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动荡的历史转折期，有两个人物，傅山与八大山人。两人身处明末清初的大变革期，面对同样的大势。对比来看，八大是皇室后裔，朱明嫡脉，傅山做了世外高人，对明清鼎革的大动荡却感同身受。傅山始终站在明王朝这一边，至死不渝，曾经发起过抗清活动。八大面对破碎的河山，遁入空门，傅山也是一袭红衫，变身朱衣道人。两人虽然出身和经历不同，却有类似的人格志向和个性追求，书风独具面目。
在单独进行书家个案分析时，也许不会太在意彼此篆书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比，发现两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草篆”，只是傅山的来源驳杂，八大的来源相对单一，其以《石鼓文》为范。现在提到八大的篆书，不得不提这册《石鼓文》临本（如上图），已是代表作。这就证明一点：好的临作，照样可以传世。在古人经典范本的基础上加以有效发挥，临作成为有凭据的创作，一样出彩。不一定非得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风格，若即若离，若古若我，只要恰到好处，具有艺术含金量，也可以不朽。现在人看《石鼓文》，也许会觉得稀松平常——并非指艺术价值，主要是“能见度”，因为今人选择余地极大，各种《石鼓文》版本的高清印刷品能够一网打尽。八大独以《石鼓文》为范，且以草篆笔法为之，中间夹杂了行楷释文，可谓艺高人胆大。取法《石鼓文》的历代书家众多，写成草书面目的，仅八大一人而已。这预示和见证了一点：在他之前，没有人想到这样来临写，多半小心翼翼，亦步亦趋，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他之后，没有人敢这样写，因为属于仿照，没了创意。在艺术道路上，八大是一个独行客。数百年之后，依然不得不佩服他超凡的艺术创造能力。如果对于八大的创作方法和艺术宗旨有深入了解和细致分析，也不会觉得奇怪。八大擅长多种书体，而且可以打通彼此之间的关节，生发开来，独出新意。八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草书，数量也最多。说是草书，却能变动为静，以楷写草、以篆写草，除了偶有连笔，字形间架似草，无论从笔画线质还是整个气息上来讲，并不在意草书单纯的“形”，却兼具草、楷、行、篆等多重韵味。再者，八大有一册临怀素草书《圣母帖》作品，说是一种“释文”，实质是以真作草的尝试，寻求精神上的“暗合”。但凡个性强烈的书家，常常喜欢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反拨”方式实现自己的创新之举。当然，悠游于不同书体之间，可以自由而又自然地转换，需要敏锐的艺术感觉，更需要不凡的才情和功力。进一步深入思考，以相近时代的郑簠隶书同步考察，不难发现，郑氏写隶，八大写篆，不约而同地加入行草笔意，天趣飞动。在他们之前，绝少有人有这样大胆的尝试。他们面对的是刻石拓片，绝对静止而庄重的字形，若要转换成个人笔墨，要留在纸面上，要么照样描摹，要么创造性发挥。作为创作性十足的书家，自然会选择后者。（敬请参阅有关郑簠隶书评析前文：《“草法”入隶书怎么玩？看看这位书坛先驱》）这对于今天的学书者临摹汉隶石刻乃至一切刻帖等，仍具有启发意义——“我”之为我，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么做。临摹无定法，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学书贵在法，而其妙在人。如果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八大乃至傅山的草篆，他们是清代篆书复兴大潮来临之前的个人探索，缺少借鉴，既占得先机，又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对个人来说，是个性十足，如果从二李乃至后来的邓石如篆书之“正脉”来看，则存在“正”与“奇”的差异。八大只是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而没有开辟出一条让后世者得以受益的艺术之路。邓石如做到了。具有原创性的大师，不但要有独特的风格创造，更要能让后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前进。众所周知的“八大体”，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是“简”，很多成熟复杂的技巧弃而不用，简化了所有能够简化的用笔动作，任由笔毫只做平面运动，提按到了极其微弱甚至隐含不发的地步。二是“圆”，“圆”包含了外形的圆，还有笔意的圆，圆通、圆融，这都是从篆书来的。虽然用笔简练，却极为沉实，主要是强调“涩”，无疑是篆书用笔。细细思量，会觉得八大的临创之举非常有意思，临篆书变成行草书，临草书变成楷书，写行楷书感觉就是写篆书，而他想要的，就是这种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感觉。说到本质，八大和傅山一样，他们并不在意某种书体或某种形式，最重要的是能够进行情感抒发，对于极度压抑处境的反叛，求得个人心情的抒发和解脱。最后还得说明一点，无论八大还是傅山，他们的草篆创作，与今人篆书不断植入越来越多成分的行草笔意有根本区别。八大是以气驱笔，追求的是风格的“异”，以此求变，无论对个人技法而言，还是就当时所处的大势来讲，乃是顺应潮流的选择。今天的篆书不断趋于行草化，是因为求“正”而无法到位，缺少足够的积淀，在技法上无法突破，实现个人创新，对于“异态”风格的追求，当没有足够才情而加以驾驭时，难免变得不适应。书法的创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