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判断和财产使用

近年来，1920和19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争论这一话题重新引发了奥地利思想家的兴趣。随着苏联帝国的垮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经济系统的不可能性的结论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事后实证检验。然而，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此达成一致的理解。

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性缘于这种体制不能传递分散的知识，在他们看来，特定时间地点环境中的信息不能被集中化，它必然存在于分散的形式当中而不能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价格机制进行交流传递。因此只有资本主义能够解决知识问题。

其他作者则将知识问题考虑为次要的，他们认为私有产权的存废是最重要的。由于没有市场价格，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然而，市场价格以交换并因此以私有产权为前提。

这种观点分歧可以追溯至米塞斯和哈耶克，米塞斯认为强调知识问题并不充分，因为它只是提出了执行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实践困难。他所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在纯粹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哈耶克则不同，他完全注重分散信息问题。他不仅在社会主义计算争论背景下发展了这一见解，而且这也成为他后期社会哲学的基础。

争议的重要性

我们不只是单纯讨论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因为争论涉及到理解到底什么才是经济学以及从经济学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实际结论的问题。整个问题具有基础重要性的地位。

按照米塞斯的观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先验公理知识科学，在他看来，这些公理体系蕴含在行动条件当中，并且通过逻辑推演能够获知。无论这种推理结论听起来多么漫无边际，它对于真实世界来说都是有效的。

这恰好是哈耶克要反对的地方。按照他的理解，经济学定理某种意义上独立于现实，他们只是同义反复。另外的关于获取知识的表述是必要的，这样使得知识相关于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经济与知识》论文中的程式化表白：

我的主要观点是，只要我们能够将关于知识获得和交流的确切表述装入那些形式化定理，经济学形式化均衡分析根本上包含的套套逻辑，可以被转化为能够告诉我们真实世界因果性的定理。简言之，我认为经济学理论的经验元素——那个不仅仅相关于含义而且相关于因果并因此导出无论如何基本上能够被验证的结论的唯一部分——由关于知识获取的命题构成。

哈耶克所使用的形式化均衡分析指的是数理方法，然而一个人为了反驳社会主义而是否真正需要去谴责全部均衡分析，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目前不考虑这个问题，而是聚焦于批评哈耶克注重知识问题，以及根据产权和经济计算重构市场过程和信息的流行表述。伊斯雷尔.柯兹纳精细阐述了哈耶克方法，因此我们现在的批评将主要指向他的工作。整个知识范式是一条死路，它无疑通向了沙克尔-拉赫曼版本的虚无主义。

经济学中反对知识范式的情形

价格传递知识并协调行动吗？

首先我们必须反问价格是否确实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根据柯兹纳，价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传递功能。他区分了均衡价格和非均衡价格的信息传递功能，并特别强调了后者：

认识到均衡价格的经济信号功能能够让分散决策根据分散信息状态进行瞬时协调，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认识到非均衡价格在激励企业家涉及分散信息的可获性发现（分散信息的存在迄今没有引起相关注意）。

让我们依次考察这些功能，第一个主题指向均衡价格，它确实包含三个不同的子问题。

首先，价格被认为包含了经济信息，如果人们想说价格给出了过去交换率的信息，这无疑正确。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过去的价格是过去状态的结果，然而行动从来不是面向过去状态，而是面向未来，也就是面向在过程中主导的条件。而且，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价格总是行动的结果。因此，行动依据的所有信息必须预先获取。价格自己不能传递形成它自己的知识。只有在隐喻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价格反映了或包含了当前状态的信息。对于行动中的人来说，这些瞬时过去的状态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子问题说均衡价格传递分散的知识体系，这些特定时间地点环境的信息从未被任何人在整体上获知。然后，通过市场交换率，这些局部的信息被传递到所有市场参与者那里。按照这些提倡者，社会主义饱受没有这种类似机制的苦恼，社会主义计划当局不能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因为这些要素价值由广泛分散的供需实际来决定。

我们注意到这个推理的正面部分无可争议，它表明价格传达局部的相关信息。然而，这只是一个隐喻的表述。每一个交换率都由特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来决定，但尽管如此，这个决定过程如何精确运作并非不重要。只要没有理论指出我们的选择的准确决定过程，我们不能从任何事物必然被决定这个认识中得到任何知识。除了价格没有其他机制能够如此迅速地传递分散事实，这也是一个断言。然而，为便于讨论，如果我们假设就是这个事实，使得市场经济能够步履蹒跚地从一个危机走到另一个危机。资本主义企业家最快的信息在于观察市场价格，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开始行动。换句话说，如果信息真的如此重要，预测未来就没有用处，然而正是后者使得市场灵活运转。

最后，知识问题重要性的倡导者争辩说，交换率使得分散决策协调。这很难看出社会主义不能解决这个所谓协调问题。确实，更广义地说，所有行动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协调，我们的行动与牛奶工人和电影大亨的行动协调，或者与劫匪、强奸犯和凶手的行动协调，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他们谈及协调，哈耶克知识理论当中没有考虑凶手问题，因此需要另外一个标准区分“好的”和“坏的”协调。这个标准——而不是协调——将因此成为经济分析的基础。

