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之三十一】国营照相馆：定格时代的美好记忆
红日、工农照相馆旧址位置图。 阿龙制图
“这里原来就是红日照相馆，在2005年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改造成为现在的模样。”在榕城区韩祠路南段西侧距路口不到100米处，中山街道店马社区党总支书记姚文生指着“大中华”商街的一家“私房菜”店铺告诉记者。作为历史人文和商贸传统相结合的老街区，如今的韩祠路已是年轻人的淘宝之地，是热爱小吃一族的美食天堂。在绿意盎然的树阴下和翻新的复古建筑中，昔日的红日照相馆早已无迹可循，即使是辖区居委会干部，也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判断出它大致的方位。然而，这并不影响周边群众对它的深刻印象。
店马社区党总支书记姚文生（右）带记者到“红日”旧址前采访。阿龙 摄
从1982年以来一直在韩祠路31号开店的林俊河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祠路成衣、鞋类、小商品商铺林立，是榕城商业最繁华的一条商街，其时的红日照相馆是这一带商店中显赫的一员，就开在学宫斜对面，门面不大但非常显眼，橱窗里经常变换着客人的照片，路人每每经过都会忍不住瞄上一眼。因为是全县证件照指定的拍摄单位，几乎所有的“老揭阳”都来这里拍过照留过影。
揭阳县的照相业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从1990年《榕城镇志》中，我们了解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榕城同业公会有36个，影相业公会就已位列其中。而根据1993年《揭阳县志》的记载，照相业中最早开业的是衙前的容真照相馆，以后逐步发展，至解放初期，县城有8家照相馆，主要商号除了“容真”之外，还有中山路的“中华”、韩祠路的“丽精”、“珠江”、西马路的“艺光”和北门的“庐山”等，当时，这些相馆均为私人经营。直到1956年，榕城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照相业这才归属县饮服公司管辖。初时县饮服公司辖下有10家相馆，经多次撤关合并，至1958年，仅存下2家，即后来的红日和工农照相馆。
“照相馆在五六十年代属于新兴的特种行业，需要经公安部门审核批准才能经营。其时，‘红日’和‘工农’是为数不多的国营相馆，主营人像摄影，业务涵盖集体照、家庭照、儿童照、黑白照、证件照等。工作人员之间还会经常轮岗交换。业务尤以50~80年代最为红火。特别是80年代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办期间，店里员工更是日夜加班，前来拍照的人都要排队等候叫号。”红日相馆昔时负责人许楚填老人这样回忆当时照相业的盛景。
80年代初，揭阳照相业发展势头强劲，个体照相户相继出现，每逢节日，于西湖、进贤门、东风广场等公共游乐场所都设有照相摊点，为游客服务。此时，相距不远的两家国营照相馆——“红日”和“工农”，因拍摄水平精湛成熟，业务量在整个照相业中仍然遥遥领先，是榕城人家喻户晓的“老字号”。
1949年11月10日，由容真相馆拍摄的揭阳县党政军民“三庆大会”游行场面。相片右上角有“容真”字样。资料图片
“传统的照相行业，从布光、照相、冲印、整修、上色、晒片、装框等要经过1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多讲究，一张照片从拍摄到完成，花时需要好几天。”据许楚填老人回忆，以前都是用黑白大座机拍照片，由于设备简单，修理底片尤为重要。底片往往要经过极其细致的修整才能冲洗，底片修完冲洗出来，还要在照片上进行二次修理和手工上色。工具从铅笔换成了特制的毛笔和刮刀，颜色也是上色师傅自己调配，考的都是相馆师傅的真功夫。
采访中，许楚填向记者展示了其早年的一幅油彩作品，油彩照片需要相馆师傅凭借经验和耐心，用指腹点颜料，在棉花团的配合下一点一点上色、打光，容不得半点差错。这项代表了当时最前沿的油彩技术，最终制作出来的照片特别光亮好看，能够保存几十年不褪色，是当时照相馆的招牌绝活。
许楚填老人向记者展示自己当年用油彩技术制作的老照片。张驰 摄
“当时，照相馆的摄影师职称证书都是要上省城参加考试才能取得的。”据许楚填介绍，1983年恢复技术职称考试，在第一批省一级照相师考试中，全省仅有28人取得资格，其中揭阳占了4人，许楚填和同事徐谢武、林德平、江章武都名列其中，成绩在当时的潮汕地区属于比较靠前的。此外，国营照相馆一批经验丰富的照相师、修片师，如沈育秋、林印石、林春愉等，也都是各有看家本领的精干人员，雄厚的技术力量，铸就了照相馆的“金字招牌”，也使得国营照相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较为可观的营业收入。
而由于是公安部门审核通过的特种行业，当时的国营照相馆，还承担着县委重要的政务活动拍摄任务。每逢县里有重大活动或庆典，相馆都要派出最好的师傅前往跟随拍摄。彼时大家都十分敬业，许楚填等摄影师经常扛着相机骑着自行车下乡拍照，各个乡镇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照相馆也因此积累、保留了老榕城大量宝贵的镜头和原始的光影资料，忠诚地记录下城市变迁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工农照相馆旧址。 阿龙 摄
