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明丨远房老叔
远房老叔其实不远也不老，按辈分还没出“五服”，按年龄他今年也就刚满六十。而我之所以称他为老叔，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一根不接受新生事物、只认死理的“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像复活的木乃伊，初到地球的火星人。
二十年前，我考上大学，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那时还年轻的这位老叔来给我送行，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学好，不要学瞎包（不成气、没出息）。而他把不成气、没出息归结到穿“扫地”裤、花褂子，戴“蛤蟆”镜、留长头发上了，说得我好像不是去上学，而是要当阿飞流氓。
半年之后，我放假回家，第二天晚上他又到了我家，见我穿戴依旧，“完好”如初，高兴地咧着嘴说我“不孬”，但我一说话却让他拉长了脸。原来，他问我什么时间回来时，我用普通话说：“昨晚回来的”。听我用普通话和他说话，先是冲着我撇了撇嘴，用地道的家乡话调侃我，说我是坐着“碗儿”不是坐“盆”回来的，害得我挨了父亲好大一顿训……
自从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年多年，每天上班下班，每天下班上班，如同上足弦的钟表，“咔嚓”“咔嚓”地沿着既定的刻度，驱赶着“秒针”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匆匆的脚步，所以很少回老家，也就没有见过这位老叔。直到我浏览报纸时，偶然发现我小村的名字，发现我小村变了模样，从而激发起我回家看看的欲望，于是从“二点一线”的轨迹中挣脱出来，心随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汽车，回到了自家的“草窝儿”。
下午三点多，我在高速公路的出口下了车，一手提着旅行包，一手提着笔记本电脑，拐进了一条通向老家的柏油马路。马路上，来往的汽车，首尾相连，一辆接着一辆，仿佛像上足了弦的那架钟表，永不停歇；马路的两侧，碗口粗的梧桐树叶已纷纷脱落，只有挺拔的树干倔强地迎合着温暖的阳光，如同看到母亲熟悉的身影，让我的血液自然地沸腾。步行了十多分钟，只见路旁的饭店、旅馆、超市、理发店越来越多，越来越挤；一个接着一个的霓虹灯、广告牌，向四处延伸，向空中矗立，就像热情的乡亲夹道欢迎我这个迟归的游子。
越近村庄，路上的行人越多，多的甚至有些拥挤，我不得不把电脑包挂在胸前，把旅行包背在身上。还没走到村口，就听路边有人喊我，我四处寻找，发现拉面馆门前的台阶上，站着远房的老叔。他头上戴着耳机，手里拎着少儿读物，而腰上还挂着随时听，怎么看怎么不像他这个年龄的打份。
见他老来装酷的扮相，想笑而没敢笑，挤过人群，走近台阶，用地道的家乡话喊了一声老叔，问道：“你在这‘呼塔儿揍啥来着（你在这里干什么了）’？”
“木干么（没干什么）。这不庄里建起物流中心后，没有地种了就开了这家拉面馆。”他一边用家乡普通话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挺了挺腰胸脯，又明知故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不刚下了车还木（没有）走到家呢。”我还是用地道的家乡话和他说话：“怪不得老叔‘洋获（指臭美）’起来了呢，原来当老板啦！”
不曾想，他仰着头，咧着嘴，“嗬嗬”地笑了起来，笑得撑起了脸上七横八纵的皱纹。笑完之后，他还是用家乡普通话认真地跟我说：“俺这可不是‘洋获’。俺这是用来学习普通话的！”
“哟嗬！老叔这么大年纪了，怎么想起来学习普通话了？”
“俺这是与时俱进。亏你还是公家人，在省城里呆了这么多年，连这也不知道？”他带着不屑的口气说。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些生气，急忙赔着不是给他解释：“老叔，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这年龄了，学习普通话还有什么用呢？”
“嘁！用处大着咧。”他把那本少儿读物夹在胳膊窝里，掰着手指头感慨地说：“一是让南来北往的外地人能听懂咱的话；二是别让外地人说咱没风度；三是咱也得学着做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
嗨！这才是我的老叔，我没有出五服的老叔。
本文发表于
《博览群书》2014年第一期
作 者 简 介
郭光明，男，山东济南人，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协全委会委员、济南市历城区作协副主席。著有《心灵隽语》、《一窖浓郁的陈年美酒》、《郭光明散文选》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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