因此，我们被迫怀疑“协调”这个语汇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表述，它模糊了一些有价值的洞见。我们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一些用以支持知识问题方法的实例。或许最著名的是哈耶克阐述“当主观价值帮助个体协调他得计划中的部分的时候，类似地，价格运行能够协调不同人们的分散行动”观点时所运用的锡的例子。哈耶克告诉说我们：

假设世界上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使用原材料比如锡的新机会，或者锡的某个供应源耗尽了。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没有关系——这一点意义重大——这两种原因都会导致锡的稀缺性提高。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是，他以前所使用的那部分锡在其他地方能够得到更有盈利地使用，结果是他们必须更节约使用。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必要知道到底哪里发生了最紧迫的需求，或者节约使用到底有利于哪些其他用途。要是他们中一些人直接知道新的需求该有多好，这样可以将资源转移到那里，如果那些知道新供应缺口的人们因此继而创造了其他资源能够满足需求，这个效应能够快速传递到整个经济系统，影响到不只是所有锡的用户，也会影响锡的替代品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用户，所有用锡或替代品制造的供应，等等。…这运行起来像一整个市场，不是因为其中某个人调查过整个领域，只是因为他们有限的个体视域是相关关联的，这样通过很多中介，相关信息传递到所有人那里。

毫无疑问，锡的稀缺性上升能够很快传递到整个经济系统，并影响不只是锡的用户，也包括那些替代品用户等。然而，这个过程最好不要用价格的协调功能来说明。

稀缺性的基本事实意味着不是每一个锡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一些人有而一些人没有。锡的稀缺性上升，意味着一些市场参与者本来可以获益于锡的使用，现在他们必须被禁止使用锡。如果一些数量的锡被销售出去了，售卖者不能再卖出它们了，这与交换率无关。这只是没有更多的锡能够留给他们。不管售卖者是否意识到，无关紧要。他不能销售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锡不再更稀缺，这个事实会被一些人知道并引导他们适应调整。这确实是另外的理路来理解，正确的事实是需求提高意味着一些人已经知道了更为有效地使用锡。

不是价格协调了卖家和买家关于锡的行动，价格是协调行动的结果，不是协调者本身。产权，而不是知识协调了不同人的分散行动。协调和传递这些语汇确实模糊了而不是清晰表达了这个事实。这是又一个在科学论文中使用隐喻的危害的事例。

趋向均衡的吸引(attraction)理论

现在让我们转到柯兹纳的第二个主题，谈论非均衡价格的传递功能到底得到了多少可靠的论证？之前，我们已经看到柯兹纳相信非均衡价格能够激励企业家发现分散信息的可获性，这个表述中的重要语汇是“激励”。柯兹纳试图说价格或价格传递是行动的原因吗？确实，这看起来是他所主张的。他说：“盈利机会能够吸引激励市场行动，结果减少市场无知和信息配置不当。”

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个概念与柯兹纳定义的企业家警觉并不协调一致。企业家警觉“被理解为一种独立判断形势和更正确达到相关于（迄今仍然不确定的）未来的想象图景的能力。我们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一些人具有更高程度的这种能力。”

确实，谁会冒险否定我们每个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估算情势并正确达到相关于未来的想象图景呢？然而，柯兹纳关于非均衡价格的传递功能概念，建立在一些完全不同于上述意义的警觉概念。他认为：

对于纯利润机会吸引企业家注意的确切方式，我们知之甚少，但是这些机会散发的强大吸引力却少有质疑。

柯兹纳并没有支持性的论证，却引导我们分享他对于那些贴着吸引力或启示标签的信仰。如果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那价格扩散导致行动意味着什么呢？一定有某种机制导致价格扩散到一些企业家的关注范围。价格扩散一定因此被这样认为，即它以某种方式跃入企业家的意识，这对于他来说并不需要预先的行动。概括来说，柯兹纳的概念隐含了我们（或我们中的部分人）确实有关于一个物体的信息，因为这个物体自己以某种方式被置于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是被动的，而物体是主动的。

当然并非如此。我们环境中的物体是自在的，不管我们关于它知道什么或不知道。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有意识的行动，我们将不会对它知道任何东西。或者说，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再看它一眼，你能够描述此时此刻下面座位的颜色吗？如果不是计数，你能够准确说出往上爬到自己酒店房间需要走多少步吗？有无数类似这样的问题，它们的回答都是不能。我们必须行动以让它们进入到我们的意识。

确实，一个物体要被觉察到，它必须在那里。它要被意识到，那么它的存在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但是一个觉察总是一个行动，也即显现为选择，并且选择不知何故被任何物体所决定。因此，没有有意识地关注到市场形成的价格，我们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了解。结果就是我们不会被价格和价格扩散所吸引。