“早前照相比较奢侈，拍一张照片的钱相当于买一斤肉。因此上相馆拍照本身就是一件隆重的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市民李女士至今念念不忘。她称，那个年代，只有家境还不错的人家，才会在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结婚这样的大日子里，来照相馆照一张相片。
孙女士，曾居住在中山路北端，她说在那里居住的10多年里，每年吃完除夕年夜饭，一家人就穿着新衣，到路口的工农照相馆拍“全家福”。上相馆拍照成为家里过年的一个重要“节目”。
在精神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去照相馆拍照，堪比普通家庭生活中一场重要的仪式，甚至成为人生特定阶段的标志物。
“照相要排队，有时候还要找关系，要是谁能认识相馆里的照相师，在朋友眼里都是很有面子的事情。”1980年，女知青张妮娜和几个在地都青年农场下乡的女知青同时回城，其中有一个好姐妹被分配到了工农照相馆工作，几个女知青通过她的关系，到工农照相馆留下了回城后第一张合影。至今，这张照片都被几个好姐妹完好地保存着，为那段青葱岁月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热心读者张妮娜珍藏的1980年返乡知青合影。
在她的印象中，照相师傅用一台老式机器，按着气囊快门拍摄，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深刻在她脑海里，“记得最清楚的是，因为我们拍照喜欢头抬得很高，老师傅一再要求大家头低一点儿头低一点儿，虽然比较别扭，但拍出来的效果很好。
照相馆里，凝结着每个人不同的瞬间，也定格了人们关于时代的美好记忆。在摄影爱好者陈耀双眼里，影像资料隐藏了特定年代的情感故事、人生故事和家族故事，是社会发展最客观的反映，时日越久，越具有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的认知价值。
时代在变化，人们对拍照的需求也在改变。照相馆师傅手里的镜头，不仅记录了普通百姓生活的重要时刻，也串联了时代的点点滴滴。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照相业的发展，照相馆不再“高冷”。但此时的照相手法依然单一，人们在镜头前也仍显保守拘谨。其时，国营照相馆曾经在墙上挂出了明文规定，不准奇装异服，不准浓妆艳抹，不准烫头发，只能穿一种颜色的衣服。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揭阳人在镜头前变得越来越新潮，越来越时尚。这一时期，揭阳人的审美逐步发生变化。人像艺术照开始流行，拍摄素材更为丰富多样。塑料花、太阳帽、黑墨镜成了时尚人士青睐的道具，烫大波浪头、连衣裙、遮阳帽、蝴蝶结，是女孩子们喜爱的装扮，男青年穿起了运动服、喇叭裤，带着“蛤蟆镜”。服装色彩也一改单调的面孔，变得绚丽多彩。这些流行趋势，都在照相师傅的镜头里一一体现出来。
“老榕城人谁家没有几张年代感十足、当时却感觉十分洋气时髦的照片呢？好像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大家比较喜欢拍军装照、水手照，觉得特有型。后来西装礼服流行开来，国际名牌又开始‘吃香’……照相给那个不算富足的岁月里带来了难得的惊喜和期待，也烙下了许多年代的印记。”曾在工农影楼当过学徒的徐先生说起当时的情形如数家珍。
据他回忆，从80年代开始，国营照相馆内部的布景慢慢发生了变化，单一的背景布变成了水彩粉手绘的巨型背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诗意的小桥流水，还是浪漫的海边风情背景，都受到当时的时尚人士所欢迎。“为适应时代要求，当时饮服公司还专门派员上长沙学习参观。回来以后，管理层借鉴先进经验，率先将工农相馆的场地扩大至400多平方米，相馆容纳拍照的人数一下子提高到100多人。”徐先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90年代，私人影楼逐渐发展，婚纱影楼逐步走俏，之后，数码相机流行，人们拍照有了更多的选择，本真朴素的“照相馆”三个字，也越来越多地被“某某摄影”“某某工作室”“某某影楼”取代。受行业变化影响，国营相馆昔日风光不再、业务量大幅收缩。为搞活市场经济，适应社会发展，国营门店改由个人承包，其间，一些有“国营”情结的老市民仍然钟情于老照相馆的拍摄，证件照、冲洗相片、修复旧照成为这一时期传统照相馆的主打业务。一直到2005年，旧城改造，红日相馆宣告关张，至此，以“红日”为主的国营照相馆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那些散落在老揭阳人手里的老照片，凝固了光影，见证着时代。
来源：揭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