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刘明 | 王伯祥先生捐赠文学所的古籍珍藏
王伯祥先生捐赠文学所的古籍珍藏
高军 刘明
【内容提要】王伯祥先生是文学所古代室“三老”之一，是永远令人怀念和尊敬的前辈学人。值先生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之际，回顾先生从事编辑工作、治学特别是藏书的经历，还原先生逝后古籍珍藏捐赠文学所的相关细节，介绍所捐古籍的整理、编目和清点核实情况，同时简要例举藏书中的趣闻及其与治学的关系，感受到的是一位淡泊名利、爱书如命而又对传统学术饱含深情的文化老人形象。
【关键词】王伯祥 古籍珍藏 文学所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所长郑振铎便关心和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工作，也集聚了一批懂书、爱书和护书的优秀学人，王伯祥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王伯祥先生不仅将自己的学术晚年奉献给文学研究所，逝世之后又通过家人将自己毕生辛勤购访的藏书捐献给文学所，丰富馆藏，沾溉学术，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前辈学者。
值先生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之际，回顾先生的学术事业和藏书生涯，我们感悟到的是一位淡泊名利、终生与书为伴的旧式文人形象，也是一位矢志不渝，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整理与研究的学者形象。特别是伯祥先生捐献的藏书，其潜德幽光将会长久地镌刻在一代代文学所人的心中。
伯祥先生一生嗜书如命，读书如痴，自称“南北播迁，均以书自随”，叶圣陶先生也称伯祥先生聚书“如鹊运枝，如燕衔泥”。唐弢先生曾这样评价伯祥先生：“遍读典籍，娴熟掌故，搜藏笔记说部极为丰富。”先生汲汲于藏书和读书的形象跃然眼前，注重藏书的实用性，为读书和用书而藏书是其鲜明的特点。叶圣陶《西谛书话序》即称：“伯祥不太讲究版本，他找的是对研究文史有实用价值的书。”伯祥先生的笔下也曾记录藏书尽毁之后的无奈和痛心，“一·二八”的炮火使得他的藏书“举化寒烟”，但“一日未尝忘书”，节衣缩食，仍以实用为选购藏书的标准，又继续自己心爱的藏书事业。购买到第一部线装古籍《经籍籑诂》，先生难掩心中的喜悦，在此书封面的题跋里写道：“其为经籍复臻，渐恢旧观之兆乎？”苦心孤诣，聚沙成塔，终又为可观之藏。1950年，伯祥先生举家来京定居，平生购置藏书装为十八个大木箱，居京期间直至逝世，藏书之念未曾不挂怀于心，真的是不惜一生化作老蠹鱼。
伯祥先生不仅藏书，还编书和写书，有着强烈的文化担当和爱国情怀。1922年始，先生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辑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等，便是将文化化身千万、泽被大众的文化担当意识的体现。其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又撰写了《中日战争》一书，以激发国人的挽救危亡、救国图存之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1933年开始进入开明书店，编写国文教科书，编印《二十五史补编》等，也是在践行开启民智、普及文化的道义。伯祥先生在长年的藏书和编辑生涯里，积淀了学问，铸就了品格，形成了一种“博观而约收，取精而用宏”（伯祥先生《旧学辨》之语）的学术风范。
