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社会学家获得格文美尔教育奖（第16期）| 思想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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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与法律

采编 | 陈敬国

12月4日，《今日康涅迪格大学》官网刊登了最新一期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同性恋婚姻与法律的论文介绍。众所周知，同性恋议题一直争议很大，但是来自康涅迪格大学的两位社会学家Mary Bernstein 和Nancy Naples 的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与启发。他们跟踪研究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个国家从1993—2013长达二十年的政策效果对于同性婚姻的影响，从这三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对同性恋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Mary Bernstein 和Nancy Naples的研究发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政治结构，法律所扮演的地位和角色也有所不同，并且这三个国家的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承认以及法律对于同性恋的承认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研究同性恋问题时“国际上通行的政策最终要具体到一个国家内部具体的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和政治环境上来考察。”Mary Bernstein 和Nancy Naples 还做了后续的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来作为这项研究的补充，并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扩展到其他地区。

三位社会学家获得格文美尔教育奖

采编 | 何丽娟

Alexander, Olson and Entwisle三位社会学家凭借合著《The Long Shadow》获得格文美尔教育奖。他们三位提出那些出生在贫困中的人是不可能逃脱贫困的，即使他们可以通过教育获得更好的机会。他们的生活现状更多地取决于出生时的家庭。例如，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在28岁时获得大学学位的比例只占百分之四。三位社会学家研究了近800个巴尔的摩地区的城市青年，从他们的一年级持续到成年。三位的研究涉及广泛，包括参考普查数据，历史叙事和个人访谈相结合，考虑了种族、性别、家庭背景、周围邻里以及学校条件等因素，发现社会流动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非常罕见的。他们的研究涵盖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挑战了公共教育的机会均等意味着均等机会的想法。

延伸：1984年格文美尔在路易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格文美尔大奖(the Grawemeyer Awards)。此奖用于奖励杰出的作品和理念，每年一次，目前有作曲奖、改进世界状况奖、教育奖、心理学奖、宗教奖五个奖项。开始时，每个单奖的金额为15万美元，这使该奖跻身为这些颁奖领域里奖金最高额的奖项之一。2000年起，每个单奖的金额增长到20万美元，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每个单奖的金额又调整到10万美元。

关于同性婚姻家庭抚养孩子的争论

采编 | 雷兆基

上周，在美国特别立法委员会关于“适当抚养看护”的会议上，Sen. Forrest Knox（堪萨斯州参议员）和R-Altoona引用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社会学副教授Donald Paul Sullins的研究为证，声称堪萨斯州应该通过为异性抚养夫妇提供货币奖励的方式推进异性婚姻，但是同性结婚者并不能获得此奖励。

Sullins辩解说在同性夫妻抚养下长大的孩子会有更高的情绪创伤和心理问题。但是这种声称和美国主流社会学关于家庭结构和儿童康乐的研究相左。在今年更早的一份由美国社会学会ASA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概要中，作为全美社会科学家代表的ASA强调，“长期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清楚地显示，由同性伴侣抚养长大的孩子与由异性伴侣养大的孩子之间并无差别”。事实上，参议员Knox所拥护的Sullins的研究发现是发表在一个需要交纳版面费的期刊上，并且大多数学术团体平时只是略读它。所以，来自堪萨斯州威奇多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Chase M. Billingham, Jennifer Pearson 和Jodie L. Hertzog撰文谴责道：“作为堪萨斯的社会学家，我们反对这种有选择性地利用有误导性的社会学研究来限制同性群体的权利和自由，并因而对州内有需要的儿童造成损害。

熟人社会中的阶层化研究

采编 | 陈素敬

2015年11月3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贺雪峰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场面”消费的正负面影响调查的结果。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从阶层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微观熟人社会中由于经济分化所引发的对个体的强烈冲击。作者在宁波宁海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民存在“过日子容易，攒钱不容易”的现象。访谈结果表明这是当地农民在建房子、办酒席和买车中过分讲求场面的结果。究其原因，宁绍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得益于改革开放，在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他们经济收入很高，提高了本地区的消费标准。富人群体在场面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越来越感到吃力；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应对这样的场面消费被排斥在消费之外。作者认为在熟人社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通过面对面的压力，以人情、消费等构成的互动越来越具有阶层性质。村庄不同收入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富人阶层、一般村民、贫弱群体。正是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场面文化造成了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畸形的场面消费，造成了农村中的文化问题。

当前社会心态的新变化

采编 | 姜葵助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全球化背景下，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社会心态是否发展变化？2015年11月30日《北京日报》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俊秀《当前社会心态的新变化 》一文揭示，当前中国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正向为主，但中国社会心态的一些重要变化仍需高度重视，具体有一下几点：第一，民众需求层次的增加和标准的提高，这为民生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二，处于社会层次较低的群体的认同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关键因素，而底层的社会认同的偏低导致他们更有可能因为某些事件或者是某种利益而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种“短暂的、松散的、无组织的”组织，参与到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第三，尽管数据显示，相比于2010年，2014年人际信任水平已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但社会不信任现象仍然存在，人际的不信任有可能促成不信任文化的产生，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的产生并加深社会内耗；第四，社会价值观念中对人际关系的功利性的衡量，个体权力意识的增强以及多元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