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造是古玩业历来如影随形的业态，也是古玩业富有挑战性的拦路虎。主要有极仿、高仿、中仿、低仿、地摊货和垃圾货之分。仿古瓷，即仿其釉彩、仿其器型、仿其纹饰或兼而有之，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工艺现象。不论在民间还是在官方都大量存在，因而仿古瓷存世很多。它主要萌芽于两宋，形成于元代，成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前期，衰落于清代后期。如《中国古代瓷器基础知识》仿古瓷条目中说：“后期模仿前朝的名瓷品种而烧造出来的瓷器，称为仿古瓷。仿古之风，早在宋代就很流行，当时已出现了大量仿制商周青铜器，同时一些地方瓷窑也不乏刻意仿古者。”另如《中国古代瓷器鉴赏辞典》仿古瓷条目中说，仿古瓷即“仿占代或后期前朝青铜器、陶器、瓷器、漆器而烧制的瓷器，仿古瓷宋代已盛行……”其实，中国古代仿古瓷指的就是那种在中国古代瓷器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的瓷器里出现模仿这个时期以前瓷器工艺的制品。唐、宋、明、清时期哪种瓷器传世稀少，价格一定昂贵，直至今天亦如此。历代收藏家以及文化墨客在研究、欣赏陶瓷之余，留下了不少笔记，这对仿古瓷的出现也起了一定作用。如明代笔记中记载神宗御案上的一对成化斗彩鸡杯，当时值钱十万。此记载文字虽简单，但却现出了仿成化斗彩鸡杯的事实。明代文献记载有沈德符的《敝帚轩剩语》、王世贞的《觚不觚录》、张应文的《清秘藏》、谢肇涮的《五杂俎》、田艺蘅的《留留青》等。清代文献中也有许多记载，埘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嘉靖等时期的瓷器都有评价。这些评论对仿古文物影响很大，出现了仿永乐、宣德、成化各朝代的作品，数量很多，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类仿品。宋徽宗以及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雍止、乾隆皇帝对文物非常喜爱，上行下效，形成风气。为迎合这种风气，大量仿造铜器，瓷器也不例外，五大名窑的作品有很多器形是仿汉代器物的。这样就使瓷器这种工艺由原来一般的工艺品上升为高级玩赏品。特别是明清时的几位皇帝对瓷器生产尤为重视，更使瓷器的玩赏性得到加强。而仿占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古代名窑瓷器可以在今天再现”的玩味中生产出来的。由于这些国家对上述陶瓷的特殊爱好，加之传世瓷器数量有限，故投其所好，大量仿制。英国20世纪30年代出版两大本《康熙素三彩图录》，其中有黄地、绿地、紫地、黑地素三彩大瓶，5件一套的很多，这种5件一套的大瓶，康熙时期本来没有，是民国时为迎合英国需要而大量烧制的。珐花、郎窑红(法国称牛血红)的仿品也很多，也是民国时仿制的，其仿品在国外很多博物馆都有。日本喜欢宋代磁州窑的产品，从20世纪前半期开始大量收购，直至今日，其收藏的磁州窑精品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仿磁州窑的作品。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仿古瓷的生产提供了如下条件：首先是逐利的需求，刺激了民窑的迅速发展，提高了民窑的制瓷工艺水平，形成了“官民竞世”的局面，使仿古瓷的制作得以顺利完成；其次是官窑、御窑厂的设立，使仿古瓷得以在分工细密、专业化程度较强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仿古瓷得以逼真、精良；三是市场的形成，使仿古瓷得以成为商品，汇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从而刺激了制瓷工匠制作仿占瓷的积极性。一是源于对某些古陶瓷的爱慕，因真品太少或不易得到而仿造。只要把握这两条原则，反复比较，自可识其真伪。
另一类制作仿品就是为了盈利。自元、明以至于近现代，许多人雅好古名窑瓷器，不惜花重金刻意搜求。于是一些好利之徒，便集名匠高手作伪仿造，或名家自行仿造。窑口中的瓷器越有名，仿品就越多见，市场的需求量就越大。唐三彩、耀州窑、定窑、钧窑、龙泉窑、宋元景德镇青白瓷，元、明青花，明、清官窑彩瓷，康、雍、乾青花，吉州窑褐瓷，陶瓷作伪不同于陶瓷仿古，二者在方法上和目的上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作伪也需仿古，但因为作伪是以次充好、以粗充精，目的是为了骗人钱财，所以其常为人们所不耻。中国仿古瓷器的方法包括：仿器物、仿造型、仿釉彩、仿纹饰、仿款识五个方面。这种摹仿，不仅要摹仿型、釉、纹饰、款几个因素的单纯效果，而且摹仿它们之间的协调效应，即器物整体的综合神气，以使仿器完全达到逼真。仿器物是仿古瓷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仿制对象一般是中国古代瓷器中那些久负盛名的制品。如宋代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的制品、明代永乐和宣德时的青花瓷器、明代成化时期的斗彩瓷器等。这些名窑瓷器由于多是历史上供应给皇家宫廷使用的制品，因而原料精良、技术优秀、制作考究，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高超技术的经典之作，历来受到皇家和民问的青睐。因此，后世宫廷竭力仿制这些制品，不仅要炫耀本时期制瓷水平的高超，而且借仿占再现自我玩味，反映出在精神生活中的风雅趣味。在民间，仿制者借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品民烧、官窑体制松弛之机，也仿制历史上的名窑瓷器，借以迷惑世人、牟取私利。流传至今的古代仿制名窑瓷器的制品，官窑和民窑的器物都可以见到，正反映出这种历史现象。造型是瓷器构成的重要因素，它是胎体性能的体现者，又是釉彩工艺施展的舞台。但是，由于中国仿造型制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所以长期以来真正被确认者很少。因为中国古代瓷器中许多造型都是世代相袭，延续久长，要在这些造型中找出仿造型的器物很难。因此，仿古瓷一般都是仿制那种在历史上较为独特的、罕见的、不具有延续特征的制品。如：唐代的串铃盒是当时较为独特的制品，唐以后甚为罕见，所以，嘉靖青花串铃盒必是对唐代串铃盒造型的一种模仿。釉彩是瓷器的外部装饰，它与瓷器的造型相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由于造型一经形成，往往与器物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因此便成为固定模式，使仿制者不能回避；而釉彩则可以选择任何一件器物来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正是由于这一因素，中国古代仿古瓷中才出现了那种在具有本朝造型风格的器物上施以前朝瓷器上的特定釉饰的现象。如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等瓷器不以造型取胜，而以釉饰见长，明清时期仰慕之，则在具有本时代造型风格的器物上施以宋汝釉、官釉和哥釉。这类仿古瓷的特点与前述仿造型器物的特点相近，主要表现为制品数量较少，仿制特征不甚鲜明，但确有存在。如晚清烧制的青花红彩海马奔浪碗上的纹饰，就是模仿明万历青花海马奔浪碗上的纹饰而成的。这种仿古瓷指单纯的仿款识制品，并不包括那种仿器物全貌而同时仿款识的制品。如清代康熙瓷器中的许多制品，原本面貌属康熙瓷器风格的制品，但由于器底仿写或随意书写明代宣德年款、成化年款、嘉靖年款等，反映出对明代名窑瓷器的仰慕。但由于所书款识的内容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使不熟悉中国古代瓷器的人误以为这些器物是明代制品，因此仍被包括在此项之中。其实仿造的，不仅仅是仿古瓷，仿古青铜器、仿古玉器、仿古书画、仿古纺织品等仿古工艺，一直都是行业人士不断探寻和研究的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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