同一市场不同价格不是一个例外，即使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理区域存在不同价格，企业家也必须有意识搜寻它们。为了知道去哪儿买卖，他们必须行动。

在每一个时刻，都可能存在无限数量的未被发现的价格扩散。如果柯兹纳所说正确，价格扩散透露给我们中的一些伙伴，我们的状况会很好。他们可以呆在家里，坐在扶手椅里面就可以收获相当可观的利润。不幸的是，这不是我们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因此不可能得到柯兹纳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正好是高低价格之间的扩散告诉了警觉的企业家套利是可行的。”

柯兹纳并没有认为每一个警觉的企业家都会被利润机会所吸引，但是这不能解决他的吸引力理论面对的困难，某种意义上它还制造了额外的麻烦。因为他仍然需要解释一个自在存在的物体怎么会进入到我们的意识里面，而且现在他还必须要解释为什么一些人比其他人对价格扩散更为敏感。

然而，即使忽略这些反对意见，为了论证需要，假设警觉企业家们某种意义上能够知道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吸引力理论仍然是矛盾的。因为生产要素或者已经在市场上销售了，或者没有。如果它已经按照某个低于其边际产品价值的价格被销售了，那么就有一个利润机会。但在这个情景，对于警觉的企业家来说，这已经迟了，因为它已经被竞争者买走了。如果相反，这个生产要素还没有卖给任何人，那么就没有价格扩散。结果就是，没有警觉的企业家能够被吸引去购买这个生产要素。这样，吸引理论依据其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

柯兹纳或许否认他的理论让他接近于一种粗糙的物理主义基础，他有时候强调说“人们不能说警觉导致它的拥有者确保它能够成功发现那些后来才发现的东西。”然而，他认为人们也不能忽视吸引理论对于经济学中心定理的关键重要性，也就是这个定理“展示了市场过程中的均衡和协调的趋向。”按照柯兹纳的理解，这个定理依据于发生在时间序列中的系统性学习过程。现在这个定理有必要表明发现（也就是持续的判断）在某种方式上决定于行动的客观条件。如果发现只是被选择决定，这个论证将是不可能的，因为选择意味着一个人可能犯错。因此，柯兹纳的中心定理需要用因素而不是选择来解释。这正是柯兹纳试图用他的吸引理论要做的事情。确实，简单强调“激励去看到相关本来面貌的因素”是不足够达到他的目的的。因为这样单独的激励当然不能确保任何成功。如果他要证明柯兹纳式均衡趋向过程，宣称企业家们警觉也是不充分的。他必须表明他们成功以及为何成功。上述我们已经看出柯兹纳几乎不能说已经解决了问题，原因当然在于离开选择我们不能想象任何行动。但是这意味着任何探寻趋向市场均衡的趋势是徒劳的吗？尽管如此，即使均衡或均衡趋向的分析存在缺陷，这也几乎不能弥补它或者用其他错误理论替代它。

结果：经验主义

顺便说，柯兹纳看起来也没有充分论证均衡趋向过程。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在柯兹纳吸引理论的底层除了他的信仰并没有其他东西，这不是夸张。确实柯兹纳非常意识到这是理论的基础。可以看看下面的表述：

可以表明我们对于市场的能力很有信心，市场学习，并且利用持续的市场信息流产生市场过程，这个市场过程关键性地依赖于我们相信企业家元素良性的存在。

尝试执行一系列互不兼容的计划将产生系统性地朝向均衡的计划改变，这种断言不能建立在纯粹逻辑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断言必须建立在市场参与者倾向于向过去经验学习正确教训这样的假设之上。

这种依赖纯粹断言和呼吁分享信仰的论述显示柯兹纳已经放弃了行动学理念，这是社会现象的逻辑学。确实他的经验主义在过去持续增强，在他最近的书里，他明确说：

经济科学已经并总是从经济秩序的重要经验环境中迈步向前，…市场显然起作用，这是现代历史最总要的一课。

在现有变体（variant）中，市场过程理论的核心教条是，即使持续变化的潜在变量因此导致的复杂性，市场过程的本质特征，作为历史经历，并不保持完好无损。

这不是米塞斯理解市场和社会科学中历史与社会科学理论分支关系的思想进路，柯兹纳式变体的市场过程分析本质上是不是一种历史探索，这是可以探讨的，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论述这个话题，毕竟我们的目的受限。

罗宾斯式的经济（economizing）与柯兹纳式的企业家精神

目前所说可以看出，柯兹纳将企业家活动整个描述为一种并无资源支持（resourceless）的发现，这不能成立。因为如果行动意味着稀缺手段被运用于追求目的，如果一个人为了觉察任何事情都必须行动，如果不支配一个人的脑子和感觉手段，那么就没有不会有这种所谓发现或者说得更好听一些的判断。如果没有一些财产就根本上不会有事实上的行为。结果就是，如果没有资本家，要实现市场判断也是同样不可能的。同样的，不可想象资本家简单地将资金借给一个警觉观念的人。之所以这样做，他至少必须发现这笔信贷在当时是对于自己财产的最好利用。

