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案浅谈“程序性违法的量刑补偿”

（2015年🉐️一张老照片）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作为违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手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实践效果。对此，研究者多将其归因于外在的体制因素。但是，也必须承认，在适用上，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全有抑或全无”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者诉诸该项制裁手段的积极性。在各国司法实践中，为弥补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代表的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内在缺陷，对于不甚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更倾向于将从轻量刑作为程序性违法的救济方式。这一替代性救济方式允许裁判者根据个案违法情形灵活调整救济的幅度，从而有效缓解了“程序性制裁成本过高”的心理压力。因而，从轻量刑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司法实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从轻量刑不仅能够实现救济体系的“梯级化”，而且有助于提高法官诉诸程序性制裁的积极性，激发被告人寻求程序保护的动力。在理论上，从轻量刑的司法实践体现的是一种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量刑补偿机制。这一机制在法理基础、功能主义、刑罚效果三个维度上均具有正当性，存在进一步进行制度化建构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吴宏耀  赵常成

本篇将着重谈一谈程序性违法的量刑补偿🉐️个案体现，也许是实务中的一种典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