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之三十一】国营照相馆:定格时代的美好记忆

照相馆,承载着一个人、一座城市的记忆和情怀。在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韩祠街头有一家名叫“红日”的照相馆,曾为老揭阳的文化与风情留下无数影像,多少普通百姓的第一张生日照、工作照、结婚照、全家照,都在这里“出品”。在人们的心里,这个名字响亮的“老字号”,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地方,更是一位忠实的记录者,见证着几十年来揭阳人民生活的巨变。

红日、工农照相馆旧址位置图。 阿龙制图

“老字号”亲历行业发展

“这里原来就是红日照相馆,在2005年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改造成为现在的模样。”在榕城区韩祠路南段西侧距路口不到100米处,中山街道店马社区党总支书记姚文生指着“大中华”商街的一家“私房菜”店铺告诉记者。作为历史人文和商贸传统相结合的老街区,如今的韩祠路已是年轻人的淘宝之地,是热爱小吃一族的美食天堂。在绿意盎然的树阴下和翻新的复古建筑中,昔日的红日照相馆早已无迹可循,即使是辖区居委会干部,也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判断出它大致的方位。然而,这并不影响周边群众对它的深刻印象。

店马社区党总支书记姚文生(右)带记者到“红日”旧址前采访。阿龙 摄

从1982年以来一直在韩祠路31号开店的林俊河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祠路成衣、鞋类、小商品商铺林立,是榕城商业最繁华的一条商街,其时的红日照相馆是这一带商店中显赫的一员,就开在学宫斜对面,门面不大但非常显眼,橱窗里经常变换着客人的照片,路人每每经过都会忍不住瞄上一眼。因为是全县证件照指定的拍摄单位,几乎所有的“老揭阳”都来这里拍过照留过影。

揭阳县的照相业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从1990年《榕城镇志》中,我们了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榕城同业公会有36个,影相业公会就已位列其中。而根据1993年《揭阳县志》的记载,照相业中最早开业的是衙前的容真照相馆,以后逐步发展,至解放初期,县城有8家照相馆,主要商号除了“容真”之外,还有中山路的“中华”、韩祠路的“丽精”、“珠江”、西马路的“艺光”和北门的“庐山”等,当时,这些相馆均为私人经营。直到1956年,榕城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照相业这才归属县饮服公司管辖。初时县饮服公司辖下有10家相馆,经多次撤关合并,至1958年,仅存下2家,即后来的红日和工农照相馆。

“照相馆在五六十年代属于新兴的特种行业,需要经公安部门审核批准才能经营。其时,‘红日’和‘工农’是为数不多的国营相馆,主营人像摄影,业务涵盖集体照、家庭照、儿童照、黑白照、证件照等。工作人员之间还会经常轮岗交换。业务尤以50~80年代最为红火。特别是80年代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办期间,店里员工更是日夜加班,前来拍照的人都要排队等候叫号。”红日相馆昔时负责人许楚填老人这样回忆当时照相业的盛景。

80年代初,揭阳照相业发展势头强劲,个体照相户相继出现,每逢节日,于西湖、进贤门、东风广场等公共游乐场所都设有照相摊点,为游客服务。此时,相距不远的两家国营照相馆——“红日”和“工农”,因拍摄水平精湛成熟,业务量在整个照相业中仍然遥遥领先,是榕城人家喻户晓的“老字号”。

1949年11月10日,由容真相馆拍摄的揭阳县党政军民“三庆大会”游行场面。相片右上角有“容真”字样。资料图片

老师傅诠释“工匠精神”
翻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照相馆的人照,脸部饱满光润、眉目如画,每一张照片都饱含了厚重的工艺和耐性。

“传统的照相行业,从布光、照相、冲印、整修、上色、晒片、装框等要经过1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多讲究,一张照片从拍摄到完成,花时需要好几天。”据许楚填老人回忆,以前都是用黑白大座机拍照片,由于设备简单,修理底片尤为重要。底片往往要经过极其细致的修整才能冲洗,底片修完冲洗出来,还要在照片上进行二次修理和手工上色。工具从铅笔换成了特制的毛笔和刮刀,颜色也是上色师傅自己调配,考的都是相馆师傅的真功夫。

采访中,许楚填向记者展示了其早年的一幅油彩作品,油彩照片需要相馆师傅凭借经验和耐心,用指腹点颜料,在棉花团的配合下一点一点上色、打光,容不得半点差错。这项代表了当时最前沿的油彩技术,最终制作出来的照片特别光亮好看,能够保存几十年不褪色,是当时照相馆的招牌绝活。

许楚填老人向记者展示自己当年用油彩技术制作的老照片。张驰 摄

“当时,照相馆的摄影师职称证书都是要上省城参加考试才能取得的。”据许楚填介绍,1983年恢复技术职称考试,在第一批省一级照相师考试中,全省仅有28人取得资格,其中揭阳占了4人,许楚填和同事徐谢武、林德平、江章武都名列其中,成绩在当时的潮汕地区属于比较靠前的。此外,国营照相馆一批经验丰富的照相师、修片师,如沈育秋、林印石、林春愉等,也都是各有看家本领的精干人员,雄厚的技术力量,铸就了照相馆的“金字招牌”,也使得国营照相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较为可观的营业收入。