我们已经看到柯兹纳的关于企业家发现的错误根源在于他试图决定选择，哪怕只是隐含地。选择是行动人面对的最一般的问题，每个时刻他都必须选择自己认为能够执行的最重要的行动。这个声明是经济学的核心。众所周知，柯兹纳试图使之合理化，他的全部工作——事实上他的全部论文——都是从批评他所谓“罗宾斯式经济人”开始的。

柯兹纳声称，如果人们认为经济数据是被给与市场参与者，那么真实生活的问题就变形了。在柯兹纳看来，如果数据被给予，这意味着它被一些或所有市场参与者所获知。他强调指出，结果就是市场参与者必须发现数据。如果后者不是被完美觉察到，那么就存在对于当前数据的“完全无知”。通过市场过程这些数据被发现并被市场参与者所获知。柯兹纳进一步论述，重要的不是均衡和完美知识，而是均衡过程和发现。他论述道，我们无需在均匀轮转的经济和完美信息的国度里面浪费时间，而是聚焦于获取知识的方法以及在趋向均衡过程中接近均衡。

我们不能否认，不是所有数据都是被给予这样我们才知道它们。然而，罗宾斯是否在他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中宣称这一点，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同样，如果罗宾斯宣称如此，柯兹纳式企业家是否会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候选者，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

上面提及的罗宾斯的书，一个公正的读者也会疑惑柯兹纳的批评基础何在。柯兹纳很少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只有在他的著作《经济观点》中大量引用过罗宾斯。但即使在这些引用中，也发现不了什么能够支持他对于罗宾斯的批评。为避免误解，我想说并不表明这些引用在批评罗宾斯方面毫无价值。然而，明显的是，罗宾斯并不认为行动目的是已知的，而相反，他明确阐明了经济学定理要有效，具体的手段-目的框架是无关紧要的。

也许柯兹纳的目的不是批评罗宾斯而是针对当代一些微观经济学教材刻画行动人的理论，因此他指出“单纯配置决策不会发生，实际上在微观经济学教材当中想象着经济科学能够提供这种精确性，那只是错觉。”但是，在这里指责罗宾斯的著作导致了那些受到（或被认为是受到）启发的作者的错误，则是不恰当的。而且侧重于发现和知识而不是选择，其是否存在可信的优越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不会知道所经验环境的全部信息，但是对于选择问题来说无关紧要。对于正确选择来说，它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经历过所有的相关数据，而是人们根据对于这些数据的正确判断来行动。这些数据被给予，并不表明它们被认知，而是意味着我们的行动面对它们，不管它们是手段还是障碍，这独立于我们是否认知到它们这个问题。一个数据在我们决策的当下是否存在，也是无关紧要的，它只是在未来出现也是一个数据。对于我们的行动，这个未来出现的数据与现存数据的意义是一样的。企业家精神对于生产要素的评估不是预设未来信息，而是根据估计进行判断，对未来的判断。

这意味着知识与行动毫无关系吗？确实，我们不能回避这个结论说，我们过去的大多数知识能够成功运用于未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经验知识的有效性由过去的经历所确立，我们的经历由它们的状态整体决定。但是行动的状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每天都在变化。问题就在于，怎么利用过去的知识。我们必须判断相同的状态在未来是否会继续，对于这个任务来说，过去的知识帮不上忙。

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经由非均衡价格的“知识产生（generation of knowledge）”问题，非均衡价格并不“向警觉的市场参与者显示如何更改它们的决策，在未来看来是明智的。”过去的经历并不告诉我们对于未来能够期待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进行选择。

每一个行动都预设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知识和信息的成分，或者可以把它叫做对于未来状态的判断。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需要柯兹纳式的企业家？即使柯兹纳自己有时候也将罗宾斯式的经济人描述为“给定数据下的最大化者或者被动价格接受的决策者”，但罗宾斯式的经济人并不像柯兹纳告诉我们的那样是机械式行为者，至少他们还展望未来，它们不只会是价格接受者。柯兹纳可能会反驳说它们的行为不能确保趋向均衡，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企业家概念也不能确保如此。柯兹纳的辩护因此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未来的一些假设被证明有利可图，而一些则没有，因此前者是企业家发现而后者是罗宾斯式经济人数据。”确实如此，但是这种智慧不需要一个经济学家给出。

探索未来知识：通往沙尔克主义之路

柯兹纳强调发现和趋向均衡，对于坚实的经济学理论来说并不必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吸引理论版本中它只是增加了另外的问题。现在必须聚焦于另外一个困难领域，它不可避免地来自于将知识问题视为经济学核心。由于谈论知识和完全无知最终导致了被错误谈论的所谓的极端主观主义（说它错误，是因为其实它是伪主观主义）。如果知识只能在感知之后被获得，那么经济学（还有其他社会科学）只能是实证的，也就是人类行动的后验科学。现在严格地说，所有我们获得的知识都是后验知识，或者说感知之后的知识。我们总是必须提出另外的理由去辩护感知的普遍有效性，但是伪主观主义者只是（正确地）宣称不存在对于未来事件的经验，从中他们推出对于未来也不会有任何科学陈述。对于他们来说，未来是瞬息万变的、被遮盖的、原则上也是不可知的。

