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岘告诉吴昌硕：书法不必穷追高古，关键是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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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曹全原碑拓、杨岘临作、何绍基临作
杨岘（xian，1819-1896），字见山，号季仇、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湖州人，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诗人。他于咸丰五年中举，之后会试不中，遂以幕僚身份辗转各地，曾入曾国藩幕，后官常州、松江知府，晚年被劾罢职后寓居苏州，读书著述、卖字为生。
就是这么一位金石学功底深厚的书法家，居然说了一句话：
（书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
而且，这句话是说给后学吴昌硕的。吴缶翁也是金石家。杨岘这话的意思，大致是，书法没有要过于追求高古了，只是古人的书作，自然也包括书法作品，却是不能不读的，这样你才能知道世上原来是有格调高古的著作的。
吴昌硕
我们常说，最好的书法，其格调必须要高古。格调高古与否，简直已经成为我们评判书法好坏的决定性依据了。假如太迎合今人的审美习惯，则这种书法无论如何都难以归入优秀之列。作为金石书家的杨岘，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看看他讲给吴昌硕那句话，很有深意，特别是“过事”二字，是整句话的核心，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过事，就是过于注意、过于追求。这起码说明两点：第一，杨岘并不反对书法高古，但认为没必要过于追求高古；第二，当时很多人刻意追求高古，包括吴昌硕，所以杨岘向吴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那么，怎么叫“过事高古”？过与未过，这个界限怎么确定呢？杨岘没说，只能靠自己在学习与实践中去领会。
不过，吴昌硕的一句话，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古人为宾我为主。
这句话是很大胆的。古人是宾，我才是主。这个意思，就像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所说的“六经注我”，就是用古人的思想、理论、见解去阐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理念。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说，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吴昌硕的话，我们可以推知，是否“过事高古”的界限，也就是看你的书法中除了古人的东西外是否还有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一味崇古而无我，那便是“过事高古”了。
吴昌硕还说过一句大胆的话：
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为宗？
侈，就是过分的意思。今人只是一味过分地照着古人书法去学，但古人之前又是尊谁为宗师呢？简单说，就是，我们学古人，古人又是学谁？隋唐学魏晋，魏晋之前有秦汉，秦汉之前呢？缶翁的话简单明了，倒是有几分道理。但也不完全有理，因为无论秦汉、还是魏晋，每一时代的书法艺术都是在前代基础上慢慢积累而来的，即使秦汉以前的书法技巧很简单，却也足以使秦汉人去师法，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古人又是学谁”来推翻古法的成就和地位。
不过，吴昌硕这句话里又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侈摹”。我们知道，摹就是照着学，比如摹帖，那是不会有自己的个人表现的。而况，吴昌硕在前面又加了一个“侈”字，就是过分地照搬照学。可见，古人说话是很讲技巧的，前面加一个程度副词，让人读了就不容易反驳，有点像“正确的废话”。
其实，杨岘和吴昌硕的理念，跟我们今天所宣扬的大同小异。我们一直宣扬书法要“崇古”，但从来都反对一味地照抄照搬古人。书艺君很早就在《一个人是怎样爱上书法的？》一文中说过，“无我空余法，有我才是艺”。
说完理论，我们再看杨岘的作品，他也确实秉承了自己的理念。
杨岘隶书联
作为隶书名家，他熟稔汉碑，但其用笔节奏明快、出锋爽利，墨色多变，不似传统隶书那样肃穆含蓄，在清代金石圈以沉厚为尚的风气中极具个性特色。然而，他的个性，也多被诟病为偏离古意，即使今天的人，估计很多也对他的风格不感冒。但是，杨岘并不在意。他在意的，首先是作品中是否能体现自己。如果非要在高古与自己中做一个选择的话，他显然会选择自己。
然后，吴昌硕接受了他的理念，并将其向前又推进了一步。吴昌硕的石鼓文，是何其地高古啊！他的篆书，让人一看便知是从石鼓中来。但同时，他的石鼓文又是何等地“吴昌硕”啊！他的临作即使不署名，即使是别人临他的作品，让人一看线条，便也能知道是吴昌硕的笔法。有古，而又有我，这便是大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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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的基础是无我，游于法外的前提是要懂法。希望这篇文章不要成为某些江湖书家的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