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避暑山庄文津阁藏《古今图书集成》找到了！
我去年专门去了一趟承德，知道（图书馆）有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大概不到三分之二，我怀疑那套是原来文津阁那套。结果到那儿一看，没有任何文津阁印记，不是，是另一部。到现在（文津阁）这一部还是找不到，所以这书的事儿就是麻烦。
这部书到底去哪儿了呢？，这是一大套书呀，私藏不可能，公藏肯定也知道了。我心里怀疑（这部书）不在国内了，怀疑是被日本人给弄走了，我的怀疑没根据，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2.
2019年11月8日，南京博物院举办了“读万卷——清代内府刻书珍藏” ，人们苦苦寻找的文津阁藏《古今图书集成》静静的在这里展出。
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文化景观。贯穿十八世纪的“康乾盛世”也是“修书盛世”。天下儒臣汇聚于宫中，编纂书籍万余种，印行近千种。以武英殿修书处所刻“殿本”为核心的内府刻书，校勘精审、纸墨上乘、刻印精良、装潢典雅，集中国古代印刷术之大成，气象恢弘。南京博物院是海内外收藏清代内府刻书最多最精的机构之一。展览“读·万卷——清代内府刻书珍藏”汇聚了70多种1000余册院藏经典。
3.
李致忠先生的文章理顺了事情的经过，只是文章发表在2019年9月《文献》双月刊上，这样专业的刊物普通读者很难看到。
这篇文章写清了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四库全书》进京的过程，而《古今图书集成》失踪的原因。
事情的起因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前。
清宣统元年（1909）旧历三月三十日，学部“分年筹备事宜”中正式制定在 “京师开办图书馆”的规划。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即公历1909年9月9日，军机大臣兼领学部尚书张之洞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功败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将建馆专疏呈奏清廷：
请派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充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学部郎中杨熊祥为提调；且请敕礼部铸“学部图书之印”，尊藏钤用。同时在副片中请敕将内阁大库藏书、翰林院旧藏《永乐大典》、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国子监南学旧藏等拨交京师图书馆。
疏入当天，即奉旨依议施行，标志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正式成立。
也就是说，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此时身体已经不行了，临终前促成了京师图书馆的成立，10月4日，张之洞去世 。
4.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京师图书馆筹建工作也停止了。
1912年，京师图书馆划归教育部领属，1913年6月27日，教育部旧案重提，给热河都统姜桂题致函：
查本部接管前学部案卷 内，有奏请拨给文津阁避暑山庄藏书交京师图书馆一件，于前清宣统元年七 月具奏，当奉依议在案。现在京师图书馆已经开办，所有前项书籍，拟即派人 往取，谨先行函达。
8月12日，热河都统姜桂题电咨教育部，谓“俟派员到热后，自当将文津阁藏书一律点交运京，以符成案。其馀殿阁所藏书籍，则留存热河图书馆，以为纪念”。
接下来，姜桂题不等北京来人取，主动在1931年底主动派人把《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送北京去了。被内务府运往了文华殿。接下来就是教育部与内务部交涉了，之间就有了鲁迅先生的奔波。
1915年8月6日，教育部又致函内务部，指出：
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一部，照前清宣统元年七月奏案，应提交京师图书馆…… 刻下，京师图书馆业由本部指定房屋，并呈明大总统派定专员充任馆长，力策进行。是项《四库全书》为中国古今图籍之总汇，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自 应收藏，以宏沾溉。拟请即日移交本部，转发藏庋，藉符方案而惠艺林，实纫公谊。
在教育部的据理力争下，是年8月25日，内务部才复函教育部，同意将 《四库全书》归还教育部，并请教育部派员前来商定移交手续和日期。
教育部于8月30日通知内务部：“兹派佥事周树人、主事戴克让，于九月一日午后二时前赴贵部，商订一切手续，即希查照为荷。”
乙卯年（1915）9月1日 《鲁迅日记》所载“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与教育部所通知内务部者完全相符，证明将《四库全书》从内务部要回教育部的具 体交涉事宜，是鲁迅实际操办的，并且洽办成功。当时议定，从9月6日起，由 戴克让率京师图书馆三人会同古物陈列所一人共同清点交接。
经过一个月的有效工作，至10月7日，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具文呈报教育部：
统计是项书籍，凡二百五十六夹，六千一百四十四函。又目录二十函，架图四册， 另为一夹。内除第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七两函原庋藏《日讲诗经解义》，今系空函，业经双方查明签字外，均已一律点收完竣，陆续装运到馆。
