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氏医家看新安医学家族传承
摘要:徽学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几十年的专题化研究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全面发展。随着“徽学”研究的兴起,“新安医学”作为其中一部分,逐渐被中医学界乃至史学界和文化界所重视。1978年“新安医学”名称正式确立,至2020年上半年,新安医学研究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最早冠以“新安医学”篇名的学术论文是黄忠民的《浅谈“新安医学”对温病的贡献》;最早的一部研究专著是李济仁著《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此外还有专著30余部,会议论文470余篇、博士论文9篇、硕士论文近30篇。研究课题以内史为主,涉及新安医学成因、概念、流派、理论特色、学术贡献、文献研究、医家群体和名医世家及其学术传承研究、与其他地域医学比较研究等;而外史方面则有新安医学发展的经济与文化基础研究、地理环境因素分析、徽州宗族制度的作用等。
徽学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几十年的专题化研究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全面发展。随着“徽学”研究的兴起,“新安医学”作为其中一部分,逐渐被中医学界乃至史学界和文化界所重视。1978年“新安医学”名称正式确立,至2020年上半年,新安医学研究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最早冠以“新安医学”篇名的学术论文是黄忠民的《浅谈“新安医学”对温病的贡献》;最早的一部研究专著是李济仁著《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此外还有专著30余部,会议论文470余篇、博士论文9篇、硕士论文近30篇。研究课题以内史为主,涉及新安医学成因、概念、流派、理论特色、学术贡献、文献研究、医家群体和名医世家及其学术传承研究、与其他地域医学比较研究等;而外史方面则有新安医学发展的经济与文化基础研究、地理环境因素分析、徽州宗族制度的作用等。
40余年来,新安医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可谓五彩缤纷、成果累累。然而,由于学界主流的观点是将新安医学时间标定的下限设为1949年,因此对1949年以后新安医学的研究不够充分。随着时代变迁,新安医学家族链及其传承模式已发生很大变化,研究其当代特征,对新安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我们整理了新安寿康方氏医家祖孙三代的业医情况及学术见解,为现代新安世医传承与创新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新安寿康方氏医家简介
新安寿康方氏医家(以下简称方氏医家)业医根于新安,据乾隆丁未年《枧源方氏宗谱》记载:枧源方氏世代居住枧源,是新安原始家族。族人相传,祖上均擅长医术,曾祖辈多人曾在乡间行医。自方霖魁(1890—1963,字迪卿)始,方氏医家乃见信史文献记载。据《休宁人物志》《徽州卫生志》《休宁县卫生志》载,方霖魁13岁即在休宁聚和堂药店当学徒,1932年入股屯溪“寿康药号”(成立于1929年),任经理兼坐堂医师,声名日渐隆起。其子方炜煌承父业,在屯溪行医50余载,曾任黄山市中医院副院长,退休后重树“寿康”招牌,创设“屯溪寿康诊所”。孙方敏1990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2008年被安徽省文化厅确立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安医学)代表性传承人;孙女方霞1985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系,曾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主任,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第二届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方霖魁因在“寿康药号”坐诊,被世人称为“寿康先生”,此乃“新安寿康方氏医家”名称之缘由。
三代业医之路
方氏医家三代人所处时代不同,期间经历巨大社会变革,业医之路有很大差异,但新安医学文化也造就了一些共性,如重视典籍研读、善于博采众长、勤于临证、勇于创新等。
早年徽州地区因交通不便,外来人员少,习医主要通过师从本地医师或自学的方式。传统上新安医家往往在当地拜师学习1~3年,再独立开业,就是家族链中父传子后也要再跟名师学习方可立足。这也是方氏医家前两代人所走的习医之路。
方霖魁自小聪慧过人,在休宁聚和堂药号当学徒的工余期间,手不释卷,自修《黄帝内经》《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中医经典,常年不辍,持之以恒,并利用上柜抓药之便,收集名方,悉心研究,参悟名家方意,不仅学习各科各类疾病的诊疗思路,还对各医家的用药特点和治病经验有一定的了解,后又拜师新安名医邵虎臣、叶月如。他博采众长,终在中医内、外、妇、儿科等方面有所建树,尤其擅长中医外科,创制多首医方。抗日战争期间,声名鹊起。
