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癖 / 会心不远·春秋亭藏砚集 / 四六文摘

会心不远·春秋亭藏砚展

指导单位:中国民协砚委会

主办单位：嘉兴市文联

承办单位：嘉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嘉兴市收藏行业协会

时间：2020年11月22日至12月30日

地址：嘉兴博物馆三楼

砚,作为古代文人书斋的必备首器，承载了“著书立学、经世功名”的实际功用和心理期许，尤其是历代文人名家参与书写镌刻铭文内容的古砚，既蕴含了作者寄志寓兴的内容，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间接见证。

此次展出的九十九方铭文砚系嘉兴藏家“春秋亭主人”俞星伟从他的个人藏砚中精选而来，均为明清两代文人名家带铭刻用砚，材质比较丰富，内容十分精彩。并出版展览图录《春秋亭藏砚集》。

春秋亭藏砚集·会心处不远矣

俞星伟编

由西泠印社出版的《春秋亭藏砚集》分上下两卷，一为《会心处》，一为《不远矣》，书中的九十九方铭文砚，是春秋亭主人历经十余年辗转所得的数百方砚台中铭心之选。

“无砚不文人”，宋代苏易简《砚谱》云：“谱言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唯砚而已。”意思是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中，前三项都属于消耗品，唯有砚常置案头最为隽永，足耐人摩挲玩赏。宋唐庚《古砚铭序》：“砚与笔墨出处相近，独寿夭不相近也。笔之寿以日计，墨之寿以月记，砚之寿以世计。”于是砚台成了承载文人情怀的文房首器，他们奉砚为田，以笔代耕，染翰挥毫，百世相传。其中更有爱砚成癖，倾倒成痴者，赫赫有名的就有苏东坡、米芾等。历朝历代不仅藏砚玩砚者众，给砚台写铭作赋亦蔚为风尚。褚遂良“润以德，式以方”的砚铭几乎成了后人铭砚借鉴的永恒主题。

蔣之翹自藏銘文端硯

长 123 毫米宽 86 毫米高 25 毫米

《苏东坡文集》有砚铭十五篇，砚诗十一首，未收录者尚难以探究，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我生无田食破砚”，足见其爱砚之深。世人皆言，“文人砚发端于宋，兴于明清。明代陈继儒《妮古录》中谓：“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至清一代，爱砚之风更甚。乾隆皇帝好砚，其御用砚多亲题砚铭，还将内府所藏，编为《西清砚谱》，堪称砚台鉴藏著录中的《石渠宝笈》。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平生癖好收藏砚石，据说最多时达千余方，且又择其佳品镌刻铭跋，将题署的心爱之砚加以收集，著成《砚史》四卷。清人汪心农得一方好砚，专门为之筑庐，名“试砚斋”。书法家金农更有意思，有人劝他积钱购田致富，他却拒之，并曰：“予平昔无他嗜好，唯与砚为友”。他背着祖传的砚台，游食四方，笔耕墨耨，以卖字画所得之钱搜购名砚。当他攒得一百零二方佳砚时，自谓“百二砚田富翁”。他著有《冬心斋砚铭》一卷，为砚台作铭九十五首之多。

朱彝尊狷石表弟銘鳳池端硯

长 175 毫米宽 106 毫米高 22 毫米

访砚、藏砚、赏砚已成为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代沈石友蓄砚一百五十八方，这些砚铭均为吴昌硕篆，赵石刻，后汇编成《沈氏砚林》，他说“古人所谓性命可轻，至宝是保”。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誉为“海内藏砚第一人”，所藏编为《归云楼砚谱》。其弟徐世章也有同好，自称“闲人以砚为忙事”：其著《藏砚手记》写道：“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美，刻工之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形之于砚”。可见砚是文人用意最多，用情最深的铭心之物，砚因文人的介入，使之成为艺术品格与生活形态的象征，再细微的思绪，只要与砚交集，就会焕发出别样情趣来。

阮元注《曾子十篇》用硯

长 180 毫米宽 126 毫米高 33 毫米

启功先生曾有一方特别喜爱的康熙古砚，砚铭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先生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可见砚品之“坚”“净”二字得到其高度认同。1978年，启功先生得到一方淄砚，喜之铭曰：“锋发墨，不伤笔，箧中砚，此第一。得宝年，六十七，一片石，几两屐。粗砚贫交，艰难所共，当欲黑时识其用。”后见砚的右侧有一裂纹，甚惜，逢肇庆端砚厂黄东荣厂长来访，愿以此砚换一端砚，先生婉拒，说您帮我粘粘就行。砚台粘好，先生又挥毫：“破砚重粘，依然全瓦，磨墨而书，吾神来也。”若以实用观之，砚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

