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40年·佳文欣赏】我的三次高考

　　郑国柱，男，1956年9月生，北京昌平人，本科。做过农民、教师、公务员，曾任民建昌平工委副主任、主任，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参编出版的有《遗憾与教训总成》、《母恩难忘》、《二十世纪记事本末》、《百年中国社会图谱》等10余种套书、丛书和工具书；独自或合作出版有《推动地球旋转的人》、《名人的机遇》、《浮浪天子宋徽宗》、《从古老发明到现代科技》、《中华道德楷模·现代卷》、《中国著名医药学家成才故事》等10余种；完成未出版的书籍10种。

我的三次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对我而言，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文革”开始后停止了高考，期间，虽然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但只有极少数人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出身属于贫下中农，但不是“好”贫下中农，不会有被推荐上学的机会，甚至连参军、招工的机会也没有。

第一年  报错文理科

　　我得知高考消息时，离高考还有十几天。

　　在考虑是否报名时，我同届和上下届的高中毕业生多数人不报名，都怕考不上；而报名的大多是想碰碰运气，万一考上了呢？我知道自己也没戏，但要经历这次高考实战，见见高考各科的考试卷子，为明年再考做准备，所以决定报名。

　　十几天的复习时间太紧，我就请了5天假，在家埋头复习。当时决定报文科，语文、政治无从下手，干脆不复习，只复习数学和历史、地理。我数学有点儿简单基础，容易的内容还看得懂，稍微难点的就不会了。初中时学过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但学生没有教材，只听老师说天书。想复习，首先要有教材，于是我借齐了历史、地理教材，便抓紧时间阅读记忆。

　　报名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村里的一名高中同学来到家里，说当天去公社开会，顺便帮我报了高考，问报文科还是理科。当时，因为睡得太晚，我还没有起床，又没法起来，就告诉说报文科。等到准考证下来，傻眼了，上面写的是理科。可我没法埋怨人家，毕竟人家女孩子也是好心好意嘛。

　　最后结果自不用说了。

　　我后来看到文科试卷，史地的很多题会做，估计了一下总分，觉得考个中专还是有可能的。但现实就是这样捉弄人。遗憾没用，可贵的是看到了一线希望。

第二年  复习不误工

　　我们那代人虽然学生时代赶上了“文革”，耽误了学习，但也赶上了恢复高考，国家又重新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迎难而上。

　　1978年高考，距上年高考有7个月的时间。如果能歇工7个月，在家里踏实复习或能重新回到教室，得到老师的辅导，我对考上大学的信心还是满满的。但这只是想想而已，全家人都在整天劳动，舍不得歇一天工，我有什么资格提出请假备考？即使是父母提出来，又能欣然接受吗？所以，我的复习都是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

　　说是复习，其实是自学。语文、数学科目，即使一些内容老师没有讲过，但初高中课本还在。可是高中数学课本明显比下几届的内容浅，只抱着旧课本是不行的。史地政科目，我又逐渐搜罗了一些复习资料，从在校生手里拿到一些统练题，就如获至宝，仿佛又回到课堂上。我每天对每份题分析钻研，一点一点地记。

　　1978年高考加了外语。我高中时学过一年俄语，但当时觉得学外语根本没有用，毕业后就是个农民，所以俄语课上都在啃《政治经济学》、做摘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外语从头再学肯定是不行了，干脆放弃，反正是算总分。所以，像我这样的考生，是以五科对六科参加高考的，困难可想而知。

　　记忆犹新的是夏天晚上最难熬，只能看书，不能动笔。为什么？一是太热，把电灯拉挂在头顶上，这样光亮些，看书清楚，电灯烤着，那时农村人的家里没有电扇和空调，天气闷热，浑身是汗。二是蚊子叮，胳膊、腿上、后背常常被叮。为对付蚊子干扰，我发现一招儿——不能四面受敌，只能背靠着墙坐在炕上，左手拿书，右手空着，蚊子偷袭时，让它落在前胸或腿上，咬着人时，右手一拍，几乎百发百中。

　　每天中午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主要用来做代数和几何题，由简到难，攻下一道是一道，久攻不下的题都记在脑子里，吃饭走路都在想，干活时也在想，有的突然想到了解题办法，有的是无论如何也毫无思路。

　　转眼又到高考时。1978年7月迎来第二次高考。我按每科一天的复习时间，请了5天假。两天半的考试很快过去了，在等待成绩的日子里，我又开始了复习。考试结果出来后，297分，离大学后来的最低录取线差3分。

　　正是这3分，令我觉得眼前一片光明，原来遥不可及的大学之门，已经可以看到了。

第三年  意外又惊喜

　　又经过一年的奋斗，我在1979年高考中考了325分，超过了大学的录取线。

　　公社组织所有大学和中专分数过线的考生到县医院体检。我多年没生过病，体检时很轻松，毫无压力，很快做完了各项程序性检查，踏实地在楼道里等着没检查完的人。

　　忽然，楼道里的几堆人在新奇地议论着什么，有人感到惋惜，有人表示同情，声音也越来越大，还不时有人往我这边看，眼里有一种异样的目光。我当时丝毫没有在意。一会儿，同来的考生过来问我：“他们是不是在说你？”我很纳闷，我有什么可议论的。原来，大家在议论一个考生体重不合格的事，说有人比最低体重标准少2斤。人们一看我就是那个不够分量的人。

　　我们回去后，“有病，没考上”成了村里的重大新闻和议论焦点，甚至连附近几个村也传开了消息。同情地说这孩子命不好，幸灾乐祸地说早就知道他考不上，考上也上不了。

　　母亲感到特别受打击，多日的喜悦心情消失殆尽。我安慰母亲说：“不上就不上，反正我考上了。”

　　在人们的议论中，我有一种特别大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估计范进中举就是这感觉。我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人生，决定以高考的劲头，走农民作家的路，放弃明年的高考，因为担心一年长不够那2斤肉。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1979年的9月13日，一个年满23岁的88斤精瘦男子，被录取成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

　　备考这一年，我只歇了10天工，挣了3000多工分。

　　近两天，为写这篇文章，查了一下网络资料：1977年，考生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约5%；1978年，考生610万，录取40.2万，录取率约7%；1979年，考生468万，录取28万，录取率约6%……

　　那时，就知道高考难，没想到原来这么难。幸亏刚知道，要不尾巴会翘到天上啦。

微信编辑：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