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宋儒张载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也成为后儒习易的标竿：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意思大概是说，《周易》是专为君子谋略而设，不是属于小人谋略之用。但什么是君子谋？什么是小人谋？

这句话出自张载所着《正蒙》一书的《大易篇》，全文是这样的：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

翻译：《周易》是专为君子谋略，不是为小人谋略而用的，所以将（德）撰写于卦爻辞里面。虽然爻有小大阴阳的分别，但是在为卦爻加入卦爻辞时，一定会以君子的义理来告诫问卦者。

所谓（爻有小大），小者为阴，大者为阳。小者似乎是为小人而设。但卦爻辞必定会以君子之义来晓以大义，避免犯下小人之失。

王夫之《正蒙注》则进一步以《周易》和火珠林的差别做说明：

若火珠林之类，有吉凶，无善恶，小人资之谋利，君子取之，窃所未安。

《周易》不但言吉凶，而必明乎得失之原。乾且曰利贞，况其余乎。贞虽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贞者也。

有小人之爻而圣人必系之以君子之辞。剥之六五，阴僭之极，而告之以贯鱼之义。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知惧，不徇其失，而以幸为吉。若火珠林之类，谋利计功，盗贼可以问利害，乃小人徼幸之术，君子所深恶也。

现今坊间所谓的（文王卦）、（金钱课），或（六爻）其实都是源自于（火珠林）。火珠林大概在宋朝时开始流行开来，由于常和《周易》混淆，且在民间相当盛行，因此也受到儒者的排斥。宋明之后的许多大儒也都曾经在著作中公开抨击这种算命法，极力要把他们读的《易经》与这种江湖数术画清界限。

王夫之则批评说，被用于算命的火珠林（有吉凶，无善恶，小人资之谋利）。江湖术士为了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不辨善恶，只会操作吉凶来诈财。相较之下儒者眼中的《易经》，有清楚的是非善恶，而且君子用之是为了抑恶扬善，不是要谋利。

再就所求问的问题来说，火珠林法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包括盗贼要去做坏事也可以求问，成为小人佼幸取巧的方法，这也是君子所深恶痛绝的。

春秋卦例

所以，这里的（君子），强调的是有是非善恶，不谋私利的人。但这已经不是《易经》最原始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是有权位或者是身份尊贵的人。而是指行为上符合伦理道德的人，具备一定品格的人才可称为君子。

张载说卦爻辞一定会（喻之以君子之义）这句话拿来检验《周易》经文不尽然正确，但在春秋时代的筮例里，的确就已有这种（喻之以君子之义）的解卦传统，这种传统甚至早于孔子之前。

从人品高下来定义君子与小人，并不是宋儒开始的。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早在孔子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已存在，而到了孔子将这些论述（集大成），形成了一种流传两千多年的思维方式。

《周易》原本的功能主要在沟通鬼神，周王决策时要了解鬼神意志，虽然无法说这样的《周易》没有伦理道德的义涵，但是至少思维重点比较是在事情吉凶的因果预判，这种预判的逻辑是比较不具道德规范之意义的。某个程度来说，其实有点像船山先生批评的火珠林法：有吉凶，无善恶。

但从春秋开始，可能因为礼坏乐崩的关系，人们开始把一些道德期待放到易经的解卦上，这种期待，在后来更把品德上的高贵内涵当做君子的条件，君子不再只是原本的社会身份地位高低，而是必需具备某种人品上的高贵特质才堪称为君子。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自解艮之随，此卦五个爻变要以之卦随卦来占解，他解释（随，元亨利贞，无咎）说，自己不符合元、亨、利、贞四德，所以无法得到（无咎）的结果，也就是无以免除其罪咎，安全脱困，将被囚死于东宫：（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南蒯将叛变，筮得否之比，得（黄裳元吉），原本就卦来说是大吉。但子服惠伯将此卦限定在（忠信之事）才得为吉，并把黄、裳、元做为得到（吉）的条件，也就是说，除了问卦之人必需以忠信之事为基础之外，还必需符合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才能够得到吉。