張廷濟沈質君銘玉堂小硯

长 107 毫米宽 80 毫米高 18 毫米

然而千百年来，人们已将砚石之天然与文人之性灵逐渐融合成趣，不但使砚有别于其他文房用具的单纯工艺品属性，更让砚拥有了自己集书法，篆刻，绘画，雕塑，材质，诗文为一体的文化内涵。文心未泯，砚痴尚存。嘉禾春秋亭主人俞星伟兄致力集藏铭文砚有年，其自云：“唐以前砚多无铭，固以气韵胜矣。晚唐至北宋，砚制臻于鼎盛，南渡后便已气弱，不足道哉！余尝私谓：宋以前之艺术为神而作，故重于精神。宋以后之艺术为人而作，故悦于工艺。因说宋亡后并无艺术可言，充其量但存人文情趣而已。余取砚非不重古而爱明清，奈吾邦无此出土资源，余玩砚又晚，不欲步人后尘，乃特另辟蹊径、弃短扬长，专此明清铭文一项，自得怡乐尔。”一晃十余年，庚子秋，《春秋亭藏砚集》终于付梓发行，让众人暨《竹深处》个展之后又一次看到了这位年轻的资深收藏家独到的眼光。

六舟銘元康七年磚硯

长 73 毫米宽 70 毫米高 20 毫米

是书填补了古铭文砚书籍的空白，他在《会心处》的序中写道，“昔人谓‘砚贵有铭’。诚然。其无铭者，质不过石，用无非器。”有了铭文，有了这块砚台前世今生的历代主人、藏家加诸其上的来历、故事、情感，一块砚台才真正焕发出一种超越了本身实体与现实空间的精神意趣。因此本书亦不满足于一般砚谱仅以图胜的常规做法，而是撰文将藏砚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像极了前人笔记，涉笔成趣，令人解颐。他曾说：“我讨厌人云亦云，前人的观点，我一定要自己领会一遍，有自己的见解很重要。”明人张岱说:“人无癖,不与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嘉兴自古物阜民丰，人文鼎盛，收藏界更是卧虎藏龙，名家辈出。远有项子京，李日华、张廷济，近有钱镜塘、钱君匋……地灵人杰，薪火不灭。如今欣逢盛世，古董艺术品收藏大热，然此道清浊交错，讳莫如深，新人往往不得其门而入。春秋亭主人作为享誉业内的行家早年就曾作私人古玩笔记《故泥斋杂缀》将鉴古心得，收藏故事嘉惠士林，洛阳纸贵。如今又以“砚”为线索，探寻其中蕴藏的文人心迹。

項子京銘雲龍紋焚餘硯

长 177 毫米宽 145 毫米高 30 毫米

此次出版的《春秋亭藏砚集》分上下两卷，一为《会心处》，一为《不远矣》，书中的九十九方铭文砚，是其历经十余年辗转所得的数百方砚台中铭心之选。阮元注《曾子十篇》砚、陈抱之唐经幢残石写经砚、“凌曙珍藏”校书砚、听云主人绿石写生砚、竹虚斋诗砚、钱叔盖铭“小梅花庵书画研”、玉遮山樵行箧砚、杜文澜著书砚、蒋元龙铭张松孙写金经百部之砚……光看这些砚名，就仿若古时情景浮现眼前……铭文砚精彩，作者的叙述同样引人入胜。即便只看文稿，也已令人神往那个砚中的世界。

周亮工銘石渠行篋硯

长 83 毫米宽 86 毫米高 16 毫米

九十九方砚如九十九回小说，读之令人连呼过瘾。其云：“人或视余为砚痴、为骨董商贩，实则我久已与古为徒，消融彼此，心意并不在物，又何尝仅以职业视之，此间行状无足与不知者道也。夫砚事虽小，犹可见己、见史、见众生，故知世事大道固不在门类别矣！”可见文人爱砚，并非因为它有昂贵的价值，而是因为小小一方砚里蕴含的文化内涵。无论纹质迤逦的天生奇美,还是盘曲随形的自然神工,亦或遒劲炼骨的书法铭文,它们最终都将文人窥天鉴地的性灵,一并投射到这方寸之间。春秋亭主人自谓：“今之藏砚家或取年代久远，形式别样，琢制精良，材质名贵，独于铭刻一项，莫辩真赝，畏而远之。余故知难而上，非铭不取。盖真者自真，岂因赝伪充斥而兼弃真者？古物鉴赏之道并无深奥，但经验比较之积累尔。然鉴家之眼力自非朝夕之功，前辈曰“望气”，闻则玄妙，实则舍此并无良径。知者明此会心一笑，不知者不足为赘道矣！”