方霖魁之子方炜煌(1940年—,主任医师)业医之路与父亲颇为相近。他谨遵家父“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教诲,早年苦读强记中医经典,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后拜师新安名家程道南先生。熟读经典、勤于临证,守正出新,成一方名医。
方霖魁之孙方敏(1968年—,主治医师)、孙女方霞(1963年—,副主任医师、编审)儿时即在家父指导下,诵读《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二人填报大学志愿时,悉数填写中医院校,接受了新时代大学中医学教育。与祖辈、父辈不同,他们具备新时代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到了不少国医大师、名师的指导,如邓铁涛、丁锷、韩明向、曹恩泽、周宜轩、马贵同等。相比传统新安医家,他们在学术视野和现代医学理论方面均有一定优势,也具备更好的发展平台。
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植根一方水土,坚持守正与创新并重,是新安医家的一种特征,方氏医家的传承也显著地表现出这种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方氏祖孙三代均能在秉承家学精髓基础上,博采众长,结合个人研习心得和感悟,以当地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攻方向,在诊疗思路和治疗方法上有所发展,形成了各自的诊疗特色。
局部与整体结合的辨证论治观
方霖魁临证以外科疾病见长。外科疾患局部症状突出,故辨证应从局部表现入手,但局部表现不是孤立的,还必须从整体出发,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抓住局部病变的根本原因。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辨证论治观贯穿于其对疾病发生、发展、预后、转归全过程的分析、判断中,亦贯穿于其外科疾病诊疗的全过程。在方霖魁撰写的《乳部外症的体会》中,详细阐述了“乳痈、乳疽”局部病变和全身表现的关联;认为乳痈一证,虽以局部表现为主,却是内因肝胃郁热、乳汁淤积,外因毒邪入侵导致的全身性病变;当以疏肝清胃、通乳散结、清热解毒为法,创制“一剂忍冬汤”内服治疗, 并详解了伴有表证及热毒重者等的治法。在乳腺疾病的诊治中,他通过肤色、肤温、肿块性状、脓成与否、脓液稀稠、痛麻痒等局部表现,辨阴证阳证、实证虚证;通过患者病程长短、精神状态、伴随症状及舌苔脉象等全身表现,对病因病位、病变机理、演变趋势及预后等作出综合性判断。
方炜煌临证四诊合参,长于脉诊。他认为脉的位、数、形、势、律的变化,可以反映疾病的病位、病性、邪正盛衰、病情轻重及其预后,是辨别病情轻重、缓急、病变部位最为灵敏的客观指标之一。这种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局部察病方法,是诊察全身状况的灵验指标。他还认为,把脉时病者和医者是一个整体,医者应调息、静心,诊断方能准确。医者的意识对疾病诊疗的整体效果有一定的影响,这种认识是对局部与整体辨证论治内涵的进一步延伸。
方敏在长期的诊疗工作中,深切感受到局部症状与脏腑功能、经络气血运行息息相关。受祖辈临证重视局部与整体辨证论治的启发下,提出了“三焦辨证,通督施治”诊疗思路,将脊柱按功能划分为上、中、下三焦,感性认知脊柱三焦传变规律,自创“脊柱动态平衡法”“三焦辨证脏腑调理手法”“寿康通督畅焦术”等方法,通过畅通督脉气血,达到提升三焦气化功能、协调脏腑功能,治疗内科疾病的目的。将中药内服、中药外用、针灸、推拿、导引等方法相结合,形成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复合性治疗体系。
崇尚固本培元
《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丹波元坚释曰:“此非邪凑则气虚之谓,言气所虚处,邪必凑之。”方氏祖孙三代在各自的临证中,对此都有较多感悟,认为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外因(邪)必须通过内因(虚)起作用。“虚”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六淫外邪及痰浊、水饮、食积、瘀血、情志内伤等因素,只有在“虚”的前提下,才能引发脏腑、经络、气血的功能失调,成为致病因素。疾病发生后,机体可因虚不受邪而更虚,此谓“因虚致虚”;也可因“虚”而产生诸如风、寒、湿、痰、瘀、火等病理产物,导致虚实夹杂的病理状态,此谓“因虚致实”。“虚”不仅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也是疗愈疾病的关键。故方氏医家在养生保健中,崇尚《素问·刺法论篇第七十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思想,在治疗疾病中,崇尚“固本培元”。