这是文津阁藏《四库全书》进京后的曲折过程。而夏曾佑馆长所说的第三百三十六和三百三十七两个空函，老羊铲史写过这件事：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少了几本儿，是被韦小宝偷去了吗？，这两本书在1894年清点时就是空函。
承德文庙藏经阁
5.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从最初上奏朝廷的调运“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到姜桂题只把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主动送去，其他各殿藏书以及文津阁里的《古今图书集成》被承德扣留。李致忠先生觉得很不爽，认为姜桂题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姜桂题所说的热河图书馆，还是一纸空文。
其实，承德还有一个文庙藏经阁，民国期间直接改成了图书馆。国家要富强，地方也要发展，从承德的角度看，姜桂题也没有错。
李致忠先生到国家图书馆工作后，就开始寻找这部《古今图书集成》，包括在《中国古籍十二讲》里所言，他在国内没有找到，都怀疑被日本鬼子给偷去了。
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文津阁藏《古今图书集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6.
乾隆三十九年起北四阁次第建成，但全书却未修成缮竣，阁中一时无书可贮，帝遂令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庋架排列。又内务府奏销档载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金简奏为热河文津阁陈设《古今图书集成》装潢事曰：
“查武英殿现存《古今图书集成》书五部，内竹纸书四部、 连四纸书一部。此一部系鄂尔泰家交回之书，残缺八十馀本，虽经奏明补写齐全，但书内原有虫蛀之处，难以陈设。现今装潢三阁陈设，应请统用竹纸书三部。”
三阁指的是文津、文源、文溯三阁。
这就是说，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确曾陈设配置用黄纸印造的《古今图书集成》。可是前边说到文津阁《四库全书》突然被运至北京时，先由内 务部劫到紫禁城文华殿，后经教育部数度交涉，始依旧案入藏京师图书馆。纷纭复杂的交割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及当年文津阁所陈设配置的那套 《古今图书集成》。
李致忠先生看到国图藏的《古今图书集成》虽然也是黄纸印造，但没有文津阁的钤章，表明它不是文津阁的旧物。
其后，遂利用图书馆搞古 籍的人脉和机会，打听过几家大型图书馆，仍无任何踪迹可寻。
2007年2月28日至3月1日，文化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邀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的文化厅（局）长及图书馆馆长，讨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秋天，各藏书单位开始申报自己的珍贵典籍，冬天即组织专家评审，计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馆、陕西省图书馆、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图书馆，报来九部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均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凡入选古籍2392部，量大书多，人们的注意力多集 中在宋元精品上，于《古今图书集成》则很少倾心，尤其未注意各馆的申报说明及书上的钤章，使本该早十年就解开的疑团，又延宕了十年。
7.
2014年秋，河北省古籍保护中心要评本省的珍贵古籍，邀李致忠先生前去参评。一同前往的河北大学崔广社先生对李致忠说，不久前曾去承德，在承德市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尚存三千多册。
李致忠立刻心动。
2015年8月26至29日，李致忠与故宫博物院翁连溪、古籍保护中心郭晶组成三人小组，赴承德开始了三天的调研。在承德市图书馆古籍书库发现了不少殿版书，其中就有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且为连四纸印造。现存四百二十四函，三千三百一十册。
经与兰州所存原文溯阁那套《古今图书集成》比对，不同之处有四：
一、承德市馆所藏残卷封面本色已褪，看不出其当初是否为皇家御用的黄绫封面，而文溯阁那套则是皇家御用的黄绫封面；
二、承德市馆所藏封面题签是印制的纸签再贴上去，文溯阁那套则是书签直接印在封面上；
三、承德市馆所藏为线装，而文溯阁那套则是包背装；
四、承德市馆所藏未见“文津阁 宝”钤印，而文溯阁那套则钤盖“文溯阁宝”大印。
这些差异，明白无误的表明，承德市图书馆所藏《古今图书集成》，不是原文津阁配置的那一套。李致忠燃起的追踪热望再度破灭。
然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2018年秋末冬初，南京博物院欧阳宗俊先生进京，与李致忠先生闲谈中提起文津阁《古今图书集成》事，欧阳先生说此书就在南博。
李致忠忙问有无文津阁钤印，他毫不犹豫地说有。又问书怎么到了南博，先生则云那是民国年间划给“中央图书馆”的，后来未能携往台湾，故留在了南博。
李致忠请欧阳先生拍照片发给他，“文津阁宝”的钤印赫然在目。半个世纪的追踪， 终于有了结果。
文津阁藏《古今图书集成》没有被鬼子偷去，现在就在南京博物馆。
8.
