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煤为主资源型区域的“六新”转型——在第三届“一带一路”煤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2020，10.17,山西吕梁）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各位来做一个交流。我发言的题目也是邀请方的一个命题作文，是我作为研究者要谈一谈怎么认识以煤为主的资源型区域的“六新”转型。

首先，要谈一下自己对“六新”重要意义的理解。总书记在山西视察时强调指出的“六新”，具体表述是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要求在这上面不断取得突破。这样的要求对于传统上以煤为主的山西作为资源型区域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显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六新”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发展观、新型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又突出了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新的关键词。创新发展中央说是第一动力，我们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通过创新发展带动资源型区域煤炭焦炭行业的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落到共享发展的共赢、共同富裕的具体业绩上，就一定要在这个精神指导之下跟上时代步伐和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日新月异的大潮。我在这次来到吕梁、孝义，虽然过去了解很不够，但是听到吕梁市、孝义市两级的领导介绍一些情况，还是感觉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在面对新经济大潮提出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这方面明确的意识和进步：虽然是资源型的区域，但是首先要在增收的同时还要增绿，要在取得已有发展成绩的基础上，特别注重绿色发展方面我们的创新。

按照现在总书记“六新”的具体表述，我想分别谈一下与“六新”各个方面相关的一些基本理解。

新基建，这是中央几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它新在哪儿呢？就是和数字经济紧密相联——概括所说的新经济、信息革命时代，从半导体行业充分发展到移动互联、万物互联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有必须密切连接的一系列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如在不动产形态上建成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以及与我们5G匹配的整体硬件设施，使我们现在所说已经有中国自己高地特征的特高压输变电与数字化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全套的网络，等等，当然，还有产业互联网。整个新基建聚焦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我们进一步推进转型升级的前提性和技术性的条件。

接着说第二项，新技术，显然是要强调我们信息革命时代创新的技术成果，要从硬件到软件成功配套，把这种技术成果用于生产经营、创新发展的实践，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第一生产力”的带动、放大和乘数作用。

第三个概念，新材料，我理解是运用新技术创构新材料，要从资源开发初级产品的深加工，发展到与最先进的前沿性的工艺等等结合而成的升级发展之中加工对象的重要组成要素。新经济的很多成果的具体应用，和新材料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大家都知道，石墨本来是大量存在的一种材料，我在小时候就知道我们上学用的铅笔那个笔芯，其中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石墨。但是如果一直深度开发到现在大家都关注的石墨烯，它对产业升级发展会产生莫大的影响作用，这是第三个新。

第四个新，是新装备。我认为新技术的运用，新材料的突破，必然是从“带动”和“倒逼”两个方面要求新设备要应运而生，从资源开发到后续深度加工全产业链的一系列环节，来形成新的工艺水平和达到生产力的新境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很多设备方面的高水平，现在是在国际上至关重要的制高点。咱们实话实说，新经济在竞争中间，中国人已经有很多在全球有影响的进步，比如现在电商平台概念的头部企业，它们的影响力远不限于中国了，但是在这次我们遇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打压，过程中卡脖子的技术是什么？是高水平芯片。而高水平的芯片生产所需一项关键的装备是什么？就是现在都知道的高水平光刻机。这种新装备，它往往制约你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达到的境界。这在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创新发展中，显然是一个要瞄准国际高水平而努力形成自己的装备制造能力、供给能力的不可回避的挑战性问题。

第五个是新产品。新经济表现在投入产出的结果方面，能够在产出端形成新的有效供给，这就表现为适合需要的新产品，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条里一系列的中间产品，以及到最终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即最终产品。

最后一条，新业态。我的理解，产业链、产业集群，由前面五新而引出的产业生态的升级状态，势必就成为第六新，指的就是一种新业态。像我们煤炭、焦炭、煤焦化工行业，需要转型升级发展——孝义市虽在过去煤焦重化工业形成产业集群的支撑之下，已经成为全国的百强之一，在山西实际是冲在比较靠前沿的位置上的，但是这个转型升级又成为挑战性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孝义、吕梁在山西现在已经取得的领先位置。我们的战略思维是要把目标看到从中国一直对标到世界上，我们的煤焦化工行业能不能一直冲到国际概念之下的最高水平。这种新业态产业集群的形成，应该是我们发展战略里的一种目标设定。