强调发现和趋向均衡根本不能避免这个结论，认为有一种叫做趋向均衡的知识生产机制，那是徒劳的。尽管相反来说，这种机制是柯兹纳对于市场理解的核心，人们或许会讨论这种机制是否是关键的。但是柯兹纳的趋向均衡理论着眼于并依赖于企业家发现的系统性特质（nature），否定这一点是几乎不可能的。无论将这种企业家发现的系统特征称为机制或其他什么，关键之处在于必须有一种恒常连接着可洞察事件和他们的洞察，也就是他们的发现。否则人们根本不能谈论一个理论，因为理论总是着眼于建立普遍规则。没有恒常，就没有规则。

当然柯兹纳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成功论述过这样一个理论，但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建立这样的理论是否可信。因为在这里，柯兹纳的企图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失败，尽管不是一无是处。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可洞察物体和它们的洞察之间存在恒常关系的信念必须被拒绝。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可行方法，我们对洞察力的确切原因毫无所知。

这个批评已经在上面提到过，唯一的反对就是宣称在时间过程中，行动人发现越来越多的行动状态。一旦我们已经发现一个物体，我们每天学习更好地处理它，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能够更好识别在什么状态下哪一个洞察是可以接受的。

即使这是真的，让我们提出三点：首先，这并不关涉缺乏一个可行的洞察理论。有主张认为，一旦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永远都知道，这个提议没有回答为什么我们知道。进一步，这个主张忽略了行动的条件不会停止改变这个事实。因此我们通过对于过去的事后评估所获得的知识不能简单运用于未来。然而最为重要的，这只能指向不同于人类行动的客体。那行动自身是什么情况呢？选择和洞察呢？选择及其结果的价格和价格扩散，能够被当作我们周遭毫无生气的事物来研究吗？答案是不能。不仅是从任何其他行动环境中推演出选择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刻画选择的原因。这样的理论必须假设在人类行动中存在一些恒常的东西，或者说，这个理论必须预设人们不能学习，而这是弄巧成拙的。

可以肯定，没有企业家会将自己的判断置于行动状态的单独分析而不是选择，他必须分析选择。但是为此他必须做情意学理解。因此，他不会得到一般性结论，不能在一般性规则上说我们发现价格扩散的知识的条件的有效性。

强调知识和发现，不能避免伪主观主义的陷阱。然而后者的教条确切来说并不是柯兹纳提出来的。在《市场过程的含义》书中，他侧重反驳了伪主观主义的情形，试图捍卫罗杰.加里森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的中间立场。然而在他自己的经济学教条基础上，这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均衡分析预设了所有信息被每一个市场参与者获知，那么他就不能反驳伪主观主义的辩护。然而在他对于后者的驳斥中，柯兹纳没有试图表明他们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宣称为重要的知识和完全无知问题。而是，他提供了一个杰出的常识性案例，这里他没有依靠知识和无知进行阐述，而是强调了行动和选择。他说：

通常的、外行的对于人类决策的认识是他们一些人表现得聪明，审慎和成功，从回溯来说，这些都是被认为对于取得一些欲求当中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决策。卡决策，通常的认识是证明已经取得成功。回溯来说，至少它们看起来已经错误，…这里就是我们与极端主观主义者明显不能取得一致的要点：根据接下来的事件，描述决策已经是恰当与否，这有还是没有意义呢？

这些论述，不是隐含地承认知识问题的无关紧要，那还是什么呢？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表明科兹纳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在他的《竞争和企业家精神》一个发人深省的段落中，他做了如下评述：

我对于企业家警觉的讨论已经小心谨慎地避免了谈论它的投机性特征，我当然认识到在一个不确定性世界中的每一个企业家决策，不管它看起来多么警觉，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赌博。但是我的目的是指出企业家决策——尽管它的不可避免的投机特性——代表着他对于盈利机会确实存在的判断。我重点强调的行动中的警觉元素，已经倾向于指出，不同于被我们世界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所麻木，人通过判断什么机会还没有被他人所利用而留给他而采取行动。

这是完备经济学的共同基础，然而科兹纳关于发现和趋向均衡的理论并没有将我们说服。正如下面小节要看到的，科兹纳的贡献是有缺陷的，依据庞巴维克和米塞斯对于市场过程的论述，人们至少有理由怀疑它们如此。

财产和经济计算的情形

市场过程分析依赖知识问题吗？

这个部分我们将讨论行动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市场过程和知识所表述，但完全能够根据财产和选择进行分析。让我们首先看看资本品价格在市场上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过程首先在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中得到表述，米塞斯称其为市场过程。强调知识问题重要性的提倡者宣称市场过程是有利的，因为这是一个扩散和交流信息的装置，然而这不是一个严谨分析的结论。

