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恢复高考40年·佳文欣赏】我的三次高考

  郑国柱,男,1956年9月生,北京昌平人,本科。做过农民、教师、公务员,曾任民建昌平工委副主任、主任,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参编出版的有《遗憾与教训总成》、《母恩难忘》、《二十世纪记事本末》、《百年中国社会图谱》等10余种套书、丛书和工具书;独自或合作出版有《推动地球旋转的人》、《名人的机遇》、《浮浪天子宋徽宗》、《从古老发明到现代科技》、《中华道德楷模·现代卷》、《中国著名医药学家成才故事》等10余种;完成未出版的书籍10种。

我的三次高考

  1977年恢复高考,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对我而言,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文革”开始后停止了高考,期间,虽然招了几届工农兵学员,但只有极少数人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出身属于贫下中农,但不是“好”贫下中农,不会有被推荐上学的机会,甚至连参军、招工的机会也没有。

第一年  报错文理科

  我得知高考消息时,离高考还有十几天。

  在考虑是否报名时,我同届和上下届的高中毕业生多数人不报名,都怕考不上;而报名的大多是想碰碰运气,万一考上了呢?我知道自己也没戏,但要经历这次高考实战,见见高考各科的考试卷子,为明年再考做准备,所以决定报名。

  十几天的复习时间太紧,我就请了5天假,在家埋头复习。当时决定报文科,语文、政治无从下手,干脆不复习,只复习数学和历史、地理。我数学有点儿简单基础,容易的内容还看得懂,稍微难点的就不会了。初中时学过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但学生没有教材,只听老师说天书。想复习,首先要有教材,于是我借齐了历史、地理教材,便抓紧时间阅读记忆。

  报名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村里的一名高中同学来到家里,说当天去公社开会,顺便帮我报了高考,问报文科还是理科。当时,因为睡得太晚,我还没有起床,又没法起来,就告诉说报文科。等到准考证下来,傻眼了,上面写的是理科。可我没法埋怨人家,毕竟人家女孩子也是好心好意嘛。

  最后结果自不用说了。

  我后来看到文科试卷,史地的很多题会做,估计了一下总分,觉得考个中专还是有可能的。但现实就是这样捉弄人。遗憾没用,可贵的是看到了一线希望。

第二年  复习不误工

  我们那代人虽然学生时代赶上了“文革”,耽误了学习,但也赶上了恢复高考,国家又重新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迎难而上。

  1978年高考,距上年高考有7个月的时间。如果能歇工7个月,在家里踏实复习或能重新回到教室,得到老师的辅导,我对考上大学的信心还是满满的。但这只是想想而已,全家人都在整天劳动,舍不得歇一天工,我有什么资格提出请假备考?即使是父母提出来,又能欣然接受吗?所以,我的复习都是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

  说是复习,其实是自学。语文、数学科目,即使一些内容老师没有讲过,但初高中课本还在。可是高中数学课本明显比下几届的内容浅,只抱着旧课本是不行的。史地政科目,我又逐渐搜罗了一些复习资料,从在校生手里拿到一些统练题,就如获至宝,仿佛又回到课堂上。我每天对每份题分析钻研,一点一点地记。

  1978年高考加了外语。我高中时学过一年俄语,但当时觉得学外语根本没有用,毕业后就是个农民,所以俄语课上都在啃《政治经济学》、做摘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外语从头再学肯定是不行了,干脆放弃,反正是算总分。所以,像我这样的考生,是以五科对六科参加高考的,困难可想而知。

  记忆犹新的是夏天晚上最难熬,只能看书,不能动笔。为什么?一是太热,把电灯拉挂在头顶上,这样光亮些,看书清楚,电灯烤着,那时农村人的家里没有电扇和空调,天气闷热,浑身是汗。二是蚊子叮,胳膊、腿上、后背常常被叮。为对付蚊子干扰,我发现一招儿——不能四面受敌,只能背靠着墙坐在炕上,左手拿书,右手空着,蚊子偷袭时,让它落在前胸或腿上,咬着人时,右手一拍,几乎百发百中。

  每天中午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主要用来做代数和几何题,由简到难,攻下一道是一道,久攻不下的题都记在脑子里,吃饭走路都在想,干活时也在想,有的突然想到了解题办法,有的是无论如何也毫无思路。

  转眼又到高考时。1978年7月迎来第二次高考。我按每科一天的复习时间,请了5天假。两天半的考试很快过去了,在等待成绩的日子里,我又开始了复习。考试结果出来后,297分,离大学后来的最低录取线差3分。

  正是这3分,令我觉得眼前一片光明,原来遥不可及的大学之门,已经可以看到了。

第三年  意外又惊喜

  又经过一年的奋斗,我在1979年高考中考了325分,超过了大学的录取线。

  公社组织所有大学和中专分数过线的考生到县医院体检。我多年没生过病,体检时很轻松,毫无压力,很快做完了各项程序性检查,踏实地在楼道里等着没检查完的人。

  忽然,楼道里的几堆人在新奇地议论着什么,有人感到惋惜,有人表示同情,声音也越来越大,还不时有人往我这边看,眼里有一种异样的目光。我当时丝毫没有在意。一会儿,同来的考生过来问我:“他们是不是在说你?”我很纳闷,我有什么可议论的。原来,大家在议论一个考生体重不合格的事,说有人比最低体重标准少2斤。人们一看我就是那个不够分量的人。

  我们回去后,“有病,没考上”成了村里的重大新闻和议论焦点,甚至连附近几个村也传开了消息。同情地说这孩子命不好,幸灾乐祸地说早就知道他考不上,考上也上不了。

  母亲感到特别受打击,多日的喜悦心情消失殆尽。我安慰母亲说:“不上就不上,反正我考上了。”

  在人们的议论中,我有一种特别大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估计范进中举就是这感觉。我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人生,决定以高考的劲头,走农民作家的路,放弃明年的高考,因为担心一年长不够那2斤肉。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1979年的9月13日,一个年满23岁的88斤精瘦男子,被录取成为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

  备考这一年,我只歇了10天工,挣了3000多工分。

  近两天,为写这篇文章,查了一下网络资料:1977年,考生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约5%;1978年,考生610万,录取40.2万,录取率约7%;1979年,考生468万,录取28万,录取率约6%……

  那时,就知道高考难,没想到原来这么难。幸亏刚知道,要不尾巴会翘到天上啦。

微信编辑:宋迪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