科学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文献，在学习一些简单编程的学习小组上，听到朋友说起有人在组织拜访一些跟西蒙有过接触的老先生，让他们讲一讲自己与西蒙进而中国与西蒙的过往经历。以此来纪念西蒙在人工智能和管理学领域的贡献。据说还会组织一些青年学者对西蒙的思想做评论和介绍。好奇的翻了一下西蒙同学的简介，惊为天人，简直是天才的典范，诺奖、图灵奖、甚至还有心理学的重要奖项。
对他的纪念，这是大事。不光因为人工智能如今很火，更是因为人类真的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人的社会组织。科学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介入生活各个方面之后，人的自我认识问题。若要循其本，西蒙是绕不开的。
西蒙的学术生涯起步阶段有段轶事，后来成了学术佳话。西蒙书还念完就去了其他学校参加研究工作，念书的学校不但没有阻拦，还尽量给提供条件，这很难得。如今跳槽的学者越来越多，西蒙的佳话就被用来引用以便把原来的高校抬到道德制高点上，你要是搞那么一下，就小家子气了。你不搞把，那学者拿了你学校的科研启动经费，没干一两年拍拍屁股去拿别家的科研启动经费了，哑巴亏是吃定了。
芝加哥大学对西蒙的宽容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看作是培养人才的佳话，就像当年清华国学院聘请陈寅恪先生，北大聘请梁漱溟先生那样。但只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件事就会发现，这种事情能成为佳话是有着相当苛刻的条件要求的：
首先，它需要一大批把学术事业作为志业的顶级教授，他们珍视学术作为天下公器的尊严，因此，他们不会嫉妒后起之秀，不需要通过卡要后来者上升通道的方式来找存在感，也不会滥用这种更少受控更少程序的形式为了巴结谁，或者还人情，又或者自己的孩子去行便利。这样的一群人，是可遇不可求的。
进而，假如换作另外一个地方，当我们不能保证有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那或许正常的程序，或者看上去对天才是种束缚的程序，才是相对来说更为公平的程序。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天才就一定是各种什么二代，如果他们没有资源，又缺少一个有自我约束能力的教授共同体，那，可能能够出头的天才会更少。
第三，那个要这样的待遇的人到底是不是个为了学术而奋斗的天才，这很难说。万一是个四处搂钱的小丑，那还是制度多一些好。学术，天下公器，真成了别人搂钱的场所。
所以，在这样的佳话里，西蒙实际上不只是西蒙一个人。想要这样的佳话，也不是一两处改变能实现的，它就像是西蒙此后的研究那样，是系统的，是复杂性的，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投入巨大的热情的。
说到《管理行为》这本书上来，西蒙与此前的管理理论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出发点不同。传统的管理理念无论差别有多大，都是通过一种理想状态去命令群体中的个人去遵照执行。个体是作为螺丝钉存在的，是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被要求以某个性质出现，以便适应总体向某个理想状态去运转。而西蒙的出发点是首先将人问题化，人肯定不是一个任由你摆布的木偶，也不是任由你涂画的白板，管理理论中的群体中的人，是一种有先在个体自觉意识的人，是需要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单纯的被命令的对象。你不能只是考虑“效率”的问题，你还要考虑“满意”的问题，甚至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满意”的问题。
关于以“效率”或者“满意”为出发点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或许可以在法学领域的一个状况作为例证来看待：新世纪初的几年，法经济学大行其道，任何的法律制度设置，司法运行程序都要被拿来在交易成本面前接受评价。但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现象，存在着大量从交易成本进而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并不“合理”的情况。尽管仍旧有法经济学的学者在尝试尽可能的解释这些情况，成功的利益却并不多。说到底，法律并不是生意，起码不仅仅是考虑成本收益，司法程序运行也不是机器处理材料，而是作为一个第三方解决纠纷机制来为具体的人形成的具体的事定纷止争。成本里只有原子化的，脸谱化的永远不变的去做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的数目字，这显然不行。价值判断本身，就不是单纯的依赖成本核算，也并不是永远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即便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会是语境式的复杂形式。
《管理行为》中另一对重要的概念是政治和行政管理，到底能否脱开政治只谈行政管理？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角度来考虑。
从具体目的的实现，机构运行的效率角度说，可以脱开政治谈行政管理。而从我们应该去追求什么样的具体目的这一点上，则不能脱开政治只谈行政管理。
如果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视角来对政治和行政管理做粗略的划分的话，行政管理中事实判断的比重一定是会大于价值判断的，因为行政管理必须追求事实层面的有效性，进而高效性。而政治中价值判断的比重则一定是会大于事实判断的，因为政治追求的是西蒙所说的满意。反过来说，在事实判断的层面，行政管理是有逻辑优先的。而在价值判断的层面，政治是有逻辑优先的。
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学者瓦尔多对西蒙的这种将政治与行政管理区分来分析的方法并不赞同。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从方法论的视角，有没有可能将事实判断从混合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复杂事件中加以区分，进而加以分析的。瓦尔多认为事实判断的事实本身的选择和审视中就已经存在着价值判断了，也就是说构成事实判断的要素中就存在价值判断这一项，没有可能单独的拿出一种被剔除掉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而西蒙认为是能够在分析的过程中对两者加以划界以便更为清晰的做出决策的。
一个在多领域有着重量级贡献的天才，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能想到的，它需要有对某个领域根本问题的新的阐释，对某个领域的思想前提的拓展或转变，举个例子，那就是《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