必须分为两步来厘清市场过程，也即，消费品价格的形成和资本品价格的形成。前者完全依赖于消费者个体价值，他们对一个产品的评价越高，他们将准备掏更多钱去交换它，这对资本品市场有直接影响。产品未来收益越高，人们就愿意掏出更多来交换它的生产要素。现在，每个资本品能够交易到它的拥有者得到的最高价格，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只有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生产效率的企业才能够成为现实。所有其他企业家只不过是不能支配所需要的资本品，他们不能付出与竞争者同样高的价格。

市场参与者知识在这个分析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具体地，上述结果中知识交流和扩散是必要的吗？对于后一个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竞争中的企业家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所需要购买的生产要素的其他使用方式，但是这一点儿也不改变结论，即市场价格形成的结果，是最有生产效率的企业能够成为现实。对于交易参与者，没有比当下交易更有利的替代性方案，这个结论是任何交换的必然含义。因此，即使每个单独的市场参与者仅仅知道怎么实现自己的方案，而对其他机会存在无知，市场过程仍然导向有益的结果。

市场过程的显著特征不是存在知识交流，价格形成确实隐含着项目之间的价值比较，这个比较与信息甄别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是通过行动使得竞争性项目得到比较的。因为一个企业家，只有他的项目能够实现更高的（经过折现的）的收入，他才会对生产要素付出更高的价格。

市场过程因此与选择和行动无法分开，知识和信息交流作为另一方面的含义，是次要的，而这是柯兹纳及其追随者分析问题的核心。确实，从柯兹纳每篇论文中，我们了解了市场过程的其他方面。然而，我们从柯兹纳市场过程中了解到的核心概念是通过价格得到的神秘启示，这个启示理论与米塞斯市场过程分析并无共同之处。因此，当柯兹纳以惋惜的口吻说“出现在米塞斯论文中近期阐明的一个趋势，是没有强调（或者直接说否定了）米塞斯系统中市场过程的核心观念”，这不啻是一个讽刺。确实，在损害米塞斯市场过程观念方面，可能没有人超过柯兹纳自已。

指出柯兹纳强调自己工作只是阐明米塞斯作品所显示出的高贵谦虚是一件事，而他的阐述在事实上是否等于否定了米塞斯的理论，则是另一件事。关于市场过程分析，柯兹纳宣称米塞斯和哈耶克之间并无不同，然而这却不是事实。哈耶克和柯兹纳心里想到的是学习过程，根本上是一个导致完美知识即均衡的过程。换句话说，柯兹纳和哈耶克一样，试图解释我们为何以及如何获得真相以及真实价格。他们相信这种解释是可能的，由于“这个过程中，事实被敲打进人们的意识当中，过程本身完全不受人的行动逻辑支配，它自然形成一种趋势，使得警觉的行动人注意到哪些有利于自己的服务。”柯兹纳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正是通过“错误”的实际价格必要的信息才得以显示，米塞斯则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他认为，市场过程分析意味着通过市场价格的形成发现人类行动的含义：

通过限制那些不能带来利润机会的消费品生产，它导致了价格上升的趋势。所有这些转变无休无止地进行，直到均匀轮转经济和静态均衡条件达到，他们才会停止下来。

米塞斯并没有试图解决哈耶克和柯兹纳想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均衡为什么可能出现，而是他并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干扰。在米塞斯那里，均衡是一个分析的必要工具，而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根本不依赖于均衡为何以及如何实现。准确来说，坚持市场将要趋向均衡的理论家们，隐含地（哈耶克）或者明显地（柯兹纳）否定了这一认识。尽管他们对于数理均衡理论家们的鄙视获得了坚实的辩护基础，他们不停地重复“市场过程”的术语，但是他们强烈相信均衡作为真实必须要被证明和解释。

这一切与米塞斯市场过程分析无关，从米塞斯的视角看，可能有均衡和非均衡价格，人们甚至可能追随柯兹纳说市场过程存在于持续的企业家竞争过程中的纠正非均衡市场价格。但是重要的是要清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纠正事实上隐含着市场的正确行动，这说明价格总是根据产权人可得的最佳信息来形成。因此，我卖给A西红柿而不是B，这个事实意味着，至少事先来说，这是对我财产的使用，因此市场上建立起来的价格好于任何其他对于财产使用的可能（以及因此其他价格），这些其他使用如果更好的话，那它们应该已经实现了。这是对于均衡和非均衡价格真正的理解，对他们没有分离的解释，所有价格都是市场价格，它们都必须如此被解释。