这样的初步认识之后，我想谈一下怎么认识资源型区域“六新”转型的思路，和相关的一些要领。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些年致力于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特别强调，创新实际上都是实际发生在供给侧，中国供给侧的创新要讲求“守正出奇”。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在运行过程中的原生动力，当然首先是需求，有人存在就有需求，社会成员的需求即我们老百姓要过日子，要追求美好生活，显然就形成了这方面经济生活中与社会成员“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效需求”概念。老百姓要把钱花出去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是需要整个一大套产业链支持的，产业链支持下最后形成的是什么呢？是回应需求的供给，是生产经营单位即我们的企业、我们社会方方面面和企业合作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能够最后以有效供给即现实形态的产品和服务使老百姓的需求得到满足，让他们欣然掏出自己钱包里可以用的货币（我们说的有效支付能力）形成交易。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需求和供给相互之间的经济生活循环，这种循环是不断周而复始的，一轮一轮由供给对需求的响应，形成实际的经济生活。而具体分析一下，需求方的需求，希望水平越来越高，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社会生活达到某个水平以后，一定还在希望有更高水平的更美好的生活，但是需求方自己并不能够直接说出来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产品和服务，一定是我们生产经营主体在相互竞争中的创新中间，最后能够实际提供老百姓、社会成员看得见摸得着的，让他们眼前一亮欣然去实现自己货币支付这样的产品和服务。凡是我们所说到的实际生活中间有价值的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现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就是中国必须以有效制度供给，也就是改革，作为整个现代化的龙头因素（总书记所说现代化“关键一招”），带出生产力的解放，以及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来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需要。

按这样一个思路，我们特别推崇的就是中国不能简单的沿用其他发达经济体已经有的一些发展经验，我们还必须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和他国有益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有中国自己的“守正”之后的“出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守正。我们终于知道邓小平南巡以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就是使中国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的一个目标模式，我们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其特色，是中国受到一系列国情、历史发展阶段和种种现在国际合作竞争里不得不考虑的制约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些特定的伴随条件，在所有这些伴随条件之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果是常规发展，是实现不了伟大民族复兴的。我们在工业革命以后，被发达经济体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只是在上个世纪三件大事逐步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终于在本土上排除内战局面，可以开始“一五”时期为标志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再往后终于在探索中间走到了改革开放这个新时期——这三件大事之后，我们才有了这些年明显地和发达经济体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央把它表述为“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跟上时代这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就是还要保持一种超常规的发展。前面几十年中国发展的速度特征是年均增长接近两位数，但是在2010年以后，两位数的增长是往下调整的，中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要最后落在一个完成L型转变、速度往下调到一定的时候把尾巴拉出来，像英文大写“L”这个尾巴拉出来以后，要进入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的平台状的高质量发展这样的境界。

这样的一个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在大国经济里仍然是高速，我们如果能够维持在5-6%水平上的中高速发展，那么是美国最理想的发展速度的两倍以上，是欧盟和日本他们较理想的发展速度的四倍以上—于是我们就能继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这样的一种中高速，实际上仍然是超常规的发展，那么要依靠什么去实现？我们的说法就是守正出奇，现在中央已经运用了守正创新这样一个表述，我认为“守正出奇”内在逻辑跟中央新近“守正创新”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怎样在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同时，我们要有中国特色、守正出奇地去打开新局面呢？我自己了解情况不够，但是愿意借这个机会谈一下资源型区域“六新”转型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提出的思路和要领里的一些基本点。