穆姜的故事记载于鲁襄公九年，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早于孔子五十读易六十几年。而毕万的例子记载于昭公十二年，当时孔子大约二十岁左右，因此早于孔子读易三十年。甚至像鲁宣公六年记载的，郑国公子曼满想要当卿相，伯廖评论说：（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早孔子习易一百年。

这些例子里，虽然未清楚把人的品格拿来定义《周易》中的君子，但已可看出，早在孔子出生以前，贵族利用《周易》时，就已把人品列入吉凶的判断之中。并且把《周易》当做人在品德修养的励志之书，这种特色，在孔子之后也清楚地表现在《象传》与《彖传》等十翼的注解里。

道德上的转化

这也是孔子之后，易学还有经学上的重大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是在孔子身上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的蕴酿积累，到孔子将这些思想往上提升与萃练，集前人之大成，（修诗书礼乐），并以此传授弟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所以孟子如此评论孔子：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所谓（集大成）用音乐来比喻就是（金声玉振）。金声是音乐开始的脉络条理，有始物之义。而玉振则是结束的脉络条理，有终成之义。于人事，要能创始一件事，让事情能够开始很有条理而上轨道，这需要聪明智慧。但要让创始之事能够完成，并加以发扬光大，那么单靠聪明智慧是不够的，还需要圣人的人格影响力。集大成的孔子，既有创始的智慧，还有足以成事终事的影响力。

孔子讲仁义，尚礼乐，认为君子当以仁义为涵养，行之于外则中于礼乐之节。孔子当然也将这样的思想带到了《周易》，也包括了对于《周易》中君子与小人的论述，《系辞传》中有几段引述孔子对于《周易》经文的注解：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屦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以上所说的（君子）、（小人）其实兼具二义。一是既指地位之尊贵与卑下，二是又兼及品德上的高下。

这种颜色最为鲜明的如《大象》传，都用（君子以…）的语法来诠释君子面对不同处境当有如何之作为，而这些作为都与修身治国有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十翼相传是孔子所作，不过这个说法大有问题，十翼比较象是孔门弟子整理孔子讲学的见解而成，部份则可能是孔门弟子的言论。以《系辞传》来说，它的成书方式类于《论语》，比较可能是孔门弟子对于老师课堂言论的笔记。因此里面混杂了孔子之前的古人论述，这部份可能是当时孔子的教材或孔子引述先贤言论。也混杂了孔子之后的孔门论述，这部份可能是孔子弟子对于老师言论的发挥，然后被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记录下来。但无论如何，可从十翼见到孔子对于《周易》诠释的这种重要转化。

评断

就如前一篇文章所说的，《周易》中的君子原本指的是有权位而尊贵的精英份子，小人则是指基层而地位低下的平民、小民。但《易经》并不专属于精英。事实上，由于《易经》的普及，绝大多数读易经、用易经的人，都属于平凡而没有官位的小人。怎么可以说只有君子可用《周易》来问事呢？甚至从《周易》中有小人吉、小人凶等判断用语来看，在周朝时《周易》的使用应该也不是贵族精英、在上位者的专利。

所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讲的君子和小人并不是这个原始的社会地位上的意思，而是一种道德上自我提升的期望。精确来说，意指我们读易经，就要学习做个有德性的君子，让自己不断在品格上向上提升：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小人还是君子。

另外一种错误的解读是，有人会因此以为自己读了易经就变成君子了，就像社会普遍会把穷困、没读书等下层阶级的人认为比较没品德。而富有、光鲜，饱读诗书有成就的人品德就比较高一样的心态。

宋明之后的一些读书人，的确常常可见这样的敝端。往往以君子自居，以为自己读了些圣贤书，有了经世治国的理想，然后自己就是正义的一方，是君子。而和他相对立的就是小人、奸人，形成了一种读书人的傲慢。就好比有人去算命，常常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对自己不利的，全都视为小人一样的道理，这种思维，可说是把（易为君子谋）想歪、想错的典范。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