而由于是公安部门审核通过的特种行业,当时的国营照相馆,还承担着县委重要的政务活动拍摄任务。每逢县里有重大活动或庆典,相馆都要派出最好的师傅前往跟随拍摄。彼时大家都十分敬业,许楚填等摄影师经常扛着相机骑着自行车下乡拍照,各个乡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照相馆也因此积累、保留了老榕城大量宝贵的镜头和原始的光影资料,忠诚地记录下城市变迁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工农照相馆旧址。 阿龙 摄

老相馆见证重要时刻

“早前照相比较奢侈,拍一张照片的钱相当于买一斤肉。因此上相馆拍照本身就是一件隆重的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市民李女士至今念念不忘。她称,那个年代,只有家境还不错的人家,才会在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结婚这样的大日子里,来照相馆照一张相片。

孙女士,曾居住在中山路北端,她说在那里居住的10多年里,每年吃完除夕年夜饭,一家人就穿着新衣,到路口的工农照相馆拍“全家福”。上相馆拍照成为家里过年的一个重要“节目”。

在精神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去照相馆拍照,堪比普通家庭生活中一场重要的仪式,甚至成为人生特定阶段的标志物。

“照相要排队,有时候还要找关系,要是谁能认识相馆里的照相师,在朋友眼里都是很有面子的事情。”1980年,女知青张妮娜和几个在地都青年农场下乡的女知青同时回城,其中有一个好姐妹被分配到了工农照相馆工作,几个女知青通过她的关系,到工农照相馆留下了回城后第一张合影。至今,这张照片都被几个好姐妹完好地保存着,为那段青葱岁月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热心读者张妮娜珍藏的1980年返乡知青合影。

在她的印象中,照相师傅用一台老式机器,按着气囊快门拍摄,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深刻在她脑海里,“记得最清楚的是,因为我们拍照喜欢头抬得很高,老师傅一再要求大家头低一点儿头低一点儿,虽然比较别扭,但拍出来的效果很好。

照相馆里,凝结着每个人不同的瞬间,也定格了人们关于时代的美好记忆。在摄影爱好者陈耀双眼里,影像资料隐藏了特定年代的情感故事、人生故事和家族故事,是社会发展最客观的反映,时日越久,越具有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的认知价值。

老照片串联时代点滴

时代在变化,人们对拍照的需求也在改变。照相馆师傅手里的镜头,不仅记录了普通百姓生活的重要时刻,也串联了时代的点点滴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照相业的发展,照相馆不再“高冷”。但此时的照相手法依然单一,人们在镜头前也仍显保守拘谨。其时,国营照相馆曾经在墙上挂出了明文规定,不准奇装异服,不准浓妆艳抹,不准烫头发,只能穿一种颜色的衣服。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揭阳人在镜头前变得越来越新潮,越来越时尚。这一时期,揭阳人的审美逐步发生变化。人像艺术照开始流行,拍摄素材更为丰富多样。塑料花、太阳帽、黑墨镜成了时尚人士青睐的道具,烫大波浪头、连衣裙、遮阳帽、蝴蝶结,是女孩子们喜爱的装扮,男青年穿起了运动服、喇叭裤,带着“蛤蟆镜”。服装色彩也一改单调的面孔,变得绚丽多彩。这些流行趋势,都在照相师傅的镜头里一一体现出来。

“老榕城人谁家没有几张年代感十足、当时却感觉十分洋气时髦的照片呢?好像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大家比较喜欢拍军装照、水手照,觉得特有型。后来西装礼服流行开来,国际名牌又开始‘吃香’……照相给那个不算富足的岁月里带来了难得的惊喜和期待,也烙下了许多年代的印记。”曾在工农影楼当过学徒的徐先生说起当时的情形如数家珍。

据他回忆,从80年代开始,国营照相馆内部的布景慢慢发生了变化,单一的背景布变成了水彩粉手绘的巨型背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诗意的小桥流水,还是浪漫的海边风情背景,都受到当时的时尚人士所欢迎。“为适应时代要求,当时饮服公司还专门派员上长沙学习参观。回来以后,管理层借鉴先进经验,率先将工农相馆的场地扩大至400多平方米,相馆容纳拍照的人数一下子提高到100多人。”徐先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90年代,私人影楼逐渐发展,婚纱影楼逐步走俏,之后,数码相机流行,人们拍照有了更多的选择,本真朴素的“照相馆”三个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某某摄影”“某某工作室”“某某影楼”取代。受行业变化影响,国营相馆昔日风光不再、业务量大幅收缩。为搞活市场经济,适应社会发展,国营门店改由个人承包,其间,一些有“国营”情结的老市民仍然钟情于老照相馆的拍摄,证件照、冲洗相片、修复旧照成为这一时期传统照相馆的主打业务。一直到2005年,旧城改造,红日相馆宣告关张,至此,以“红日”为主的国营照相馆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那些散落在老揭阳人手里的老照片,凝固了光影,见证着时代。


来源:揭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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