“匪以玩物，维以养德。”收藏之物众多，但唯有砚与文人之心最为贴近。赏砚犹胜读诗书，其中嗅出的是墨翰负笈的缕缕书香。本书中，收录有阮元、瞿子冶这样的名家手铭之砚，有六舟上人手制并铭的精巧砖砚，有呕血摹刻《砚史》的篆刻名手王子若铭砚……砚上镌刻的文辞，无一不是砚主人的内心独白与座右。砚铭虽短,却字字千金,均是砚主人的真情流露,情感寄托。砚铭多以纪年、题名、赞颂、箴戒、述志、抒怀、鉴赏、馈赠等为内容，是文学美与艺术美融为一体的典范。手艺的传承、文脉的延续在一方砚石上达到物我两忘的永恒。书中每方砚还精心制作了砚拓，将独乐化为众乐，令铭文砚文化放大、延展。无论你是爱砚之人，还是喜爱金石书画，或只是向往古人的风雅情趣，都能在其中找到心头所好。

吴雲銘澄泥仿瓦當硯

长 143 毫米宽 135 毫米高 25 毫米

古人所刻砚铭，虽然受地方狭小所限只能寥寥数语，但大多富含哲理，兼具风雅，缘物寄情言志，发人深思。如张廷济为沈质君铭玉堂小砚，其文曰：“吾家书塾，比君老屋。月落更阑，听君夜读。谈艺时过，便便满腹。庠序兴贤，玉堂可卜。砥砺廉隅，且无欲速。会聘席珍，蕲君多福。嘉庆戊辰中秋望日，质君属，张廷济铭并书。”俞星伟考证，铭书落款“廷济”二字非若习见真楷，而作草书。参看张氏早年书迹，正有相同者。又，张叔未《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有西晋元康二年砖砚，翁方纲为之题铭，属沈质君铁笔镌成。质君有覆张叔未一札，可知沈质君是张廷济东邻表侄，感情至深，砚铭中人物身份、经历可得确证无疑。

沈涵銘風字澄泥硯

长 155 毫米宽 125 毫米高 16 毫米

阮元注《曾子十篇》用砚铭文曰：“中四德，通六艺。省言行，谨身世。测天圆，穷礼制。圣所传，贤勿替。”，“戊午夏，用此砚注释曾子十篇，成叙并铭于砚侧。广陵经生阮元识。”经俞星伟考证，戊午为嘉庆三年，时阮氏三十五岁。伯元弟子乌程张鉴所录《雷塘庵主弟子记》今称《阮元年谱》者：“嘉庆三年，六月，注释曾子十篇成……”，阮氏《揅经室四集》卷二中曰“注《曾子》砚铭……”，又从形制、砚作、材质、形制、年代、盒装等方面判断，此砚俱能得体，不失为一方佳砚。

沈伯雨銘黼文花形硯

长 167 毫米宽 124 毫米高 55 毫米

尧峰铭歙石仿瓦当砚铭文曰：“松叔新安差旋时贻此砚，质细润，极蓄墨，诚歙石中之正品。随历扬徐荆楚，守墨益我几近廿年，爰为之铭曰‘圆而神，细而腻。生勿离，死则置。子若孙，贤愚异。贫易粮，非所计。苟不然，遭天忌。能磨穿，吾幸冀。’光绪丙戌尧峰铭，时客楚北之明年”俞星伟写道，铭文砚中以叙事铭文最佳，描述型制、材质者次之，穷款、斋堂号或抄录前人旧铭者更次之。此方于材质、来历、寄语、年代，一一述及清楚，除砚作本身之外，复涵带昔人文作、心情，实属难得之古器。而当他与诸位好友齐聚春秋亭中，目睹古人爱砚之情如此，“生勿离，死则置”，都感同身受，为之唏嘘不已。

趙桐孫銘蓋壽星雲蝠紋歙硯

长 206 毫米宽 160 毫米高 20 毫米

陈珏铭绿端砚铭文曰：“绿石宋以来书家雕琢为砚亦甚赏鉴，然不甚重于粤东。戊戌岁，皇上以万机之暇仿汉唐历代宫砚七种，採石肇庆，而绿石亦得与端溪星岩并进，由是竞相珍重，身价顿昂。因思物之显晦有数，儒者为席上珍，固应安分待时耳。檇李陈珏跋。”俞星伟考证，视陈氏此跋，馆体楷书，行文遇“皇上”、“进”等字另起一行，拔高于他字，礼合规范，当系原刻真铭。绿端旧砚不难得，此铭难得述及绿端珍贵之因由实自乾隆始也，颇可为砚史之佐证资料。

聲山銘“三甲傳臚”荷葉硯

长 148 毫米宽 178 毫米高 25 毫米

《骨董十三说》尝谓：真好骨董者应该追本溯源，明辨骨董之由来，究其理，明其源，辨真伪，唯有彻见古物方可谓为真好，否则只是随世俯仰，人云亦云，不明就里的俗人之好而已。何为真好？如何赏鉴古物？早在洪武，云间曹昭即有这样的阐释：“予自幼性亦嗜之，侍于先子之侧，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非而后已。……尝见近世纨绔子弟，习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虽爱而目未之识矣。”许多人不藏铭文砚，是对铭文砚有着“十铭九假”的刻板印象。俞星伟认为，古之文人名家几乎无人不有题砚、铭砚之举，难道因为自身鉴识眼力不济就一概否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