再怎么强调这一点都不过分，即这些对于市场过程的不同观点有着关键的含义，最重要一点在于这关系到市场过程分析的动态学。“过程”这个单词意味着这种分析被认为是事件的事件连续性，这反过来预设了人们能够在依次出现的事件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柯兹纳的基本错误在于他试图在先前事件和发现（或真判断）之间建立联系，由于这些联系在毫无内部矛盾的情形下是没有必然性的，它们不是一般地和无可置疑地有效的，柯兹纳只能靠断言来声称那些经验证据以证明自己。因此，他能够得到的经济学定理必然只能是经验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柯兹纳现在认为经济学建立在经验假定或经验事实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米塞斯对于市场过程的动态观点开始于认识到普遍稀缺性的事实，这就足够得到关于时间先后事件的先验知识命题。一些例子如：如果我现在消费更多那我必然未来不能消费这么多，除非我储蓄了更多，或者，如果我高估了我支配手段的数量，我将因此在未来早晚会发现自己犯了错误。

因此，关于市场过程分析，在庞巴维克、米塞斯的方面与在哈耶克、柯兹纳的方面，无疑并没有相近之处。然而最重要的，只有米塞斯的分析是建立相关理论的可行选择，这里不包括上面指出的哈耶克-柯兹纳方法的错误。

财产权与知识

上面我们已经论证经济学强调知识问题重要的倡议不能恰当处理现在还不能经验到的未来事件，然而这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行动条件。这个事实就是这种知识并不稀缺，知识问题因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经济学中占据位置，即知识必须被选择为利用的手段。但是知识选择完全依赖于行动人的财产权。

每当我们处理各种信息，我们经常知道很多办法去追求目的，比如如果我的公寓房间冷了，我能够通过体操锻炼或者更多的衣服来保暖，我也可以烧掉一些家具或者只要打开取暖器但付更多账单，我也可以坐在扶手椅里面发明一项新的技术，以相当现在成本一半的支出来加热我的房间。

确实，最后的办法是最好的。任何情况下，只要条件没有停止改变，我们仅只为了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准，总是需要获得新的知识。然而，经济科学并不需要处理影响知识获取的那些因素，经济学能否处理这些问题，这或许仍然存疑。这与当前问题没有重要关系，当前我们完全不关心判断行动成功与否的知识创造问题。我们也不牵扯减少无知的方法，而是必须考虑在行动中运用判断选择的支配性规律。

考虑一下点燃你的雪茄这个问题。你是利用火焰喷射器，火柴，加热焦炉知道它烧红，或者等待下一次闪电击中一片木头？在特定条件下每一个办法可能都是最恰当的。或者考虑很多从Harlem到曼哈顿下城区的技术上可行的办法，你可以坐地铁，直达地铁，出租车，自己驾车，租用巴士，租用直升机，买f-16和两座个人机场等等。当然有人会说后面的办法在正常情况下很荒唐，我们总是对于行动的状态判断是否合理或者荒唐，而不是行为本身。

我们能够支配的手段数量，即我们的财产总是有限的，因此选择意味着我们一些目的必然是不能实现的。我们不断地冒着所追求的目标重要性低于其他应该追求的目标的风险，我们必须选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行动，然而我们选择的是怎么利用自己的财产。行动意味着利用财产追求那些最重要的目的。

在选择最重要的行动中，我们隐含地选择部分技术性知识来进行利用。换句话说，我们的选择意味着在预期的行动状态下判断技术性知识的重要性，这个经济判断是我们唯一关心的。技术性知识本身，严格说来对于经济学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交流的、特定时间地点情形下的信息，在重要性中也是次要的。然而，与财产权无关的知识，我们都无法根据重要性来选择它。更重要的，一旦我们拥有财产，我们才知道那种知识是有用的，正是财产权引导着我们去发现有用的知识。

财产权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商品支配，然而在经济学知识中关于财产权有一种更为基本的含义，也就是占用。因为商品创造比分配更为基本，占用是财产权的核心。因此关于那种技术在流行条件下服务于被认为是最重要目的的问题，不能独立于产权制度来回答，这是最重要的。

显然，所有产权制度中，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享受消费者商品带来的服务，在所有产权制度中，消费者商品只能来自于人类的生产效率，也就是来自原始占用，生产和交换。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一种办法享受邻居们的商品，人们必须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它们，也就是必须给它们的主人以某种商品，这些主人们比我们更喜欢这种商品。然而这种商品必须在之前已经生产出来，交换因此意味着商品和价值的互相生产，进一步意味着只有价值生产率高的行动能够被证明是成功的，因此只有价值生产率高的知识被选择和寻求。

当然可能存在错误和失败，我们的技术性判断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在行动之后也能够发现我们没有追求到当前主导条件下最重要的目的，然而这无关于问题的关键。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我们的判断都关乎商品生产，生产商品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特占有方式，在这种企图中人们选择需要使用的技术。

在强制的体制中故事则完全不同。按照定义，不同于价值效率体制里的知识，这里的知识至少有时候更为重要（“有时候”程度依赖于行为范围和强制机构的持续性）。例如一种如何从别人那里获取果实而不引发对方反抗的知识，也有一种如何取得强制机构控制权和所有权的知识，也有一种如何劝导自己邻居们利用这种体制的知识。人们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增加无尽的内容，结果在通常意义上是一样的：暴力机构必须影响社会的知识结构，以便于它们施加影响于社会。

