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姓氏的贵贱之分

“姓，以是别婚姻，氏，以是别贵贱。” 姓氏在产生之初就有“明贵贱”的功能，姓氏的贵贱之分在上古时代就已存在。

秦汉以后，姓和氏合二为一。《通志·氏族略》记录：“秦灭六国，子孙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更将姓氏混同成一个观点。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秦代之后，“别上下”、“明等级”的命氏制度被废除，但以姓氏别等级的观念却存留下来。到两汉时期这种观念再次上升为制度——门阀制度，官方甚至明确规定某姓为望族大姓，并具体划分出姓族等级，各姓族权益地位各不相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形下，不但不同姓氏有高低贵贱之别，就是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内部不同宗族间也有贵贱、尊卑之分。门阀世族内部按家族血缘关系区分，区域性的世家大族又有“郡姓”、“吴姓”、“侨姓”、“虏姓”之分，不同地区都有“历世著名”的家族为代表。

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最大；东南是为“吴姓”，朱、张、陆、顾为最大；山东是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最大；关中也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为姓氏之首；代北为“虏姓”，长孙、宇文、元、陆、窦为大。

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并称为“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就是在上述“四姓”中，也存在等级高下之别：唐代谱学家柳芳的记述：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门阀制度源起于西汉末年，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由门阀制度所形成的姓氏贵贱、高下之分，更是在此时期愈演愈烈。所谓门阀，也就是门第阀阅，是指那些世代显贵、影响大的姓族家门，因显赫无比并世代传承，被称为“高门”、“著姓”。

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说：“三代之后，姓氏合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也就是说，“氏”别贵贱的功能只是被“地望”（郡望）所取代。

北魏时期，孝文帝拓跋宏（后改汉姓称为元宏）就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详定姓族制度，确立门阀序列，其中，范阳（今河北涿州）卢氏、太原（今山西太原）王氏、荥阳（今河南荥阳）郑氏、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以及陇西（今甘肃临洮）李氏最为尊贵，被称为“五姓”。

唐代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序曰：“天下有五甲姓， 荥阳郑氏居其一。”

到了唐朝，这五姓加上博陵（今河北安平）崔氏、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合称“五姓七家”。

这五姓世代显赫，比如，两支崔氏在唐代出任宰相的多达27人，五品以上的官员有400余人，时人称之为“宰相之姓”。在民间也流传有“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却愁”的说法。事实上，“五姓”之间互通婚姻，并以与其他姓氏联姻为耻，包括皇室。唐宪宗为爱女歧阳公主选驸马时，曾打算从这些高门中挑选，可当他话刚出口，这些著姓的大臣们都以“疾辞”，摆明不屑与皇室联姻。宰相郑覃宁愿把孙女嫁给九品芝麻官崔皋，也不愿许配给当朝太子，对此唐文宗也毫无办法，只能感叹：“我家二百年天子，还比不上崔、卢吗?”可见此时“五姓”的显赫与高贵。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