不过，被姜桂题扣在承德的文津阁《古今图书集成》是怎么被调拨中央图书馆的呢？
1912年7月，熊希龄任热河都统。1913 年，熊氏尝呈文袁世凯，谓光绪以来，曾将避暑山庄所藏瓷、玉、雕漆及紫檀器 具等18万件文物分批运往北京，此地所剩虽非以前那么贵重，但数量仍然可观。他提出清点整理这些文物典籍，运至北京，妥求保管。获内务部同 意，于是开始整理分类，所得文物典籍凡十一万七千馀件，分七批南运北京。
这中间出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的“熊希龄盗宝案”。
李致忠先生说：承德运京文物中，有书画、青铜、器物，也有典籍。据不完全统计，山庄各殿陈设书籍有4253部，162753卷，其中以清代官修、内府镌刻之书为主，文津阁配置的《古今图书集成》，就在其中（应该是后来推测）。
老羊铲史的文章承德避暑山庄里的文物都哪里去了？（一）从热河到台北，历尽曲折！里这样写到：
1913年开始，熊希龄陆续整理离宫文物运回北京，沿水路从承德到滦州，转火车到北京，分七批次运回11万7000余件。除鲁迅先生参与接收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用骆驼去了京师图书馆以外，其余全部存于紫禁城外朝，标签为“热第xx号”，对外卖票开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防战争破坏，国民政府曾下令北京各收 藏单位，如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都要拣选珍贵文物典籍，战备装 箱，随时准备启运，以避战火。
1933年3月，日军进占热河，形势进一步紧张，国民政府遂于同年4月下令，北平备战古物开始南迁。南运古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典籍，据说有80万件，属南京行政院直接管理；一部分属于古物陈列所、坛庙管理所的文物典籍，号称18万件， 其中主要是从承德和沈阳故宫运来、保存在宝韵楼的古物，则由南京内政部管 理。
李致忠先生认为，原配置在文津阁的那套《古今图书集成》，就在后一部分当中。这些南迁的古物，一路颠沛流离，千难万险，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陆续运抵南京。本待抗战胜利后，再筹划回运北京，奈内战旋即爆发，硝烟再起。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前，又从南京拣选3000多箱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剩下的部分，多集中收贮在南京朝天宫，后不少古物典籍归藏于南京博物院。
原文津阁配置 的那套《古今图书集成》，亦成为南京博物院的插架之物。
老羊铲史写过系列文章，对这件事情有过叙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在南迁文物中有这样的话：
承德避暑山庄里的文物都哪里去了？（一）从热河到台北，历尽曲折！
承德避暑山庄里的文物都哪里去了？（四）有多少文物被军阀抢走？
日本人破坏山庄那些事儿——承德避暑山庄里的文物都哪里去了（五）：
承德市图书馆古籍库
9.
网络是个好东西，可以互通有无，可以素昧平生就施以援手。
感谢碧海青天閣主，让我看到了李致忠先生的这篇文章，解开了承德人心中的迷惑，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庙的文物遗失太多，很多都是承德人心中永远的痛，好在这部《古今图书集成》有了下落，不似文庙里的十二件周礼器、珠源寺里的宗镜阁（铜殿），至今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