“固本培元”是新安医学的重要学术主张,为众多新安名医倡导,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方霖魁认为,气血运行和正气强弱在乳腺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极其重视治疗手段和用药对患者正气的影响,对正虚邪实者常采用攻补兼施法,对身体虚弱者则以扶正培元为主。如其自创经验方“一剂忍冬汤”治疗乳腺炎初发患者,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之品组方,但限定只服一剂,意求速战速决,达中病即止而不伤正之目的。
方炜煌重视“治病必求于本”。他认为邪气中人及疾病传变、转归多因患者体质类型不同而不同,强调治病过程中“固护胃气”的重要性,擅用益气健脾、行气化湿、调理脾胃之品。如在治疗慢性胃炎时,他常以香砂养胃丸合半夏泻心汤为基础方,随证加减治疗,以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巩固疗效。临证中,无论是男女老幼、外感内伤、病情轻重,均以顾护脾胃为要。经长期临证经验积累,他自创了系列基础方,如以“健脾清胃方”为基础加减治疗各种慢性脾胃病,以“扶正抗癌方”为基础加减治疗食道癌、胃癌、肝癌等,以“强身补肾方”为基础加减治疗各种类型贫血、虚劳,自拟系列“寿康养生膏滋方”用于预防、保健及慢性病的康复调理。
方霞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尿毒症的过程中,贯彻“透析排毒,中药扶正”思路,对尿毒症透析患者采取间歇性血液净化配合中药内服的联合治疗方法,根据尿毒症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贫血,给予益气健脾、补肾养血中药治疗,不仅缩减了透析次数,也改善了尿毒症患者的身体状况,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延长了患者的生存周期,提高了生存质量。
内外治并举
外治法是中医特色疗法,历史悠久、疗效独特、作用迅速,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李济仁认为“新安医学外治法”是新安医家富有特色疗法之一。在外科疾病的治疗中,方霖魁多采用外治联合内治的方法,根据病情需要,灵活运用切排、引流、剔除异物、缝合、药线引流、膏药外敷等局部外治的方法,同时通过辨证给予中药内服治疗。药物外治法和器械手术外治法其在《乳部外症的体会》中均有详细记载。《乳部外症的体会》文末附常用方剂二十个,集中体现了他的创新成果。如“一剂忍冬汤”“内托排脓汤”等,他还结合新安地域特点和自己的用药经验,对一些经典方剂加减改良。
方炜煌存有大量内治、外治并举的成功病案,如产后癃闭、搭背恶脓等。
方敏认为针刺、手法治病如开方用药,手法轻重如用药剂量。在临床中,他除运用针刺、手法治疗外,还自拟具有活血通络、祛风除湿、利水消肿作用的浸泡方,用于治疗各种急慢性关节炎及骨折、外伤的康复,自制“寿康通督药枕”治疗颈肩腰腿痛,自拟系列“寿康敷贴方”开展“冬病夏治”,自拟“寿康固本药酒方”用于慢性病的康复和保健。
践行大医精诚 增进临床疗效
“大医精诚”一词出自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被后世奉为医生道德医术修养的圭臬。孙思邈尝言:“凡大医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也是新安医家仁心仁术、医风医德的写照。
方氏医家家风淳朴,为人敦厚仁义。时刻以病人为重,对贫困患者多有体恤,在当地留下不少佳话。方氏医家临证特别重视“话疗”的作用,认为患者是疾病的本体,其情绪在治疗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者认真倾听患者的诉说,嘘寒问暖,并耐心解答,不仅有利于充分了解病情,还能增强患者信心,调动身体潜能,使其以积极的态度配合治疗,增进临床疗效。
从新安寿康方氏医家三代传承模式和学术发展状态的探究中,不难看出,新安医学家族链传承模式在当代依然有迹可寻。随着新中国卫生体制的变化和医学教育体系的完善,新安医学家族传承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从单纯的师带徒转变为家族教育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从单纯的传承家族经验转变为吸取众多名家、名师经验,补充、发展家族经验;更尊崇家族经验中关于“法”的传承,不再拘泥于“技”的固守,更多地将家族学术思想融入自我临床实践,融入时代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预防中,使家族学术思想服务于当今社会,做到了传承中有创新。
方氏医家是当今众多坚守新安医学家族传承的一份子。梳理方氏医家的传承脉络是为现代新安世医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提供一手资料,是寻求进一步开展对新安医学家族传承研究和保护的模式。我们将以弘扬新安医学为己任,进一步开展祖孙三代临床经验的总结和医案的整理,并将尝试运用大数据对原始资料做深入分析、研究,进一步理清家学传承脉络和特色,挖掘和展示方氏医家的医学精华,使其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更好地服务一方百姓。(方炜煌 方敏 方霞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寿康诊所)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