第一，我觉得要结合着我们区域和行业全面的和透彻的分析，以“六新”为导向来动态优化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的全套的发展战略设计，力求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也可以称为顶层设计规划。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里的那个改革，是一脉相承、继往开来。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文件表述却来了一个全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我的认识就是，显然现在中央领导集体特别看重我们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那么这个改革从学理上来说，它是发生在供给侧的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个有效制度供给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总书记的原话），它实际上就涉及制度结构怎么优化，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使制度结构、制度安排的优化，能够解放生产力。跟着的就是要带出生产力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一系列结构形成的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按照这样的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把制度供给问题和带出整个供给体系优化的问题，直接表述在一起了。结构性的问题是这里面的中央强调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总书记专门说过，中文是允许简化的，可以简称为供给侧改革，但是我们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关键是结构优化，那么这种结构优化的挑战性在哪儿？就是我们各个区域，比如山西也好，吕梁也好，孝义也好，显然不能再满足于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反周期宏观调控之下的乘势发展。反周期是个总量调节的概念，而现在强调总量调节旁边还要有结构优化，即供给管理这方面全套的、高水平的调节。这种调节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概念之下，是要调动一系列我们社会方方面面多元发展中间的潜力，所形成的具体操作方案,一定要落在各个区域、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自己能够针对性地定制化的方案状态上。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我们一个区域、一个行业、一个企业，跟着中央的调控走，我们就可以一路推进自己加入的现代化。一定要应对自己的具体问题、做出应对挑战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的高水平设计。山西多少年来，我知道我们碰到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全中国基本国情以煤为主，最突出的是山西的以煤为主，山西就是资源禀赋决定的煤炭储量非常丰富，而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纷纷关闭煤矿，一直走到完全关闭的状态，但中国不可能。中国基础能源以煤为主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用的电过去高达70-80%是煤发出的火电，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仍然是60%以上是煤发出的火电，要对全中国所需要的电有一个有效供应的话，就必须通盘考虑在全中国设多少坑口电站，还有多少在外部要把煤运出去才能发电的主力电站。这种结构方面的很多的基础性的问题，是要专家群体积累多年的经验逐渐优化的。在这个优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通过科学决策落到具体可操作的方案上，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六新”，我认为就需要在全国，在山西，在吕梁和孝义，解决好这样一个有效规划供给的问题。

跟着第二点，我要强调贯彻“六新”这个方针的深层逻辑，是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相关制度创新的难度是解放生产力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在各个区域、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里，怎么样抓住实质性推进改革这个纲举目张的问题，这是制度供给。

规划的供给、制度供给后面，应该还有第三点即政策的供给，特别是地方政府层面。虽然货币政策是个垂直的系统，地方层面只能顺应，但地方财政是分级财政，而分级财政一定要有由于地方财政政策的特定设计而形成的一套政策体系：政策方面的区别对待，要支持我们相关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在我们各个区域、行业得到比较好的贯彻，这里面财政为后盾的资金，还要支持政策性金融，也要配合着商业性金融、供应链金融，等等，以及企业直接融资的创新，包括上股市、上债市来直接筹资。这些都是要在创新的过程中处理好的既要跟市场经济接轨，又要在中国特色之下可行的、具体的改革事项。

第四点，我愿意强调是追求“六新”中满足人才和智力支持迫切需要的供给。这不仅是要有我们自己人才团队的培养，还要积极争取外脑的支持。

第五点，是要处理好环境视角上的有效供给。吕梁王市长非常自豪地提到，我们增收的同时，我们还在增绿——吕梁区域这些年的森林覆盖率在不断提高，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在这方面处理好生态环保、以及安全生产、物流匹配等等这种发展环境因素的有效供给。

最后一条，要注重观念更新，形成创业创新文化的供给。具体比较，我愿意简单提一下：比较直率地说，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珠三角、长三角，如果做了考察以后，你会感觉到在所谓文化氛围方面，确实和北方有不同之处。很多的东西，那边的官场和民间心照不宣，大家知道怎么样掌握好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抓住发展的硬道理。而相比较来说，我觉得我们北方一些区域，最典型的就是前些年人们批评的“投资不过山海关”，确实在这方面的文化氛围和观念水平，明显有区别于两个三角。中央现在要求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深圳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示范区的前沿，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的。必须有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来带动整个局面上台阶，打开新的发展格局。那么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一定要有创新创业这方面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新氛围的打造。这也是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一个有效供给。

合在一起，我认为“六新”在实际生活中的贯彻，就是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上来通过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这样一种我们通盘的努力，来不负时代，交出我们资源性区域煤炭和煤焦化工行业为中国伟大民族复兴做出应有贡献的高水平的答卷。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