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四）

作者：莫小北

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一：正能量

因为妹妹写主题作文的缘故，看了些歌颂前线人员的文章，想到了“正能量”这个词。

我觉得正能量就像保健品、调味料，适当使用有正功能，但如果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就得不偿失了。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如下：

其一，对榜样的“造神”往往带来妖魔化的结果。一方面，在信息控制的过程中，神化了的榜样一旦被揪出污点，就会跌下神坛，成为爆料、八卦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印象管理的过程中，榜样越神，离普通人的世界越远，榜样也就越不合情理，比如手榴弹炸飞机的“英雄”。

其二，对榜样的过度宣传会导致“一刀切”的模仿。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权力关系中下级对上级的讨好，会使榜样的形象建构走向极端，或者反过来，徒有其表。此外，都去学大寨，不顾实情的榜样也无法扎根。

其三，对榜样的过多赞美转移了焦点。榜样出现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情境中，榜样制造的目的在于动员和激励。但是当做榜样成为一项统治的技术，那么榜样本身就是一个任务，一个统治者转移民众视线的“诡计”了。

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二：道德绑架

韩红基金会赢得信任与称赞的同时，一些不捐款的明星也被骂上了热搜，这算不算道德绑架呢？

对道德绑架的理解，大概是两个“该不该”：第一个是被绑架者的该不该，他到底有没有义务去做这件事呢？第二个是绑架者的该不该，他有没有权力去要求别人怎么做？

在传统社会，在集体化时代，一定没有道德绑架这个词。因为那时候，道德就是规则，而且是具有唯一合法性的规则，权力编织了道德的意蕴，道德赋予权力以正当性，权力说“这就是道德”，道德说“我就是法律”。

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到了“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时代，道德话语的地位不一样了。张景燮把东亚社会的现代性称为“压缩的现代性”，受后发型现代化的路径影响，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一股脑地出现了。于是，传统道德遇上了现代权利，“我该”撞上了“我要”，有时候就出现了道德绑架。道德绑架的发生，与我们对义务(该不该做)和权力(该不该管)的认识的错位有关。

道德绑架的出现还有一个因素：参照群体。当某人的行为被拿来和他之前的行动(纵向的、时间性的)、其他人的行事(横向的、空间性的)做对比，存在负面的差距时，就会滋生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是一个挺模糊的词，有时候一通慷慨陈词、义愤填膺，却可能侵犯了他人的自由，而有时候贴个道德绑架的标签，或许就完成了对当事人的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