伯祥先生与文学研究所有着“注定”的缘分。民国年间和他交往的郑振铎、俞平伯等人都是日后的同事，特别是郑振铎，可谓一生中“交谊始终不凡者”，而称郑振铎为“铎兄”。在开明书店期间，则出版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同样是日后的同事。伯祥先生来京之初供职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秘书长，在1952年则从挚友郑振铎那里接受了文学所研究员的邀聘。《王伯祥日记》这样写道：“夜饭后谈北大文学研究所拟邀余参加研究工作，亦谈及具体情形，余乐为接受。”时在10月18日。同月29日的日记也写道：“与俞平伯谈文学研究所筹备情形，并选择《史记》作为研究课题。”11月9日则写：到北大临湖轩参加文学研究所筹备会，认定参加中国古典文学组及中国文学史组，研究对象为《史记》。12月12日从郑振铎手中接到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聘书，正式加入了文学研究所，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也开始了围绕研究课题来进行选书和藏书的生涯。建国之后，特别是伯祥先生任职文学所以来，其藏书有着明显的为研究而购书的特点，即更加注重藏书与用书相结合。
据孙玉蓉《王伯祥藏书捐赠记》称，这时候伯祥先生的藏书“成为学者们的公共资源”，叶圣陶每次造访，总要借回一大包书，定期再来换取。唐弢也多次为请教一些典故的出处，而拜访伯祥先生，显然着眼的仍是先生丰富的藏书资源。先生的藏书犹如闪烁光芒的私家藏书楼，又是可以提供学者查检、阅读和研究之需的“公共”图书馆，人书德泽相映，相得益彰。
1975年12月30日，伯祥先生去世，留下“书籍希勿分散，赠与公家，供需用者之用”的遗愿，凝聚着先生毕生心血的藏书，其归宿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也得到了老友俞平伯和叶圣陶等人的关注。1976年1月9日，先生子女专程到叶老家里，请教伯祥先生藏书的处理办法，叶老当面建议“拟探问文学研究所能否收受”，并决定次日带着先生子女一起赴所，与当时所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唐弢先生商谈此事。不料次日通知叶老到八宝山参加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先生子女自行至所，与唐弢商谈藏书捐赠事宜，并有了初步的结果，文学所愿意接受伯祥先生的藏书。应该说这其中，叶圣陶和俞平伯的沟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学所最终决定接受伯祥先生的藏书捐赠。13日叶圣陶给俞平伯的信，这样写道：“伯翁所遗书籍，经与唐弢商谈，文学所决定接受王家之捐赠。伯翁向有此意，其书必归公家，今赠与生时服务之文研所，实至得当。”次日，俞平伯先生复信叶老，提到将伯祥先生捐书给予专室收藏的设想，称：“容翁藏书捐献，极善。文学所接受后，能辟一室展览尤为理想，却恐其无闲房耳。”当时所里办公用房很是紧张，确实一时难以专辟藏书室予以庋藏展览。16日，叶老又复信称：“文研所亦曾允为伯翁之书辟一室，惟言今尚未能，期之他日。所中于此事甚见优异，伯翁诸子女咸深感激。”先生子女们采纳叶圣陶先生的建议，同意将藏书捐献文学所，供开架查阅，继续发挥藏书的价值，这也最合乎伯祥先生的心愿。19日，俞平伯先生复信叶老，称：“容翁遗书'得所’，弥冀他日辟室陈列，能陪兄前往敬瞻，一申哀思，不殊重过黄公酒垆矣。”可见伯祥先生与两位老友之间的厚笃友情，历久弥深，藏书成为遥致哀思的最好寄托。
先生藏书遂由其子王润华和王湜华集中整理，做好捐赠的准备工作。25日，叶老回信告诉俞平伯先生：“伯翁所遗书籍，近日方在整理，润、湜二君皆熟习书，为之自不难。”大致与此同时，文学所也决定奖励家属六千元现金，以表感谢，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21日，唐弢打电话给叶圣陶，告知藏书捐献的处理事宜，主要就是给予现金奖励的事。文学所的处理意见是，“将酌酬现款而不名为书值”，合情合理，又照顾到了读书人特别是家属的情面。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到王家，告知此意见，并嘱先生子女斟酌考虑，然后正式答复文学所。其间，伯祥先生之子王润华和王湜华经过两月的整理，顺利完成藏书捐赠任务，3月正式入藏文学研究所。27日，王湜华等到叶家，告诉叶老，藏书已经捐献给文学所，王润华签字并接受了所里的六千元现金奖励，这六千元聊表谢意，并非藏书估值代价。但经过商议，又觉得藏书既然是捐赠，就不应该再接受现金，想退还回文学所，故就此事向叶老商谈。叶老表态称：“试往退还自可，但未必竟能退还也。”31日，王湜华又来到叶家，告诉叶老到文学所退款未能如愿。这样，伯祥先生的毕生珍藏归宿文学所，老友叶圣陶和俞平伯关心藏书的诚挚之情得到了圆满的结果，先生子女的捐书事宜得到了最好的处理，文学所也因庋藏此批颇具声誉的学人专藏而闻名遐迩，积厚流光。
