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赛、拿奖、卖彩票，城市体育还能做什么？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余蕊均，36氪经授权发布。
到2019年底，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3万元。如果以家庭年收入10万~50万元作为标准，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
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一个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健康和生活方式上增加支出，特别是今年，疫情更触发了人们体育消费的“动机”：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耐克、阿迪达斯等突破1亿元成交额；苏宁双十一1小时战报显示运动服饰销售增长达3.5倍；Keep、乐刻运动等健身品牌的成绩也明显优于往年。
不仅企业嗅到了商机，各地也释放出更为明确的信号。就在本月初，上海正式印发《上海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纲要》，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体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范畴，从顶层设计到地方意见，都在强调一层重要含义——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既有利于“健康中国”的实现，也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政策的强力加持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似乎都在宣告着，体育产业正在驶入“快车道”。城叔梳理了17个“万亿俱乐部”成员的基本面，除了办赛、拿奖、卖彩票，城市还能做什么？
目标5万亿
说起体育产业，不得不提国务院46号文件。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即46号文件），对“体育产业体系”有明确表述——
产业体系更加完善。健身休闲、竞赛表演、场馆服务、中介培训、体育用品制造与销售等体育产业各门类协同发展，产业组织形态和集聚模式更加丰富。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体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层次更加多样，供给充足。
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地方层面，2015年前后曾陆续发文跟进。北京、上海均设定了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3000亿”的目标，广东超过9000亿元。
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曾公开表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体育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达到1~3％，而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目前（2015年）仅占GDP的0.63%。按发达国家一般水平的2%计算，我国体育产业还有加两倍甚至翻两番的发展空间。
今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2018年度的体育产业统计数据。经核算，2018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26579亿元，较2017年增长20.9%；产业增加值达到10078亿元，较2017年增长29.0%，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比重达到1.1%。
对比来看，2018年，体育产业总规模任务已过半，但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刚刚过线，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公开资料还显示，“万亿俱乐部”成员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未能达到2%。
宁波——2018年体育产业总产值为503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达169亿元，占GDP比重为1.51%，超过浙江全省平均水平0.21个百分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
长沙——截止2018年底，体育产业总产出为279.80亿元，增加值117.83亿元，占长沙同期GDP比重为1.07%
苏州——2016年度全市体育及相关产业总规模达737.13亿元，比上年增长5.1%。体育及相关产业完成增加值224.36亿元，增长7.8%，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45%。
青岛——2015年体育产业增加值130亿元，占当年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5%，远高于山东全省平均水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00亿元；2018年体育产业总产出（总规模）为561.48亿元，居全省第一，占全省的22.8%
需要说明的是，2018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国家体育总局首次以四经普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身份参与其中。有观点认为，此举说明“体育产业成为重点监测产业，引人注目”。
按照官方说法，参与“四经普”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于形成了体育产业领域的两份统计公报，即体育产业核算公报和体育产业统计公报。不过，截至发稿，城叔未能找到相关数据。
城市基本盘
由于统计问题，体育产业发展境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尺。我们通过公开数据、报道梳理了一些共性指标。
首先是重赛事。承办一场顶级赛事，不仅可以拉动消费、提振经济，还能迅速在专业领域产生影响力，如果是奥运会，影响面无疑更全面。
17个“万亿俱乐部”成员中，北京独树一帜，是“双奥之城”；
上海集齐了五大专业赛事（F1、网球、斯诺克、马术、田径），可以说是顶级赛事登陆中国的首选地；
南京从2014年青奥会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斩获，受疫情影响，最新的2020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已延期至明年3月；
杭州正在筹备2022年亚运会，成都也在忙着准备明年的大运会（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英国体育市场情报研究和数据服务机构SPORTCAL高级客户经理Henri de La Grandville曾解释说，在全球体育城市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中，会使用一系列涵盖经济、体育、媒体和社会影响的数据，其中，赛事部分的权重最大。
从统计公报看，描述性指标较为齐全，各地往往会展现这一年“拿得出手”的重大赛事活动，以及体育人才实力。2019年↓↓↓
在定量指标中，与体育产业相关的内容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
从2019年的数据看，深圳的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销售额增速快于全部商品销售额增速，有一定拉动作用；重庆和南京则相反——社消零总额实现正增长，体育娱乐用品类同比分别下降16%、2.7%。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广州、佛山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下降；北京的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同比下降2.3%，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77.0%。
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认为，从国务院46号文件至今，政策层面的支持为体育供给侧带来了利好，比如竞赛表演业、赛事审批权的放开，包括一些区域性政策的扶持，都引发了投资热情，客观上推动了一定量的资金投入。
但产业的发展依赖企业的努力，企业的努力又取决于消费市场。
张庆向城叔表示，虽然目前具备体育消费能力的人口数量相当可观（4亿中等收入人群），但消费意识还有待开发，“总体而言消费市场还处在培育期”。也因此，投资界会更理性地看待这个朝阳产业。
从业内的普遍观点来看，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意愿以及能够接触到的体育资源，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这些城市在新赛道上的竞争力，但考虑到体育消费需要“时间成本”，二三线城市同样有机会。
换句话说，体育消费市场的壮大，需要能力、意愿、时间共同支撑。
目前，地方统计公报多把“体育”归在社会事业范畴（未纳入产业经济门类），在为数不多的表述中，除了办几场赛，拿多少奖，该部分还披露了体彩有关情况。
按照业内说法，一般可以用一个“同心圆”来描述体育产业：
最内核是体育本体，包括竞赛表演业（如NBA）和体验健身消费（如购买私教课）；第二圈是体育相关产业，比如体育培育、体育传媒，简单来说就是为本体产业提供服务；最外围，则是装备制造、场馆建设等。
今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宣布由40个城市开展“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希望推动体育消费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而归根到底，消费要落脚到“人”。
城叔以为，上海最新发布的建设纲要中，把“建设人人运动、人人健康的活力之城”作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第一任务，是一个好的信号。