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其人如啖蔗(七)
四、“心想其人如啖蔗”之人象相分
“人从宋后少名桧”,诚然,我们发现诗歌范畴内,一些典型的人与典型的象,往往会呈现得难分难解。本章以上三个部分,强调了太多“人”与“象”的关联与对应。虽然《松颜诗话》也明确,这些关联与对应其实是减法之下的“人”与减法之下的“象”的关联与对应(即“人”的某个特征和“象”的某个特征的对应),但是估计还是难免会导向于对“人”的把握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当然不是《松颜诗话》的意愿,所以最后谈一下“人象相分”。
“人象相分”,是力图全面整体地分析看待作品的“人”和“象”,旨在尽量让立体的“人”和立体的“象”不再是以单一的角度展现出来。且以陶渊明为例:
菊之五柳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五柳先生陶渊明是“菊”自无异议,但是他是一朵什么样的“菊”却是值得思考的。“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意义了的“象”,往往意味“君子”,宋周敦颐《爱莲说》言“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这段话进一步把陶渊明的“君子之菊”的形象局限到了“隐逸之菊”。于是
,谈到陶渊明及其田园诗歌,往往是向着“孤高、恬淡、潇洒、绝俗”方向发展。且不言“山水诗”与“田园诗”在唐之前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认真考察陶渊明的相关年表,我们便能发现很多问题:
(一)首次出任州祭酒。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29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作官,关于这一次做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有极为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二)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直到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次年因母丧辞职回家。
(三)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陶渊明40岁了又离家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他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但是不久就辞职隐居。
(四)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任江州刺史、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但是不久随着刘敬宣上表辞职,陶渊明也离职。
(五)第五次出仕为彭泽令。同年秋天(公元405年),陶渊明经介绍,又作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晋书·陶潜传》)遂授印去职。
通过以上,我们思考:
其一,陶渊明反反复复隐居、出仕10多年,并非从来就想隐居。
其二,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谢安、殷浩为代表,引领了一种“以退为进”的“假隐”潮流。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唐代,诗仙李白都还在沿用,陶渊明是否受其影响,亦未可知。(本文没有下断言,陶渊明是否假隐。)
其三,陶渊明是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五百斗呢?五千斗呢?靖节先生未言),并非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后人一厢情愿地理解陶渊明为“高风亮节不欲做官而一心归隐”,那是不客观的。
其四,陶渊明除了寻常可见的《归园田居》、《饮酒》等等潇洒冲淡之作外,尚有我们不常见的一些较为沉重的诗歌。比如说《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再如《咏贫士·其七》:
“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等等。
上面四点思考,不是为了把所谓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扭转成为负面形象,只是为了尽可能地展示一下他的另外一些真实侧面,以求真实的立体化其人其象。苏轼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一个“真”字方才道尽陶渊明之“三味”。古代的诗人墨客也是七情六欲的真性真情,陶渊明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是天性就是隐逸的,就是厌世的。就算不得已隐了,也还得为油盐柴米所困窘。读其诗,不可只读其“采菊东篱下”的恬淡,也当思其“叩门拙言辞”的尴尬。“人”立体了,“象”立体了,我们后人借鉴于前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态度,才会多些理智多些现实。
历史是人的历史,诗歌是人的诗歌,品味诗歌的无穷的意象,“人”是核心,故有“无人无象”;从造字的“近取诸身”到古典诗歌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古人在表达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时候,常常依据于自身的主观情感,对客观外物采取主观的“减法”,求得一种外物与自身达到协调的“天人合一”,故有“因人现象”乃至“因象现人”;入乎其内,还需出乎其外,力图全方位把握“减法”之前的“人”和“象”,故有“人象相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