伯祥先生的藏书捐赠给文学所后，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专室庋藏。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部分藏书未能清点、编目和上架，整理藏书便是亟待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问题。至2000年11月，文学所图书馆向院馆提交《关于申请整理“王伯祥先生赠书”经费的报告》，称由于“文革”“下干校”等历史原因，赠书没能够及时得到清理、登记和编目，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申请经费，组织力量进行清理、分编和制函套。2001年4月，又以文学所图书馆整理古籍小组名义制定《关于整理“王伯祥先生赠书”工作细则》，着重针对线装古籍，提出沿用传统工作程序将赠书逐一造册登录，设计新的登录财产号，用刘国钧分类法进行分编。并专刻“王伯祥先生捐赠”印章一枚（如图所示，高军拍摄，下同），钤盖藏书之上，以示郑重和敬重之意，最终完成了伯祥先生赠书线装古籍部分的编目任务，在服务所科研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值此伯祥先生一百三十周年诞辰纪念之际，文学所图书馆郑重将此批捐赠古籍珍藏重新清点上架，按照初步的工作构想，接下来拟开展此部分线装古籍的清理核实和拍照存档任务。另外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揭示性的出版工作，策划王伯祥先生捐赠线装古籍图录，以使更多的人了解这部分珍贵的古籍藏书。
△ 专刻“王伯祥先生捐赠”印章一枚（高军拍摄）
伯祥先生捐赠古籍，除其中一种为清康熙刻本外，绝大多数为清末民国间的版本。其中部分古籍有伯祥先生的亲笔题记，使这批古籍增色不少，是研究伯祥先生生活情感、藏书理念和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名副其实的学人专藏。根据编目卡片所揭示的伯祥先生此批古籍珍藏，可以大致清楚先生的古籍收藏面貌，总体而言，四部兼收，注重实用性，古代的书目类著述为其中的大宗，俗文学类也有收藏。具体而言，诸如书目提要、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社会总论、医家、历史及地理、语言文字、文学总论、诗文词曲、剧本、民间文艺、楹联杂著、小说艺术等，应有尽有，可见读书之广，并不属意于做专题的藏书家。这种藏书结构，隐然与先生在《旧学辨》中所“框定”的“旧学”范围若合符契。伯祥先生在1975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前数日，昏然默度，但有两三事可追记”，其中“二是对中国旧学的范围亦有较成熟的概念：凡文字、训诂、历象、声韵、历代章制因革、地理沿变，以至学术流别、艺林掌故、图籍聚散、金石存佚、目录版本之属，均需浅涉藩篱，粗举要略，始能择一专精，左右逢源，即所谓积厚流光，触类旁通也。往日谈此者，约举之曰国故，侈言之曰国粹，固非所宜而茫然不肯深思者。概以其'旧’而鄙弃之，则不免病狂矣。每思作一《旧学辨》，以数陈之，力不逮也，今则已矣，姑留志于此。”叶圣陶在写给俞平伯的信中，曾称《旧学辨》“列举旧学所包之广，恐将令问津者却步”。的确，《旧学辨》所辨的“旧学”范围相当广泛，从文字训诂音韵到文辞歌赋诗词格律，从山川地理到资源物产，从历朝政治得失到历史人物评价，从典章制度因革到郡县建置演变，从姓氏名讳到地望爵谥，从学术宗教流派到文坛艺林掌故，从书籍聚散到钟鼎碑刻存佚，从治军救灾策略到畜牧种植工艺，从建筑营造到园林设计，从变文话本小说传奇到管弦乐曲舞蹈，从法书名画到金石篆刻，从目录版本到校勘编订，从鸟兽草木到食疗养生，等等，不一而足。此“旧学”范围，在所捐赠的古籍珍藏里有较为充分的体现，书如其人，学如其人，哲人其萎，而书却忠实地记录着伯祥先生有关传统学问的真知灼见。
