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音乐人生

对酒当歌 横槊赋诗

曹操的音乐人生

　　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其对音乐之贡献，亦不容小觑，中国古代重要乐种清商乐，便创始于曹操。

　　清商乐兴起于曹魏时期，上承汉代相和歌之传统，下启隋唐燕乐之先声，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的建安文人团体，不仅促成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转型，更让清商乐声名鹊起。

　　曹植言乃父“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武帝诔》），《曹操集》所收诗歌20余首，皆为乐府歌辞。汉乐府曲辞大多采自民间，格调不高。曹操对音乐有着强烈喜好，其夫人卞氏本是卖唱的歌女，故“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聆赏民歌时调。就在弥留之际，曹操还留下遗令，要求将生前所用的歌伎乐队全部安置到铜雀台，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还要拉出来热热闹闹地演奏一番，让自己在九泉之下也能欣赏到人世间美妙的音乐，对音乐的挚爱可谓至死不渝。

　　曹操于戎马倥偬之际，不废吟咏，“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他填写的乐府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薤露行》等在当时就众口相传，风靡一时。

　　作为鲁迅笔下“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在乐府歌诗的创作中，不蹈袭前人成法，不断追求新变。曹操创作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同时，又融入其求贤若渴、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给这首古曲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与意境，遂成千古名篇。《蒿里行》《薤露行》，古辞皆为丧歌，而在曹操笔下则成为描写东汉末年董卓暴行和军阀混战的叙事歌曲，“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步出夏门行》为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原是感叹人生无常，追寻求仙得道，被曹操改造成《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龟虽寿》等四首抒怀咏志的不朽乐章，“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言其“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

　　魏文帝曹丕对音乐的爱好不让乃父，游宴赏乐、选色征声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源泉，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写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其弟曹植也记载曹丕宴饮时歌乐并举的情形，“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曹丕的《燕歌行》被视为我国七言歌诗之嚆矢，诗中更是明确提到“援瑟鸣弦发清商”，足见清商乐在当时已是家弦户诵。

　　曹植更有“才高八斗”之誉，精通音乐，以“古曲多谬误”“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改编成流传至今的《鼙舞歌》五首。曹植还被尊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一次他在东阿县鱼山游玩，“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激发其创作灵感，“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梵声显世，始于此焉”（《法苑珠林·呗赞篇》），这便是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鱼山梵呗。

　　由于统治者的特殊喜好，曹魏在中央机构中专门设立了清商署，曹操平定河北迁都邺城后，起铜雀台，纵情歌舞声色，“乐终古而未央”。

　　曹操不但雅好乐府民歌，对宫廷雅乐也加以保存与恢复。雅乐在“汉末大乱，众乐沦缺”的困境中，更以历年兵燹不止，其恢复与重建自然困难重重。曹操平定荆州后，喜获乐人杜夔。杜夔“以知音为雅乐郎”，精通音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只是不擅长歌舞表演。曹操任命杜夔为军谋祭酒。经过曹操等人的不懈努力，曹丕即位后不久，雅乐已具备相当规模，一时间真是“思宏古人，咸与更始”，杜夔也由此升任太乐令、协律都尉。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在洛阳病逝。曹操对汉乐府的改造，拓宽了乐府音乐的创作领域与艺术表现力，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对清商乐的形成乃至中国音乐史的走向，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历经1800年的岁月流转，依然熠熠生辉。

　　黄敏学（摘自《光明日报》）

　　上图为曹操雕像（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