产权、经济计算和生产结构

但是这不是私有产权对于知识选择的全部内涵，它也增加了那些参与劳动分工的人的最大福利。我们绝大多数知识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有市场。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市场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选择过程，所有投资项目都根据价值生产效率进行比较，只有最具价值生产效率的项目才能被（事先）选择于执行。在市场上，个体知识的全部是持续地根据价值来比较的。

产权人冒险采用的知识的价值，是通过期望当中的市场交换来比较的。计算的利润意味着一个人的知识在当前条件下是有价值的，计算的损失说明他的知识不具有价值，它的使用夺走了那些更有价值生产率的企业的手段，因此阻碍了对于更有价值的知识的使用。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比较不会发生在独立于私有产权的自由漂移（freely-floatin）的知识片段里面，而是每一个企业都试图在它所知道的最高价值生产率条件下来使用财产。通过定价过程，这个企业的价值生产率得以与其他企业的价值生产率进行比较。企业家们估计未来经营能够实现的收益，然后通过计算，企业家知道他的财产能够交换到多少资本品，他不能付出超过资本品能够产生的折现的边际产品价值。只有当其他企业家不知道实现更高的资本品折现边际产品价值，他才能占用这个资本品。因此每一个生产要素都增进那些能够最有效率利用资本品的企业家的利益。这个知识是边际价值的知识，它是最有效率使用每一个交换商品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交换时为其拥有者所知。

那些比自己同伴们具有更高价值生产率想法的市场参与者，却不幸因为缺乏资本而不能实现自己的企图，这是不能想象的，讨论这种事件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用处的。确实，一个人的财富经常显示他的技能专长，但因为讨论的需要，让我们假设上述情景的可能性。这个人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得自己的一些同伴的信任，并让同伴们能将项目必须的资金借给自己。如果他们获得了资本，事情将有利于他们，也有利于其他人。然而如果他们发现没有人支持他们，那会怎么样呢？这将会不利于全部其他市场参与者吗？这些人现在剥夺了最有价值生产率的投资。这种辩论没有看到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分割市场。一个人的财产不只是他购买资本品的基金，也是自己消耗的基金。真正的事实是，我们认为那些提高福利的项目之所以没有获得必要资金，意味着其他所有市场参与者认为其他投资项目更具有价值生产率。人们不能从错误的可能性中分离出财产，没有人只能成功。如果人们没有以价值生产率方式使用财产，那么他就错误地消耗了它们。

让我们重温，事先计算不包括基于过去市场价格地计算，它是基于未来价格预期的量化判断。然而，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计算是当前市场价格的来源，这些价格持续地在市场过程中形成。我们将它们看作行动的主导条件下的产物。为了明白起见，考虑这些条件发生于其间的变化，我们形成一个对于未来价格的判断。没有当前货币价格提供的基础，这个过程将不可能。当前价格令计算、因此让最具有价值生产率技术的选择在主导条件下可行，这一点并非直接明显。它们可以没有信息交流的功能，因为它们只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起点，如果也是不可或缺的起点。如果任何价格具有一种信息交流的功能，它就是未来价格，但是明天的价格我们甚至都不能知道。

另外，既然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成功的经济计算，边际价值知识也不能被识别。产权和经济计算明显地优先于识别要利用的知识。这个事实表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计划、也就是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最重要的问题。即使人们知道了要达到的目的，也不能识别边际价值知识，由此我们在任何时间点都不知道采取哪个行动在达到目的当中最具有价值生产率。识别这些行动，私有产权是必要的，否则没有资本结构能够建立起来。

结  论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者将受阻于无法进行狭义算数意义的计算，即使它们占有全部市场真实价格信息。

根本上只有过去市场价格能够被觉察到并因此传递任何信息，然而市场参与者关心的是未来的价格而非过去。进一步说，由于过去价格和未来价格之间没有一般关系，人们不能由前者获知后者。因此，不是知识而是企业家判断驱动了市场过程。

最为重要的是，所有关于技术的相关信息（在经济学意义上）不是行动的原因，而是行动的结果。市场过程不是学习而本质上是选择过程。生产要素的竞争只允许那些被认为是在一定条件下最有价值生产率的技术观念的实现。这个竞争依据计算，没有它们，边际价值知识不能被识别。

为什么市场价格优越于中央计划者处理的价格？哈耶克、柯兹纳及其追随者相信市场价格更为优越是因为它的功能在于传递信息。相比之下，米塞斯表明市场价格的主要优势应该归功于它的起源。真实市场价格起源于自愿合作，它们不能被模拟，不能被理智探索因为它们的意义无关乎真理知识，它们只能由企业家行动带来。只有不受阻碍干预的私有产权能够保证由价值生产率激发的选择行动。（文章选自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1997年第1期，由陈文清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