这批珍藏不仅彰显伯祥先生的藏书面貌，以及辛勤聚书的艰辛，懂书爱书的赤诚；还是先生藏书与做学问用书紧密结合的生动案例，浸润着先生潜心学问的手泽。比如所藏清光绪点石斋石印本《四库全书总目》，书衣有先生题记，是1932年“一·二八”炮火致藏书焚毁之后购买的一部古籍。顺便一提的是，今天学界普遍使用的中华书局影印本《四库全书总目》，即由先生断句。该书的出版说明便郑重写道“本书由王伯祥先生断句”，只可惜了解的人不是很多。所藏民国铅印本《书目长编》，也是先生藏书遭劫后购买的一部古籍。书衣的题跋里写到他坐公共汽车到站下车：“甫履地，陡忆此书遗忘车上，亟扣门攀登”，所幸书没有遗失，“甫”“陡”“亟”三字传神地写出了他的爱书如命，其情其痴跃然纸上。所藏民国间中华书局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先生相当看重它的学术价值，这与学界对此书颇有贬抑之辞的意见相左，可谓独具慧眼。还藏有民国间国学扶轮社铅印本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版本，很有文物价值。此外还藏有清康熙刻本《唐律诗韵》，是先生所捐此批古籍珍藏里版刻时间最早的一种古籍，应该与他从事《唐诗选》的学术工作有关系。此外所藏的民国刻本《升庵长短句》、民国铅印本《大漠诗人集》和民国北平中国学院出版科铅印本《经典释文叙录疏证》等，都有先生的题记，很值得一读，可以看到先生的朋辈之谊、学术之好。题记里也记录了先生的个人生活点滴，如所藏民国间有正书局铅印本《酒令全篇》，题记就谈到了如何饮酒的问题，即“恶轰饮，惟耽缓酌”，反映出先生的生活情趣。
在伯祥先生藏书与治学相辅相成方面，如所藏民国间石印本《唐才子传》，和《唐律诗韵》一样，应该都是先生从事《唐诗选》工作时的参考用书。所藏清光绪上海益智书局石印本《资治通鉴补正》，有伯祥先生的朱笔点读断句和蝇头小楷的批注，可以感受到先生甘坐冷板凳、没有功利心的追求，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学术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后辈青年学人继承这种学术品质。所藏清光绪刻本《古香斋鉴赏袖珍史记》，则是先生从事《史记选》工作时的参考用书。《史记选》奠定了先生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一部流芳百世的经典选本。站在当下，观瞻这批珍贵的古籍藏书，除了感念伯祥先生对文学所藏书建设的德泽之外，还应该思考作为新时期的青年学人，该如何更好地开展文史学术研究。毫无疑问，了解文学所的前辈学人的治学传统，自觉继承，发扬光大，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 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高军拍摄）
文学所图书馆以能够有机缘收藏伯祥先生的藏书为幸事！也正是由于包括伯祥先生在内的所里老一辈学人的呵护和支持，文学所图书馆的藏书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并被评为全国首批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在公布的首批名单里研究所性质的图书馆仅此一家。吃水不忘挖井人，兹以纪念先生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为契机，进一步将这批藏书守护好，充分发挥其服务科研的学术价值，这也是我们晚辈后生对伯祥先生最好的一种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